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路径框架（TPS）：一种评估环境态度的新方法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Transition Pathways Scale (TPS): A New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摘要
本文介绍了“转型路径量表”（Transition Pathway Scale，TPS）的开发和验证过程，该量表旨在测量适应气候变化的不同策略。基于跨学科文献，本文提出了三种策略，称为“转型路径”，这些策略从保持当前生活方式到对其进行根本性转变不等，中间路径则涉及有限的调整（即接受、渐进主义和转变）。基于价值-行动差距框架（value-action gap framework），这些路径被概念化为在保持现有系统和对其进行根本性转变之间调节紧张关系的不同模式。此外，本文还通过意识形态过程的视角探讨了这些路径的基础结构，尤其是那些倾向于维持现状的意识形态。该量表的目的是克服将态度和行为视为同质结构的量化工具的局限性。总共使用了四个样本（N = 1540）来构建（样本A）和验证量表（样本B、C和D）。因子分析在将量表从12个项目简化为9个项目后，证实了这三种路径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转型路径反映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取向：接受主要通过与规范和传统的遵守来维护现状；渐进主义对应于保护现有结构的有限变化；而激进主义则受到支持等级制度的信念以及对规范和传统的遵守的阻碍，从而突显了为系统辩护的意识形态如何塑造个体对气候变化的偏好反应。最后，本文讨论了该量表的局限性，特别是跨文化差异方面，这些差异尚未得到研究。

引言
气候变化无疑是21世纪的主要挑战之一。预测显示，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将上升2摄氏度至4摄氏度以上，从而危及整个生态系统。在这种背景下，大量研究集中在个人为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策略上。有些策略旨在拒绝气候变化或重新解释其起源（Wullenkord & Reese, 2021），而另一些策略则旨在为环境保护采取行动（Lange et al., 2019）。同时，一些个体正转向更为激进的行为（Rich et al., 2020; Nelson, et al., 2007）。尽管这些概念在心理学上有所不同，但它们所涉及的变量使我们能够将它们理解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类型或策略。事实上，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经确定了多种策略形式，从希望保持生活方式到对其进行根本性转变（Bassett et al., 2013; Handmer et al., 1996）。本文的目的是创建一个能够捕捉这些策略的量表。研究兴趣在于：(i) 揭示人们对应对气候变化的矛盾策略的态度（据我们所知，此类策略目前还不存在）；(ii) 推进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激进实践的研究，这些实践在环境心理学中仍然很少被研究；(iii) 促进社会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中使用的概念在跨学科框架下的理论反思。关于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者倡导跨学科方法以深化和发展环境心理学的知识（Wullenkord & Hamann, 2021）。本研究正是试图实现这一目标。

关于采取环保行为的文献探讨了一个复杂现实，即价值观与实际行动之间存在差距（Kollmuss & Agyeman, 2002）。此外，尽管采取了某些环保行为，但这并不一定会对其他行为产生溢出效应，表明采纳本身是有限的（Th?gersen & Crompton, 2009; Th?gersen & ?lander, 2003）。为了解释这种差异，许多研究指出了内部和外部障碍，这些障碍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关心环境问题的个体往往无法采取行动或很少采取行动（Dioba et al., 2024; ElHaffar et al., 2020; Hoffman et al., 2024）。然而，尽管这一研究领域成功识别了许多价值-行动差距的决定因素，如心理障碍、社会规范和结构限制，但仍未能提供全面的解释。一个较少被讨论的解释是行为和态度的概念化方式。实际上，一些批评指出，环保行为（PEB）通常被视为一套具有共同心理结构的同质集合，而相关研究的结果并不能推广到所有类型的环保行为（Nielsen et al., 2021）。为了解决这一局限性，最近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关注环保行为的生态影响，确保具有显著生态影响的环保行为得到更好的考虑（Brick et al., 2024），甚至根据其影响进行优先排序和区分（Cologna et al., 2022）。然而，我们认为可以通过整合这些行为的社会经济背景来进一步发展其概念化（Suchier et al., 2021）。从这个角度来看，某些行为仅是对系统的调整（Suchier, 2021），而其他行为则挑战系统的根本（Rebou?as and Soares, 2021）。

