躯体残疾个体身体活动与生活质量关系中自感健康与体能的中介作用：自尊的调节作用

《Frontiers in Psychology》：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perceived health and fitnes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y and quality of life among individuals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elf-esteem

　　

背景：本研究旨在探讨连接身体活动 (PA) 与躯体残疾个体 生活质量 的心理机制。研究检验了三个假设：(1) 自感健康与自感体能介导了涉及PA、自我知觉 和QoL的不同间接关联；(2) 自尊调节了PA通过自感体能与QoL之间的间接关联；(3) 一个包含PA水平、自我知觉和自尊的综合模型解释了QoL的显著方差。
方法：开展了一项涉及230名躯体残疾个体的横断面研究。测量指标包括PA水平（躯体残疾个体身体活动量表阿拉伯语版，PASIPD-AR）、自感体能与健康、自尊（Rosenberg自尊量表，RSES）、QoL（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残疾模块，WHOQOL-DIS）以及人口统计学协变量。使用R中的mediation包进行中介和有调节的中介分析，采用1,000次偏差校正自助法重采样。假设3通过使用lavaan包的分层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评估。在分析之前，对所有参与者进行了所有测试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检验。
结果：自感健康显著中介了自感体能与QoL之间的关系（平均因果中介效应 = 0.123，95% CI [0.071, 0.179]，p < 0.001），占总效应的42.3%。自感体能作为PA水平与QoL关系中的部分中介（平均因果中介效应 = 0.004，95% CI [0.002, 0.007]，p < 0.001）。此外，该中介效应受到自尊的调节，其影响从低自尊组到高自尊组逐渐增加。在综合模型中，自感健康 (β = 0.431) 和体能 (β = 0.203) 是唯一显著的预测因子：PA水平和自尊与QoL的直接关联较小，且在统计学上不显著。
结论：研究结果支持了知觉通路模型，表明认知评价，特别是自感体能和自感健康，参与了PA与QoL之间的不同间接关联，其中自尊作为调节因素。干预措施应侧重于改善自我知觉，同时鼓励PA，因为在IWPDs中，主观评价与QoL的统计学关联比报告的PA水平更强。

生活质量 是健康与康复领域的多维核心构念，涵盖个体对其生活在个人目标、价值观及社会文化期望中位置的感知。对躯体残疾个体 而言，实现最佳QoL是一个复杂的挑战，因其常面临功能受限、环境障碍、就业和娱乐机会有限以及社会污名等问题，导致其在身体健康、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QoL低于非残疾同龄人。在沙特阿拉伯，这些问题与独特的文化和结构性因素交织。尽管“愿景2030”倡议促进了社会包容，但许多IWPDs仍面临身体活动 机会受限、行动能力有限和社会参与度低等问题，且强调家庭保护的文化规范可能进一步限制其自主权和积极生活方式的参与。PA是决定QoL的核心因素，通过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多方面机制带来心血管效率提升、肌肉力量增强、压力和抑郁症状减少以及社会连结感增强等益处。然而，以往研究多聚焦于PA与QoL的直接关联，对PA如何通过自我知觉等心理机制影响QoL的探索不足。为此，研究人员开展了这项研究，旨在探讨自感 健康和体能作为PA与QoL关系的中介作用，以及自尊的调节作用，并验证一个包含PA水平、自我知觉和自尊的综合模型。研究得出结论，认知评价，特别是SP健康与SP体能，在PA与QoL之间起关键中介作用，自尊在其中起调节作用，主观评价比客观PA水平与QoL的关联更强。这对制定针对IWPDs的康复干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提示干预不仅应鼓励PA，更应关注改善个体的自我知觉。该研究论文发表在《Frontiers in Psychology》。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问卷调查设计，样本队列来源于沙特阿拉伯六个行政区（利雅得、西部地区、北部边境、哈伊勒、吉赞和塔布克）的康复中心、残疾组织和社区支持网络，最终纳入230名IWPDs。研究人员使用了PASIPD-AR量表评估PA水平，单条目量表评估SP健康与体能，RSES评估自尊，WHOQOL-DIS评估QoL。在验证了量表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后，利用R软件中的mediation包进行1,000次偏差校正自助法重采样以执行中介和有调节的中介分析；同时采用lavaan包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和分层回归分析以检验综合模型。

Hypothesis 1: mediation pathways involving self-perceived health and fitness
通过中介分析发现，PA水平经SP健康对整体QoL的间接效应在统计学上不显著；而SP体能显著中介了PA水平与QoL的关系，尽管效应量较小；同时，SP健康在SP体能与QoL之间起显著中介作用，其间接效应量较大，占总效应的42.34%。

Hypothesis 2: moder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in the indirect association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y and quality of life
通过有调节的中介分析显示，当以SP健康为中介时，不同自尊水平组在PA对QoL的间接效应上均不显著。然而，当以SP体能为中介时，PA对QoL的间接效应从低、中到高自尊组逐渐增强，在低自尊组中呈边缘显著，中等自尊组中显著，在高自尊组中高度显著，表明自尊调节了PA经SP体能到QoL的间接通路。

Hypothesis 3: integrated model prediction of quality of life
通过分层回归分析发现，仅包含PA水平的基线模型解释的QoL方差几乎为零。加入SP健康和SP体能后，模型拟合度显著改善，方差增加量 (ΔR²) 为0.2731，解释了27.31%的方差；加入自尊后未显著提高模型解释力。在最终主效应模型中，SP健康 (β = 0.431, p < 0.001) 和SP体能 (β = 0.203, p = 0.001) 是QoL的唯一显著预测因子，而PA水平 (β = -0.073, p = 0.215) 和自尊 (β = -0.067, p = 0.314) 的直接效应较小且在统计学上不显著。该模型解释了27.64%的QoL方差 (R² = 0.2764, 调整后 R² = 0.2636)。交叉验证表明该综合模型具有稳定的预测性能。

讨论部分指出，研究结果支持了知觉中心模型，与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及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 (ICF) 框架相呼应，表明客观行为参与本身不足以解释幸福感的变异，主观评价过程通过知觉过滤器起关键作用。SP体能与SP健康形成了层次结构，即特定领域的体能评价影响广泛的健康评价，进而影响QoL，这为“残疾悖论”提供了可能的解释。自尊作为情境调节因子，在行为与初始体能评价间起放大作用，这可能是因为体能与掌控感紧密相关，而健康评价包含更多非个人能动性因素。综合模型证实，主观知觉比客观行为水平更能预测QoL，突显了在康复科学中强调患者报告结局的重要性。
研究结论翻译：本研究表明，在IWPDs中，心理因素与PA和QoL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研究结果总体支持该人群的以知觉为中心的幸福感模型。PA水平本身与QoL的关联较小且在统计学上不显著，而SP体能和健康与QoL具有更强的统计学关联，并在测试模型中表现出显著的间接关联。自尊与通过体能知觉通路的更强间接关联相关，突显了行为的心理转化是幸福感的重要相关因素。因此，干预措施在考虑支持QoL的潜在组成部分时，不仅应针对行为参与，还应针对能力和健康的主观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