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对沙特阿拉伯非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Sustainability》：The Influence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on the Quality of Non-Financi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s in Saudi Arabia

　　

向知识经济转型提升了非财务信息披露（NFID）的战略重要性。尽管沙特阿拉伯将知识、创新和透明度置于其“2030愿景”议程的核心，但关于知识经济各支柱如何塑造沙特组织披露感知质量的证据仍然有限。本研究考察了四个知识经济维度——人力资本、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基础设施、创新系统和制度环境——与NFID感知质量（通过透明度、相关性、可靠性、及时性和可比性进行操作化）之间的关联。研究人员采用描述性统计、可靠性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皮尔逊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对来自沙特阿拉伯组织的368名管理人员、财务经理、可持续发展官员和会计师的一手数据进行了分析。每个组织由一名知情的受访者代表，因此结果变量是知情内部人员报告的披露感知质量，而非已发布报告中经过验证的质量。测量模型表现出较强的信度和效度（Cronbach's alpha为0.84–0.89；组合信度高于0.90；平均方差抽取量（AVE）高于0.65）。四个维度共同解释了披露感知质量55.9%的方差（R² = 0.559；F = 114.99；p < 0.001）。四个假设均得到支持，其中人力资本的关联性最强（β = 0.341），其次是ICT基础设施（β = 0.270）、制度环境（β = 0.237）和创新系统（β = 0.194）。因此，在“2030愿景”下，人力、数字基础设施、支持性制度和创新能力方面更强的知识经济能力与更高的非财务报告感知质量共同相关。由于研究设计为横断面且基于感知，这些发现被解释为关联而非因果效应。

**知识经济与非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来自沙特阿拉伯的证据**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当代组织价值创造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工业时代的竞争优势依托有形资产和物质资本，而现代价值日益产生于知识、智力资本、创新能力及调动这些资源的数字系统等无形资源。传统财务报表主要设计用于捕捉涉及实物和货币资产的交易，已不足以传达组织创造的全部价值维度。这一缺口推动非财务信息披露（NFID）进入企业报告的前沿，涵盖环境、社会、治理、人力资本、智力资本和创新相关信息。

非财务信息对投资者、监管者、员工、客户和公民社会等日益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具有战略意义。然而，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披露数量增长快于质量提升：组织经常发布数量庞大但象征性、不可比或核验不足的报告，未能达到真正有用的披露所要求的透明度、相关性、可靠性、及时性和可比性。

知识经济视角为探索高质量非财务披露的驱动因素提供了有力框架，因为创造价值的无形能力同样塑造了组织衡量、管理和可信地传达该价值的能力。组织层面公认的知识经济包含四大相互关联的支柱：人力资本、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基础设施、创新系统和制度环境。尽管每一支柱已被单独研究，但其对披露质量的联合和比较性影响很少在单一整合模型中加以检验。

沙特阿拉伯为这一研究提供了特别有价值的背景。在“2030愿景”下，该王国正推行从依赖碳氢化合物向多元化知识密集型经济的转型，明确承诺创新、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开发和公司透明度。监管改革强化了对沙特组织披露有意义非财务信息的期望。然而，既往沙特证据表明披露数量与质量之间存在持续脱节：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信息经常大量报告，但其深度、可比性和可核验性仍不均衡。

三个研究缺口推动了本研究：第一，多数沙特研究关注披露数量的决定因素或孤立的治理机制，更广泛的知识经济架构未获充分探索；第二，文献倾向于将ESG和治理变量置于优先地位，而将人力资本、ICT和创新视为边缘因素；第三，很少有研究将披露质量建模为涵盖透明度、相关性、可靠性、及时性和可比性的多维构念。

**二、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采用定量横断面调查设计，目标人群为沙特组织中涉及或了解非财务报告的专业人员，包括沙特证券交易所（Tadawul）上市公司、私营企业和政府相关实体。通过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推荐获得368份有效问卷，对应368家不同组织，每家一名知情受访者。测量工具包含35个实质性条目，均采用五点Likert量表。数据分析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29.0，依次进行描述性统计、可靠性分析、收敛效度评估（因子载荷、组合信度CR、平均方差抽取量AVE）、KMO检验与Bartlett球形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正态性检验、皮尔逊相关分析以及多元线性回归。程序性和统计性措施（包括Harman单因子检验）用于解决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研究方案经焦夫大学商学院会计系理事会审查批准。

