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xics》:Mixture Effects Investigation of a Thyroid Hormone System-Specific Interaction with Azole Fungic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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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调查了唑类杀菌剂混合物对雄性大鼠的甲状腺效应,填补了监管评估通常关注单一化学品而非联合暴露的空白。研究人员采用28天大鼠模型,以高剂量测试了唑类杀菌剂的二元和三元混合物,以甲状腺激素水平、肝酶活性和甲状腺组织变化作为关键终点。混合物导致促甲状腺激素(TS
本研究调查了唑类杀菌剂混合物对雄性大鼠的甲状腺效应,填补了监管评估通常关注单一化学品而非联合暴露的空白。研究人员采用28天大鼠模型,以高剂量测试了唑类杀菌剂的二元和三元混合物,以甲状腺激素水平、肝酶活性和甲状腺组织变化作为关键终点。混合物导致促甲状腺激素(TSH)升高、甲状腺素(T4)降低、UGT酶活性增加以及甲状腺组织改变,包括滤泡细胞肥大和增生。有趣的是,在单一化合物暴露中观察到的机制(肝代谢驱动继发性TSH升高)在混合物组中似乎不太显著。这些反应是否反映加性、低于加性或高于加性相互作用,在没有正式剂量-反应建模的情况下无法确定。由于测试剂量(NOAEL×10)远高于现行法规允许的人类现实暴露水平,将当前发现直接外推到现实人类暴露条件存在局限性。然而,现行监管评估中关于效应剂量的部分得到了确认。虽然现有方法似乎足够,但仍需更深入地了解甲状腺特异性终点,以确保混合物风险评估保持稳健且具有适当的保护性。
**论文解读:唑类杀菌剂混合物对甲状腺激素系统的影响机制与风险评估**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植物保护产品(PPPs)的风险评估需依据欧盟法规(EC) No. 1107/2009,考虑所有具有潜在毒理学意义的物质相互作用。然而,现行立法主要侧重于单一物质的效应评估,这种评估范式虽在历史上行之有效,却无法代表现实生活中的暴露场景——人类实际暴露通常涉及有意或无意形成的混合物。尽管当前健康数据未显示紧迫风险,且关于强协同作用的宣称通常缺乏毒理学依据,但混合物效应的可能性不应被轻易忽视,尤其对于具有相似作用机制的化学物质。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等监管机构已着手开发混合物毒性评估策略,传统上采用基于剂量加和(DA)概念的毒效动力学方法,假设具有共同靶器官或作用方式的化学物质其联合效应为加性,据此可将这些物质归类为累积评估组(CAGs)。
农药与药物一同拥有最广泛的监管数据集,是研究毒理学分子或动力学方面以及概念性案例研究的理想对象。多种农药混合物(包括唑类)已在甲状腺干扰背景下得到研究。甲状腺是内分泌系统的一部分,产生甲状腺激素(THs),这些激素对胎儿神经和生理发育至关重要,并参与代谢率调节、新蛋白质合成与周转、心血管、神经和骨骼系统、免疫以及与其他激素的通讯。循环甲状腺水平受促甲状腺激素(TSH)的严格调控,TSH与TH构成负反馈回路。甲状腺激素代谢的改变可显著影响活性TH水平,可能导致生命早期及后期的不良健康效应,这使得下丘脑-垂体-甲状腺(HPT)轴成为敏感靶标,在农药潜在甲状腺干扰(TD)特性背景下尤为重要。
2019年,EFSA发布累积风险评估(CRA)报告,针对甲状腺毒性两个终点(甲状腺功能减退和滤泡旁细胞(C细胞)增生、肥大及肿瘤)建立了共享共同作用方式(MoA)或靶器官的农药活性物质(AS)的CAGs。在评估的400种AS中,128种被纳入甲状腺功能减退CAG,其中包括环丙唑醇(cyproconazole)等唑类杀菌剂。2024年EFSA更新确认了先前定义的两个甲状腺相关CAGs,同时细化了指标列表:对于甲状腺功能减退,组织病理学改变现为定义性指标,血清激素和甲状腺重量变化作为支持性证据而非主要指标。唑类杀菌剂已使用超过40年,是最常用的杀菌剂之一,其通过抑制CYP51酶(参与细胞膜通透性和流动性)发挥作用,因此EFSA选择其作为构建慢性暴露CAG的模型化合物。
三种唑类杀菌剂——环丙唑醇(C)、氟环唑(E)和咪鲜胺(P)——的毒性效应先前已在肝脏和其他器官中单独及混合暴露下研究过。单个唑类杀菌剂对甲状腺的效应也通过28天研究,并辅以体外、化学和离体试验探索其对甲状腺功能和腺体的作用方式。本次后续研究在高剂量下考察C、E和P的二元及三元混合物28天效应,全面评估甲状腺组织学、形态计量学、血清TH和TSH水平以及肝UGT酶诱导。值得注意的是,实验进行时这些物质在欧盟仍获批准,尽管目前C、E和P已不再获批,但数据对理解唑类杀菌剂甲状腺相关效应的机制仍具相关性。