除了环保行为之外，我们还有兴趣研究文献中已经探讨的行为形式，这些行为形式可以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用于整合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并帮助克服现有概念的一些局限性。在这方面，Suchier等人（2024）提出了一个二维量表，用于测量人们对适应（即不挑战现状的调整）和转型（即质疑现有系统的基础）的态度。这些态度反映了基于保持或改变现有系统的两种不同思维方式。作为跨学科方法的一部分，我们的量表借鉴了这些区别，确定了三种可能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类型，包括不作为等响应形式。

我们所说的“转型路径”（TP）是指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个人和集体行为形式。文献中已经确定了三种此类路径（Bassett et al., 2013; Feola, 2015; Folke et al., 2010; Handmer et al., 1996; Morrison et al., 2022; O’Brien, 2012; Pelling, 2010; Pelling et al., 2015）。根据研究领域的不同，使用不同的术语（适应、韧性、转变等），但这些路径都围绕着从保持现有系统和生活方式到对其进行根本性转变的连续体。这个三分框架（即接受、渐进主义和转变）反映了价值-行动差距，因为接受、渐进主义和转变可以被视为三种减少这种差距并恢复心理舒适度的调节模式（Festinger, 1957）。因此，每种路径都代表了一种缓解认知失调的方式：接受依赖于否认和合理化过程，渐进主义导致行为调整，而转变则通过彻底改变生活方式的态度来解决失调问题。

下面我们将描述如何在跨学科文献中考察这些路径。

第一种路径称为“接受”，即通过接受气候变化的损害和后果来维持现有系统。其目标是保持现状以保护生活方式，即使这意味着否认气候变化的问题（Handmer et al., 1996）。除了字面的否认之外，这种路径还可以采取不同形式，例如相信技术可以解决气候变化（例如，“缓解功能”，Morrison et al., 2022），或对环境行动持怀疑态度（Petersen et al., 2019）。此外，气候风险被视为外部的，这使得个体能够在几乎不质疑的情况下维持人类活动（Bassett et al., 2013）。与这种类型的TP一致的个体可能倾向于支持避免个人参与环境行动的技术解决方案，例如将技术视为解决气候变化的万能药（例如，“技术修复主义态度”；Cologna et al., 2024）。与这种路径相关的核心心理机制是否认，它可以通过三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Wullenkord and Resse, 2021）：字面否认，即拒绝气候变化的存在，这通常被研究为一种意识形态辩护的过程（例如，H?kkinen et al., 2014）；解释性否认，即重新解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事实（例如，Van Valkengoed et al., 2021）；以及隐性否认，即拒绝政治、道德和心理层面的影响（Stoll-Kleemann et al., 2020）。因此，否认被概念化为一个连续谱，从明确拒绝气候变化现实的人到承认环境问题但否认个人责任并反对环境行动的人（Norgaard, 2019）。其他研究从气候怀疑的角度探讨了这种不作为的现象，通常从对气候变化现实、其原因、后果以及人类努力控制它的有效性的不确定性四个维度进行描述（de Graaf et al., 2023; Poortinga et al., 2011）。

第二种路径是渐进主义，它指的是在采取环境行动和维护当前生活方式之间找到妥协。与接受不同，这种策略明确承认环境危机，并激励采取行动来保护环境（Pelling et al., 2015）。Balsiger等人（2019）表明，遵循这种路径的个体倾向于倡导个体层面的解决方案（例如减少某些活动如航空旅行、购买环保产品）。这种路径类似于生态现代化，旨在通过技术工具和个人消费行为（例如生态标签）使资本主义系统适应环境挑战（Suchier, 2021; Suchier et al., 2024）。这种路径涵盖了围绕生态关切、支持气候变化缓解和适应政策、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环境态度（Dunlap et al. 2000, Milfont et al., 2010, Kaiser, 1999）。环保行为（PEB）也被考虑在内；它们是指旨在减少自身生态影响并促进环境保护的行为（Li et al., 2019）。通过自我报告的陈述（Lange et al., 2019）对这些行为进行了广泛研究，它们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私人领域包括保护、回收、减少废物和负责任购买等行为；公共领域则涉及集体行动或他人可见的行为，如签署请愿书、参与环保示威活动或加入环保团体或协会。

