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ility》：How Does Urban Climate-Resilience Governance Affect Corporate Green Transform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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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越来越多地采用韧性政策来管理气候风险，但这些政策如何改变企业的绿色战略仍不明确。研究人员采用双重差分设计，围绕中国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CRCC）试点，分析了2011—2023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CRCC暴露与基于文本的企业绿色转型指标呈正相关
摘要
城市越来越多地采用韧性政策来管理气候风险，但这些政策如何改变企业的绿色战略仍不明确。研究人员采用双重差分设计，围绕中国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CRCC）试点，分析了2011—2023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CRCC暴露与基于文本的企业绿色转型指标呈正相关。该估计在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替代结果变量、排除混杂政策与冲击、替代模型设定、双重机器学习、政策前倾向得分匹配以及工具变量估计中均保持稳定。机制估计与CRCC可能影响企业行为的三个渠道一致。CRCC强化了高管绿色认知，将环境支出转向预防导向，并支持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管理创新。相比之下，末端治理投资的估计值较小且统计上不显著。联合交互检验发现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之间存在差异。按城市规模、示范城市地位和供应链韧性进行的比较仍属描述性分析，因为这些分组指标无法用于联合再估计。空间估计显示溢出效应有限且呈非单调特征。总体而言，研究结果表明，城市适应政策能够影响企业战略，但这一结论受限于基于文本的结果变量以及中国上市公司的样本范围。
**城市气候韧性治理驱动企业绿色转型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CRCC试点的双重差分证据**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气候变化已成为经济发展中日益重要的不确定性来源。极端天气事件和不断上升的气候风险扰乱城市基础设施、供应链和企业运营，进而重塑企业的风险敞口与长期战略选择。城市是应对这一挑战的核心场域，因其集中了人口、生产活动和气候相关脆弱性。随着气候影响日益频繁且不可避免，气候治理已超越单纯的减排范畴，越来越强调适应能力、风险防范与城市韧性。在此背景下，中国于2017年启动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CRCC）试点政策，旨在将气候风险评估、韧性基础设施、应急准备和跨部门协调纳入城市规划与地方治理体系。
企业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风险的企业层面响应。绿色转型能够降低环境风险、提高资源效率，并推动生产向低碳模式转变，但这些变革往往需要前期投入、较长的回报周期和组织重构。传统环境政策通常通过排放约束、合规成本、税收或定向补贴影响企业行为。相比之下，CRCC试点是一项适应导向的治理干预，其重点在于气候风险评估、基础设施连续性、应急协调、规划标准和行政能力，而非设定新的工厂层面排放限制。因此，CRCC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净效应在理论上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更可靠的基础设施和更明晰的适应优先级可以降低预期中断损失、稳定企业预期、降低预防性投资和创新的门槛；另一方面，CRCC基础设施具有公共品属性，企业可能“搭便车”或使用公共保护替代私人环境投资。既有研究主要从城市层面考察了CRCC对城市韧性和绿色生产率的影响，部分研究关注了企业投资决策、环境绩效和生态转型等具体结果，但尚未充分解释企业是否发生更广泛的战略性绿色转型及其作用机理。本研究以企业绿色转型为核心结果变量，从管理层认知、资源配置和能力建设三个维度组织企业层面机制分析，以填补这一研究空白。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利用2017年CRCC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1—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样本覆盖28个试点城市，包含政策实施前6年和实施后7年，共获得4061家上市公司34863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企业财务与城市层面数据来自中国股票市场与会计研究（CSMAR）数据库，绿色专利申请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企业绿色转型（GT）采用年度报告中绿色转型关键词数量的自然对数变换测度。机制变量包括高管绿色认知（Egc）、预防性环境投资（Inv
pre）、末端治理投资（Inv
end）、绿色技术创新（Gtin）和绿色管理创新（Gmin）。基准模型控制公司和年份固定效应，标准误按城市聚类。为确保结果可靠性，研究人员实施了平行趋势检验、随机安慰剂检验、替代结果变量（绿色治理绩效GGP）、排除重叠政策与冲击、替代固定效应与聚类层级、双重机器学习（DML）、政策前倾向得分匹配（PSM-DID）及工具变量（IV）估计等一系列稳健性测试。