**三、研究结果**

**3.1 受访者概况**

样本以男性为主（65.5%），最大年龄组为30–40岁（42.9%），教育程度较高（44.8%持有学士学位，31.5%持有硕士学位）。受访者涵盖经理（23.9%）、财务经理（23.4%）、会计师（20.7%）和可持续发展官员（18.5%）。组织类型方面，私营企业占45.1%，政府相关实体占25.5%，上市公司占25.0%。

**3.2 信度与收敛效度**

所有标准化因子载荷介于0.783至0.891之间，远超0.50阈值。Cronbach's alpha介于0.840（及时性）至0.892（制度环境）之间，组合信度介于0.904至0.921，AVE介于0.655至0.790，均超过各自基准，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收敛效度。

**3.3 描述统计与正态性**

各构念均值介于3.523至3.718之间，呈上中水平，表明受访者对知识经济能力和披露感知质量的评价总体积极但仍有改进空间。所有偏度值介于?0.585至?0.180，所有峰度值介于?0.756至?0.173，符合参数分析的正态性要求。

**3.4 探索性因子分析**

20个知识经济条目的KMO抽样充分性测量值为0.906，Bartlett球形检验高度显著（χ² = 3760.7；df = 190；p < 0.001），确认相关矩阵适合因子分析。主成分提取产生四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分别对应四个理论化维度，累计解释67.33%的总方差，且各条目在预期因子上载荷清晰，无严重交叉载荷。

**3.5 相关分析与判别效度**

所有知识经济维度与披露质量维度之间的相关性均为正且统计显著。复合层面，人力资本（r = 0.584）和ICT基础设施（r = 0.558）与整体NFID质量关联最强，其后依次为制度环境（r = 0.497）和创新系统（r = 0.470）。知识经济维度间的相关为中等程度（0.286至0.415），表明维度间相关但相互区别。各构念AVE平方根（0.81至0.89）超过其与其他构念的相关，满足Fornell–Larcker标准，确认判别效度。

**3.6 多元回归分析**

四个知识经济维度共同解释NFID感知质量55.9%的方差（R² = 0.559；调整后R² = 0.554），模型高度显著（F(4, 363) = 114.99；p < 0.001）。Durbin–Watson统计量为2.054，表明残差无自相关；VIF介于1.227至1.344之间，排除多重共线性问题。四个预测因子均在p < 0.001水平上显著：人力资本标准化效应最强（β = 0.341；t = 8.624），其次为ICT基础设施（β = 0.270；t = 6.682）、制度环境（β = 0.237；t = 6.144）和创新系统（β = 0.194；t = 4.998）。各披露质量属性的补充回归显示人力资本和ICT基础设施在所有五个属性上均为主导预测因子。加入十二个控制变量后四系数基本不变且排序保持（HC β = 0.344；ICT β = 0.267；IE β = 0.227；IS β = 0.211），控制变量联合不显著，证实结果稳健性。

**3.7 假设检验总结**

四个假设均获支持：人力资本（H1）、ICT基础设施（H2）、创新系统（H3）和制度环境（H4）均与沙特组织中的NFID感知质量呈正相关且统计显著。

**四、讨论与结论**

人力资本作为最强关联因素（β = 0.341）从理论上肯定了知识基础观的核心主张：组织成员所承载的专业知识是其创造和传达无形价值能力的主要引擎。这一发现将既往沙特研究中以董事会特征衡量人力资本的视角扩展至更广泛的报告从业者队伍。ICT基础设施位居第二（β = 0.270）表明数字系统与披露感知质量密切相关，但技术是赋能因素而非质量保证。制度环境位居第三（β = 0.237）与制度理论的预期一致，“2030愿景”改革通过更新治理法规、强化上市要求和加强ESG监管期望提升了披露质量。创新系统虽然系数最小但仍显著（β = 0.194），表明在沙特背景下创新与透明度是互补而非竞争目标。

理论上，本研究将知识经济的四支柱整合为披露感知质量的统一解释框架，超越了主流ESG-治理范式，提供了各支柱相对重要性的比较证据，并说明组织层面的人力资本——而非仅董事会属性——是披露质量的主要决定因素。实践上，研究为沙特监管者和企业领导者提供了可操作的优先顺序：投资于报告人员的能力建设是提升披露质量最直接的途径，其次是数字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制度层面应将强制要求与规范支持（如结构化标准和鉴证）相结合。研究结论强调：随着沙特持续推进“2030愿景”转型，人力资本、数字基础设施、创新能力和制度环境的协同培育为加强企业透明度提供了有经验证据支持的路径。由于采用横断面、单信息提供者和感知测量的设计，研究发现应被解读为关联而非因果效应，未来研究应采用纵向或面板数据、档案性披露指数以及海湾合作委员会其他经济体的比较证据进一步验证和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