最后，“转型”被定义为“形式、结构或意义构建方面的物理和/或质的变化”（O’Brien, 2012, p. 670）。这种概念化与Krpan（2024）的最新理论工作一致，他认为该领域迄今为止忽略了转型行为变化的研究，而转型行为变化是指个体生活方式的根本性且难以实现的转变，这与文献中主导的渐进式调整形成对比。这种转型与渐进式变化之间的区别强调了开发能够捕捉这些不同取向的测量工具的理论相关性。需要注意的是，虽然Krpan（2024）关注行为变化，但TPS衡量的是对不同路径的态度，这种区分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注意，特别是在探讨这一框架内的态度-行为关系时。

在实证层面，与这种路径一致的行动可能采取多种形式，但在公共话语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特定类型的转型是生态激进主义，一些个体已经在实践中践行这种转型（Lockyer, 2017）。在这方面，提出了诸如“去增长”（degrowth, Latouche, 2006; Parrique, 2022）等转型提案，这些提案涉及与增长导向社会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接受和渐进主义不同，这种路径内的解决方案旨在通过促进社会和经济关系以及人与环境关系的质变来打破现状。

关于激进生活方式的文献引发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多种与生态视角下的生产和消费实践相关的概念（例如，Rebou?as et al., 2020; Rich et al., 2020; Kennedy et al., 2013; Cordeau et al., 2008）。其中，“自愿简单主义”（VS）指的是出于非物质主义愿望而故意限制商品和服务消费的选择（Etzioni, 2004）。总体而言，VS（某种特定行为或策略）可以归类为反消费运动的一部分，这一运动涵盖了多种形式的节俭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是由生态、伦理或经济动机驱动的（Iyer & Muncy, 2009; Rick et al., 2008; Lastovicka et al., 1999）。然而，我们特别关注那些动机源于对环境关切的VS（Peifer et al., 2019）。此外，其他形式的转变也挑战了基于增长的社会的基本要素，尤其是在工作层面。例如，减少工作时间的“降速生活”（downshifting）策略，从生态角度质疑了工作的本质本身（Kennedy et al., 2013; Alexander et al., 2017）。虽然价值-行动差距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应对气候变化的三种策略之间的差异，但它并不能解释人们为什么会选择其中一种路径。我们可以认为，贯穿这三种策略的共同点在于人们希望维持、调整或改变自己的行为，更广泛地说，是生活方式（Morrison, 2022; Suchier, 2021; Balsiger, 2019; Pelling, 2010; O’Brien, 2012）。因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意识形态因素，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维护现有系统（即接受和渐进主义）与彻底改变系统（即转型）之间的紧张关系。

几十年来，社会心理学一直研究与系统维护相关的信念及其个体和社会后果。它试图理解为什么人们可能会支持那些包含权力等级制度的不平等系统，即使这些系统对他们自身有害（例如，Jost et al., 2000）。系统维护是TP（转型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意识形态变量如系统正当化（SJ; Jost et al., 2004）、社会支配倾向（SDO; Sidanius et al., 1999）和右翼权威主义（RWA; Altemeyer, 1998; Duckitt et al., 2010）可以帮助解释人们为何会选择某种路径。系统正当化理论认为，人们倾向于维护现状以满足认知、关系和存在需求，这使他们拒绝任何被视为威胁的事物（Jost et al, 2002; Jost et al., 2004）。在这方面，Feygina等人（2010）发现系统正当化与否认环境问题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SDO被定义为支持和维持社会群体之间支配和不平等的倾向（Sidanius et al., 1999）。这种等级世界观也会影响个人与环境的关系，SDO较高的人可能会为不可持续的自然资源开发行为辩护，因为这有助于维持现有的等级制度和社会不平等（Milfont et al., 2013; Milfont et al., 2014; Jackson et al., 2013）。这解释了SDO与否认气候变化（CC）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例如，Jylh? et al., 2015）。RWA包括一组意识形态态度，具有三个维度：（i）攻击性，旨在通过心理和/或身体暴力对被视为社会秩序威胁的人进行控制；（ii）顺从，指的是对社会秩序的认同和赞同；（iii）传统主义，旨在维护传统价值观（Duckitt et al., 2010; Dunwoody & Funke, 2016）。从动机社会认知的角度来看，RWA的功能是维持和保护现有秩序（Jost et al., 2003）。研究还显示RWA与否认气候变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Stanley et al., 2019a）。