**三、实证结果与稳健性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CRCC对企业绿色转型的估计系数在加入控制变量前后分别为0.191和0.194，均在1%水平上显著。换算为百分比后，绿色转型关键词计数增加约21.0%和21.4%，支持了研究假设H1，即CRCC暴露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3.2 平行趋势与安慰剂检验**
事件研究图显示，政策实施前各期系数大多在统计上不显著，线性前置趋势系数为0.0146（p = 0.250），F检验不拒绝政策前趋势平行的原假设，为平行趋势假设提供了合格支持。政策实施后各期系数为正且统计显著，表明效应具有持续性和延迟性。安慰剂检验中，随机分配处理组得到的系数集中分布于零附近，观测到的CRCC估计值0.194位于安慰剂分布右侧，表明基准结果不太可能由随机处理分配产生。
**3.3 指标敏感性检验**
以绿色治理绩效（GGP）替代GT作为结果变量时，CRCC系数仍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剔除同花顺和东方财富数据库认定为环保或绿色概念股的样本后，系数仍保持正向显著。这表明基准结果并非仅由披露强度或已具绿色标签的企业驱动。
**3.4 排除混杂政策与模型设定检验**
在控制相关重叠政策与冲击后，CRCC系数为0.173（p < 0.01）；排除2021年碳排放监测评估试点影响的样本后，系数为0.192（p < 0.01）；排除第三批2017年低碳城市试点后，系数为0.198（p < 0.01）。替代固定效应结构和聚类层级后，CRCC估计值在0.189至0.194之间，均保持1%水平的统计显著性；加入企业特定线性时间趋势后，系数仍为0.194（p < 0.01）。
**3.5 双重机器学习与内生性检验**
双重机器学习（DML）采用Lasso、随机森林、梯度提升和弹性网络四种算法，CRCC估计值分别为0.190、0.186、0.133和0.190，全部在1%水平上显著。PSM-DID检验中，三种匹配方法的CRCC系数介于0.123至0.181之间，均统计显著；匹配后平均标准化偏差从16.4%降至2.9%，协变量平衡良好。工具变量估计中，以极端高温天数自然对数与政策后指示变量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第二阶段CRCC系数为0.415（p = 0.013），在5%水平上显著，为因果关系提供了补充证据。
**四、机制分析**
机制检验结果显示，CRCC与高管绿色认知呈显著正相关（系数 = 0.359，p < 0.01），支持假设H2，表明试点政策与企业对绿色竞争、环境责任和外部环境压力的关注度提升相关。CRCC与预防性环境投资显著正相关（系数 = 0.369，p < 0.10），但与末端治理投资的关联较小且不显著（系数 = 0.048，p > 0.10），支持H4a而不支持H4b。这一差异化结果与CRCC作为适应导向政策的定位一致——其更侧重于风险防范和全过程改善，而非污染产生后的末端处理。CRCC与绿色技术创新（系数 = 0.009，p < 0.05）和绿色管理创新（系数 = 0.074，p < 0.10）均显著正相关，支持H3a和H3b。综合来看，机制检验与管理者认知、资源配置和能力建设三条渠道相一致。
**五、异质性分析与空间效应**
区域层面异质性分析显示，大城市中CRCC估计值为0.204（p < 0.01），中小城市为0.111但估计精度不足；环保模范城市中估计值为0.205（p < 0.01），其他城市为0.054。由于分组指标无法用于联合再估计，城市规模和模范城市状态的组间差异仅作描述性解读。企业层面，基于Dickinson（2006）现金流模式分类和Gort与Klepper（1962）五阶段框架的生命周期分析中，联合交互检验拒绝五个生命周期阶段CRCC效应相等的原假设（F(4, 251) = 4.49，p = 0.002）；Bonferroni调整后仅淘汰期与成熟期之间的对比显著（差异 = 0.124，调整后p = 0.028）。空间效应分析显示，试点城市内部（0公里处）CRCC具有正向显著效应，50公里处系数为负但置信区间包含零，300公里附近再度出现正向显著估计，350至450公里区间系数不显著。这一非单调的空间格局表明直接效应主要局限于试点城市及狭窄的中等距离带，溢出效应有限且存在选择性。
**六、进一步经济后果与讨论**
以政策诱导的GT成分为解释变量的分析显示，GT与碳绩效（系数 = 0.014，p < 0.05）、全要素生产率（系数 = 0.017，p < 0.01）和持续创新能力（系数 = 0.061，p < 0.01）均呈正相关，表明基于文本的绿色转型测度与更实质性的环境和经济结果相关联。研究讨论指出，适应导向治理与传统环境规制的核心区别在于：直接规制改变排放的价格或合法性，而CRCC改变的是城市系统的预期连续性、气候风险的可见性和地方适应计划的公信力。波特假说有助于解释创新响应，但无法捕捉管理层认知和风险配置渠道。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主要限于新兴经济体中具有中央协调试点和显著地方行政能力差异背景下的上市公司，向其他制度环境的推广需审慎考虑基础设施质量、金融体系、披露制度和执法能力等条件差异。
**七、研究结论**
利用2017年CRCC试点和双重差分设计，本研究发现适应导向的城市治理与报告的中国上市公司绿色转型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该结果在多种设定和替代测度下保持稳定。机制估计与三个渠道一致：CRCC提高了报告的高管绿色认知，将环境投资转向预防导向，并支持技术与管理的绿色创新。有限的末端治理响应表明，适应政策的作用方式不同于直接排放规制——它主要改变预期、经营条件和预防性能力的回报。空间和分组结果刻画了重要边界：大城市、环保模范城市、供应链韧性较强的企业和若干生命周期阶段呈现较大的点估计，但城市规模、模范城市和供应链韧性的组间差异仍属描述性发现。生命周期正式检验拒绝了各阶段CRCC效应相等的原假设。政策建议包括：适应计划应让企业参与气候风险评估和连续性规划；支持应优先投向污染预防、清洁生产和工艺升级；中小城市和供应链韧性较弱的企业可能需要定向实施支持；相邻辖区应在基础设施标准、风险信息和应急规划方面加强协调。研究局限主要在于文本测度可能混入披露或沟通成分、样本仅限于A股上市公司、部分分组比较缺乏正式系数相等性检验，以及试点遴选非随机所带来的内生性风险。未来研究可结合经审计的环境结果指标、纳入统一的分组指标以及考察其他政策队列和跨国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