**二、研究目的与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讨唑类杀菌剂混合物对HPT轴的影响,提高对唑类毒性的理解,并评估现有监管评估框架对混合物风险的充分性。研究人员采用以下关键技术方法:
1. **动物实验模型**:采用28天喂养研究,雄性Wistar大鼠(9周龄),遵循OECD TG407指南(仅使用雄性,因先前研究表明雄性略敏感)。剂量选择基于NOAEL,最高剂量为NOAEL×10(混合物组I含环丙唑醇1000 ppm约74 mg/kg bw/day和氟环唑900 ppm约62 mg/kg bw/day;混合物组II含咪鲜胺1000 ppm约68 mg/kg bw/day)。每组10只(混合物组),阴性对照组15只。同时纳入最高剂量单一化合物组数据进行比较。
2. **肝微粒体提取与UGT活性测定**:通过差速离心提取肝微粒体,使用UGT活性测定试剂盒(BioVision-Abcam)以荧光底物动力学法测定UGT酶活性(涵盖UGT 1A1、1A3、1A6、1A9和2B7同工酶)。
3. **血清激素检测**:采用MagPix多重免疫分析(MILLIPLEX?大鼠甲状腺磁珠面板)测定血清总T3(tT3)、总T4(tT4)和TSH水平。
4. **组织病理学与形态计量学**:甲状腺切片H&E染色,半定量评分系统评估滤泡肥大、增生和扩张(三位观察者盲评);数字切片扫描(Aperio CS2)后使用ImageScope和QuPath软件进行形态计量分析,量化上皮细胞面积、核计数、滤泡数量、滤泡腔面积及上皮高度,计算“甲状腺激活指数”(上皮细胞面积/滤泡腔面积比)。
**三、研究结果**
**3.1 甲状腺激素代谢**:所有治疗组(除氟环唑组)血清T4水平下降,其中三元混合物(MII)和环丙唑醇组差异显著,而咪鲜胺和二元混合物(MI)未达显著。两种混合物的TSH水平均显著升高,三元混合物组升高最明显,而单一物质处理未观察到TSH升高。T3水平无变化。
**3.2 UGT酶活性**:所有治疗组UGT活性均显著诱导。咪鲜胺和三元混合物的UGT活性最高且数值相似,提示咪鲜胺可能是三元混合物中UGT升高的主要贡献者。二元混合物活性高于单独环丙唑醇或氟环唑,提示可能存在混合物相互作用,但这些比较未经过直接统计检验。
**3.3 甲状腺组织病理学与形态计量学**:两种混合物组均观察到滤泡肥大和增生,对照组无此现象。两组间肥大和增生的发生率相同,无显著差异。滤泡扩张在对照组和混合物组均存在,但混合物组发生率和尺寸更高。半定量评分显示,两种混合物组滤泡肥大严重度评分最高(10分),增生评分也为9分,均高于阴性对照。形态计量分析首次在单一和混合暴露中定量评估:上皮细胞面积在MII组最高;单位面积核计数多数治疗组高于对照,提示细胞增殖(增生);滤泡数量在多数治疗组减少;上皮细胞面积/滤泡比值增加;甲状腺激活指数在MI和MII组出现峰值,反映上皮体积增加和胶质体积减少,表明甲状腺活性增强。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发现,唑类混合物对甲状腺的效应因终点和生物组织水平而异。UGT诱导在所有组均观察到,但混合物中效应弱于预期,可能因咪鲜胺(还经AhR介导)与环丙唑醇/氟环唑(主要CAR/PXR介导)的分子起始事件(MIE)不同。相比之下,TSH升高仅在混合物组出现,组织水平形态计量显示效应(尤其三元混合物)并不小于单一物质。由于仅测试单一剂量,无法正式判断混合物效应是加性、低于加性还是高于加性。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的混合效应出现在最高测试剂量(NOAEL×10),远高于现行法规允许的人类现实暴露水平,但将当前结果直接外推至人类现实暴露条件存在局限性。
讨论部分强调了物种差异和人类相关性:人类甲状腺相对稳健,可补偿轻度或中度干扰;啮齿类与人类在甲状腺激素转运蛋白方面存在根本差异(啮齿类主要依赖白蛋白和运甲状腺素蛋白,人类另有甲状腺素结合球蛋白(TBG)),导致啮齿类血清T4半衰期短(约0.5-1天,人类数天),更依赖肝脏清除机制。人类TBG结合的T4储备可缓冲肝酶活性变化。受体水平上,环丙唑醇对小鼠和人类PXR/CAR均有下游效应,但野生型小鼠高剂量下反应更显著;CAR在人类和啮齿类间存在显著物种差异,而AhR和PXR差异较小。此外,犬中也观察到肝毒性效应,表明并非啮齿类特有,支持证据权重评估。
结论指出,将内分泌、肝脏和结构数据整合,阐明了唑类杀菌剂甲状腺干扰的机制相互作用,强调在评估混合物毒性时需考虑生物学层次及啮齿类研究结果的人类相关性。更好地理解TDCs是否及如何影响甲状腺激素稳态,有助于基于循环激素浓度模式预测甲状腺疾病风险。本研究为监管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持:尽管现有CAG方法似乎充分,但需更深入了解甲状腺特异性终点,以确保混合物风险评估的稳健性和保护性。该研究发表在《Toxics》期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