基于这些发现，我们假设这些意识形态变量组织了三种TP（转型过程）。旨在维持生活方式的接受路径预计会与这些意识形态态度呈正相关。相比之下，转型路径应该与之呈负相关，因为它涉及挑战现状的动机。至于渐进主义，我们看到它基于一种双重调节机制：一种旨在维护现有系统，另一种允许个体行为进行适度调整以造福环境。基于此，我们假设渐进主义与这些意识形态变量呈中等程度的正相关。由于前者确保连续性，而后者导致根本性变化，因此渐进主义和转型似乎截然对立。

支持这一假设的一些研究表明，个体越是为经济体系辩护，他们就越倾向于支持个人层面的解决方案，而较少支持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激进和系统性措施（Suchier et al., 2024）。目前还没有一个涵盖上述三种策略的量表，尽管这些策略已经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我们的目标是创建一个能够捕捉人们对TP态度的量表。具体来说，它旨在评估面对气候变化时系统维护或发展的调节机制的一般倾向（Maisonneuve, 2000）。此外，与Suchier等人（2024）之前的工作一致，该量表区分了支持维护当前系统的态度（这些作者将其视为合法化过程）和挑战现状的态度。这种方法回应了将PEB（环境保护行为）解释为单一心理因素的批评（Nielsen et al., 2021），并可以扩展到对环境问题的更广泛的一般反应。在开发量表时，每种路径都附有描述和四个项目，以使参与者清楚地理解TP。接受路径和转型路径的描述分别反映了维持生活方式或彻底改变生活方式的愿望。渐进主义路径的描述侧重于在维护生活方式和为环境行动之间找到平衡（量表的完整法文和英文版本见补充材料）。这一描述基于Hornsey和Fielding（2017）的观点，他们提出了一种沟通框架，通过符合保守个体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来促进他们参与气候行动（Hornsey & Fielding, 2020）。这一想法是摆脱传统的态度或行为测量方法，捕捉标准环境量表通常无法测量的保守维度（Sparks et al., 2022）。

总之，该工具基于三种转型路径的呈现。对于每种路径，参与者首先阅读详细描述，然后回答四个专门设计的项目，以反映他们对特定路径的态度。目的是不是最大化项目之间的语义多样性，而是确保每组项目准确地捕捉其所指路径的内容。这涉及到同一维度内项目的高度字面相似性，预期这将导致高内部一致性（即Cronbach’s alpha和McDonald’s omega）。总之，该量表在宽泛的概念范围内开发，具有多维度性，其中每种路径都建立在更狭隘的概念基础上（Reise et al., 2007）。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们的框架与Suchier等人（2024）提出的框架相似，但在几个关键方面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我们提出了（i）一个包含三种可能路径的量表，而不是参考量表中的两种路径；（ii）一个明确的保守调整路径，基于在采取行动和维护当前生活方式之间的折中；以及（iii）一个基于替代实践行为的激进路径，而不是基于对系统转型的普遍信念。TPS并不与“适应和转型信念”量表相矛盾，但应被视为对其的补充。

