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大流行与企业家情绪低落：来自中国的准实验证据

《BMC Public Health》：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entrepreneurs’ depression: quasi-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China

　　

摘要

背景

新冠疫情引发了广泛的心理困扰，但关于其对企业家群体的影响的研究证据仍然有限。企业家本身就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工作压力。本研究将疫情视为一个准自然实验，旨在探讨疫情与中国企业家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并追踪这种关系的动态演变过程。

方法

我们利用中国家庭面板调查（CFPS）四阶段（2016年、2018年、2020年、2022年）的纵向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和事件研究设计（event-study design）方法来构建一个可比的对照组，以评估疫情对企业家抑郁症状变化的影响。我们分别对不同年龄组、婚姻状况、创业类型、地区政策严格程度以及症状维度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此外还进行了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以考察分布效应和特定领域的模式。为了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采用了不同的倾向得分匹配算法、样本限制条件、分类结果设定以及泊松估计（Poisson estimation）方法。

结果

与匹配的非企业家相比，特别是在2020年，没有社会保障的企业家抑郁症状出现了显著的短期增加。这种不利差异到2022年已降至统计学上不显著的水平，表明他们的心理困扰是暂时的，并随后有所恢复。达到临床抑郁阈值（CES-D ≥ 9）的企业家比例从2018年的17.0%上升至2020年的21.9%，增长了29.0%。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这种差异在抑郁分布的较高尾部最为明显，对那些原本心理健康风险较高的企业家影响尤为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年轻企业家、已婚企业家、雇员身份的企业家以及生活在政策严格地区的企业家面临的心理压力更大。症状分解进一步显示，负面情绪的持续时间比快感缺失（anhedonia）更长。

结论

新冠疫情导致企业家的心理健康出现了暂时性的恶化，但从中期来看，他们仍展现出较强的心理韧性。各亚群体之间的显著差异表明，脆弱性受到个体资源、动机背景、环境严重程度以及症状具体路径的综合作用。这些发现呼吁在重大危机期间为脆弱的企业家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短期心理和经济支持，并根据年龄、婚姻状况、商业模式、地区政策背景、症状演变路径和社会保障覆盖情况制定差异化策略。同时，还需要更加广泛地将心理健康纳入疫情后的恢复政策中。

背景

新冠疫情引发了广泛的心理困扰，但关于其对企业家群体的影响的研究证据仍然有限。本研究将疫情视为一个准自然实验，旨在探讨疫情与中国企业家抑郁情绪之间的关系，并追踪这种关系的动态演变过程。

方法

我们利用中国家庭面板调查（CFPS）四阶段（2016年、2018年、2020年、2022年）的纵向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事件研究设计来构建一个可比的对照组，以评估疫情对企业家抑郁症状变化的影响。我们分别对不同年龄组、婚姻状况、创业类型、地区政策严格程度以及症状维度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此外还进行了分位数回归，以考察分布效应和特定领域的模式。为了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我们采用了不同的倾向得分匹配算法、样本限制条件、分类结果设定以及泊松估计方法。

结果

与匹配的非企业家相比，特别是在2020年，没有社会保障的企业家抑郁症状出现了显著的短期增加。这种不利差异到2022年已降至统计学上不显著的水平，表明他们的心理困扰是暂时的，并随后有所恢复。达到临床抑郁阈值（CES-D ≥ 9）的企业家比例从2018年的17.0%上升至2020年的21.9%，增长了29.0%。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这种差异在抑郁分布的较高尾部最为明显，对那些原本心理健康风险较高的企业家影响尤为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年轻企业家、已婚企业家、雇员身份的企业家以及生活在政策严格地区的企业家面临的心理压力更大。症状分解进一步显示，负面情绪的持续时间比快感缺失更长。

结论

新冠疫情导致企业家的心理健康出现了暂时性的恶化，但从中期来看，他们仍展现出较强的心理韧性。各亚群体之间的显著差异表明，脆弱性受到个体资源、动机背景、环境严重程度以及症状具体路径的综合作用。这些发现呼吁在重大危机期间为脆弱的企业家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短期心理和经济支持，并根据年龄、婚姻状况、商业模式、地区政策背景、症状演变路径和社会保障覆盖情况制定差异化策略。同时，还需要更加广泛地将心理健康纳入疫情后的恢复政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