《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Digital public servic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rural China: health and multidomain lifestyle pathways in the cross-provincial Dabie Mountain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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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引言：在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以及日益强调健康、食品购买可及性与生活方式综合路径的背景下，数字公共服务（Digital Public Services, DPS）对农村公共卫生日益重要。然而，在地理受限的山地地区，关于综合性DPS与主观幸福感（Subjec
摘要
引言：在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以及日益强调健康、食品购买可及性与生活方式综合路径的背景下，数字公共服务（Digital Public Services, DPS）对农村公共卫生日益重要。然而，在地理受限的山地地区，关于综合性DPS与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之间的关联，以及该关联背后的健康与生活方式相关路径，目前所知甚少。
方法：本研究利用来自大别山地区26个县1,287名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采用熵权法构建综合性DPS与SWB指数，并以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作为基线估计方法，辅以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敏感性分析。
结果：结果表明，DPS与SWB呈正相关，且该关联在多种替代设定下保持稳定。估计系数在安徽省片区、低收入家庭以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居民中描述性更大。各项探索性模型提供了与五条潜在间接路径一致的证据：生计稳定性与收入多样化、教育与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文化与社会互动的丰富、日常生活购买与配送便利性的增强，以及综合健康与多领域生活方式行为的改善（包括身体活动、睡眠质量、压力管理和数字健康工具的使用）。
讨论：这些发现表明，DPS可能通过服务获取、数字购买与配送功能以及技术支持的多领域健康管理来支持农村福祉，为山区社区综合数字公共服务战略的设计提供了情境特定的实证证据。
**论文解读：《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发文揭示中国农村数字公共服务与主观幸福感的关联及多领域路径**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是评估国家或地区发展质量与民生改善的核心指标，也反映了政府对公共福利的承诺。尽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2013至2017年间中国满意家庭比例从56.7%上升至70.2%，但2026年《世界幸福报告》显示，中国在147个国家中排名第65位，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中国拥有超过4亿农村人口，农村地区长期受地理阻隔和城乡差距制约，居民幸福感水平相对较低。在山地社区，地理隔离还限制了健康信息获取、日常食品购买与配送服务以及维持规律身体活动、健康睡眠和有效压力管理的机会。
在国家数字乡村发展和全面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成为缩小城乡服务差距、优化资源配置和支持农村福祉的关键途径。数字公共服务（Digital Public Services, DPS）将数字技术与教育、医疗、政府服务和日常生活服务相融合，能够减少时空障碍、降低服务获取成本，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然而，跨省山区农村仍面临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服务供给不均衡和使用率低等问题，可能限制DPS带来的福祉效益。
大别山地区是中国中部典型的跨省山区，覆盖安徽、湖北、河南三省的26个县。该地区具有广泛的山地丘陵、分散的农村聚落、相对不足的数字基础设施和不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同于以往研究中的单省样本，大别山地区各省份共享相似的地形约束，但省级政策支持和数字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这为考察DPS与农村居民SWB之间的关联、异质性模式和潜在间接路径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证情境。