关于该工具的验证（Boateng et al., 2018），评估了四种类型的有效性：收敛有效性（即理论相关构念之间的关联）、预测有效性（即对理论相关变量的预测）和区分有效性（即测试测量概念是否与其他概念不同）。还进行了回归分析，以确定测量变量之间的主导关系。据我们所知，目前没有现有量表能够清楚测量这三种TP。因此，在这项研究中，通过TP与理论相关概念之间的关联来评估收敛有效性（例如，van Valkengoed et al., 2021）。收敛有效性使用意识形态变量（SDO、RWA和SJ）以及不同形式的气候否认和怀疑主义，以及Suchier等人（2024）提出的适应和转型构念进行测试。预测有效性通过温和的气候行动（即PEB和温和的活动主义）和激进行动（即VS和激进的活动主义）进行评估。区分有效性通过检查转型路径与社会可取性之间的关系来评估。结果显示，这些量表与环境量表之间没有关联或仅有非常弱的相关性（Vesely et al., 2020）。我们还评估了渐进主义维度的区分有效性。这一维度反映了明确的保守观点，侧重于渐进式调整而不是雄心勃勃的环境变化。根据Hornsey和Fielding（2017）的观点，当环境行动与其意识形态偏好一致时，一些人可能会支持它们。因此，预计渐进主义与温和环境行动的测量结果无关或仅有弱相关。最后，进行了回归分析，以探讨意识形态变量对TP的影响。研究表明，这些意识形态变量对环境保护行为有独特的影响（Stanley et al., 2019b; Jylh? et al., 2015; Stanley et al., 2017）。为了研究它们各自的影响，RWA和SDO量表被细分（Clarke et al., 2019）。此外，还进行了包含意识形态变量和TP的层次线性回归，以预测VS。预期TP将增强模型的解释能力。

我们在四个样本中展示了结果。对于每个样本，参与者被告知他们有权随时拒绝或退出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的规定。所有参与者都是法国人。纳入标准是法语熟练程度、能够说、读和理解法语，以及至少18岁的年龄要求。对于每个样本，参与者都被告知...

数据使用R 4.4.1 (2024-06-14)进行分析。EFA功能使用psych包（2.4.6.24），CFA功能和回归使用lavaan包（0.6-18），相关性分析使用metan包（1.18.0）。这四项研究的数据是开放获取的（data）。

在持续反思社会和环境心理学中经典构念概念化的背景下，我们的目标是开发并验证一个测量TP的量表，从而加深我们对个体应对气候变化策略的理解。借鉴跨学科文献（包括地理学、社会学、市场营销科学和社会与环境心理学），我们创建了一个三维量表，每个维度包含四个项目...

这项研究的结果强调了开发新的量表的重要性，这些量表能够根据个体的意识形态基础识别其行为形式。我们希望这种分类方法能为研究开辟新的机会，特别是跨学科性质的研究。

**作者贡献声明**
Jeremy Matrot：写作——审稿与编辑、原始草稿撰写、可视化、验证、监督、方法论、调查、形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化。
Laurent Auzoult-Chagnault：写作——审稿与编辑、验证、监督、概念化。
Pierre De Oliveira：写作——审稿与编辑、验证、监督、概念化。

**未引用参考文献**
Alexander and Garrett, 2017; Bassett and Fogelman, 2013; Festiger, 1957; Handmer and Dovers, 1996; H?kkinen and Akrami, 2014; Henrich et al., 2010; Hoffarth and Hodson, 2016; Hoffmann et al., 2024; Jost and Burgess, 2000; Jost and Hunyady, 2002; Jylh? and Akrami, 2015; Kaiser et al., 1999; Lange and Dewitte, 2019; McNeish et al., 2018; Milfont and Sibley, 2014; Norgaard, 2006; Peifer et al., 2020; Sidanius and Pratto, 1999; Stanley and Wilson, 2019a; Stoll-Kleemann and O’Riordan, 2020; Uzzell

**利益冲突声明**
无

**作者信息**
Jeremy Matrot | Pierre De Oliveira | Laurent Auzoult-Chagnault
Bourgogne大学，Esplanade Erasme, 21000 Dijon, 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