现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国际上多数研究基于单一国家样本，鲜有研究关注跨行政区山区的独特挑战；国内研究多聚焦单一省份或地理同质区域，缺乏跨省山区的实证证据；许多研究将数字技术和公共服务视为独立分析因素，而非综合性DPS系统；测量方式过于简化，常使用互联网普及率或总体服务满意度等单一指标；多数研究未能充分处理潜在混杂和反向关联问题；更重要的是，现有研究很少通过健康相关行为和补充性生活方式因素（如身体活动、睡眠质量和压力调节）识别连接DPS与农村居民福祉的中间机制。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为填补上述空白，本研究聚焦于横跨安徽、湖北、河南三省的大别山地区农村居民。数据收集于2024年2月至9月进行，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设计，按照省—县—乡镇—村—居民的五级框架抽取样本。具体从每省选取8至9个县，每县选取2至3个乡镇，每乡镇选取2至3个重点村，每村随机访谈8至10名农村居民。纳入标准为年龄18至65岁、在村居住至少1年且非临时外出务工人员。最终有效分析样本包括1,287名受访者，有效应答率为80.4%。无效与有效问卷的可观测特征比较显示无显著差异（所有p值均大于0.10），表明不存在显著的应答偏差。
主要技术方法包括：采用熵权法构建综合DPS和SWB指数；以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作为基线估计模型；使用有序Probit（Ordered Probit）模型作为稳健性检验；采用县级平均地形坡度作为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 IV）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敏感性分析；使用两步OLS中介分析框架探索五条潜在间接路径，并基于5,000次自助抽样（Bootstrap）计算偏差校正加速（Bias-Corrected and Accelerated, BCa）置信区间。
**三、主要研究结果**
**3.1 基线回归结果**
基线OLS回归显示，DPS与SWB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在仅包含DPS的模型中，DPS系数为0.186（p<0.01）；逐步加入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县域经济特征后，DPS系数降至0.131，但仍保持1%水平的统计显著性。这表明DPS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SWB指数相应提高0.131个单位。控制变量方面，年龄与SWB呈负相关，已婚受访者报告更高SWB，感知社会公平性与SWB正相关。
**3.2 稳健性检验与工具变量敏感性分析**
四项稳健性检验均支持基线结果的稳定性：采用因子分析重构DPS指数后系数仍显著为正（0.126）；使用单项目SWB测量时系数为0.108且显著；对SWB进行1%缩尾处理后系数为0.132；有序Probit模型系数为0.088且显著。工具变量敏感性分析中，第一阶段地形坡度与DPS呈显著负相关（系数=-0.321，t=-13.59），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为184.7，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预测DPS系数为0.211（p<0.01），与基线结果方向一致。
**3.3 异质性分析**
DPS子维度回归显示，四个子维度均与SWB正相关，其中数字医疗系数最大（0.209），其次是数字教育（0.187）、数字政府服务（0.109）和数字生活服务（0.102）。分组回归显示，DPS系数在安徽省片区最大（0.161），其次是湖北省（0.135）和河南省（0.103）；低收入组系数最大（0.174），其次是中等收入组（0.126），高收入组不显著；低教育组系数（0.157）大于高教育组（0.112）。
**3.4 间接路径分析**
五条潜在间接路径均获得探索性支持：生计稳定性与收入多样化（M1）的间接关联为0.0211；教育与医疗服务质量的间接关联为0.0202；文化与社会互动（M3）的间接关联最大，为0.0262；日常生活购买与配送便利性（M4）的间接关联为0.0091；综合健康与生活方式行为（M5）的间接关联为0.0164。所有间接关联的95% BCa自助置信区间均不包含零。其中，文化与社会互动路径的间接关联估计值最大，而日常生活购买与配送便利性路径相对较弱。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发现具有三方面理论意义：其一，扩展了基础设施禀赋视角，表明DPS与福祉的关联不仅取决于总体基础设施覆盖率，还受政府间政策支持强度和分散村庄基础设施渗透深度的影响；其二，为数字素养门槛视角增添了细微差别，低教育群体中更大的DPS-SWB系数可能反映了包容性服务设计和协助访问的效果；其三，通过将身体活动、睡眠、压力管理、数字健康使用和食品购买便利性纳入机制框架，将DPS研究连接至多领域生活方式路径。
研究结论为：第一，DPS水平与农村居民SWB稳定正相关；第二，系数在低收入、低教育群体中描述性更大，且在各省片区之间存在描述性差异；第三，该关联涉及多条互补路径，包括社会文化联系、生计稳定性与收入多样化、教育与医疗服务质量的改善、日常生活购买与配送便利性以及综合健康与生活方式行为。总体而言，DPS与福祉正相关，且可能在地理弱势农村地区提供相对包容的效益。政策建议包括：三省片区实施差异化策略；优先增强生计韧性和稳定家庭收入的项目；提高可及性和包容性以惠及低收入和低教育群体；综合考虑五条路径；将健康和多领域生活方式支持整合到DPS体系中；加强三省间的跨省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