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ility》：Multi-Scal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in China Under the SDGs Framework (200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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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背景下，城市绿色发展是推进SDG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SDG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及SDG15（陆地和生命）的核心实践路径。本研究构建了涵盖绿色经济、绿色生态和绿色社会的三维评价框架，并利用2009—
在全球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背景下，城市绿色发展是推进SDG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SDG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及SDG15（陆地和生命）的核心实践路径。本研究构建了涵盖绿色经济、绿色生态和绿色社会的三维评价框架，并利用2009—2021年中国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整合CRITIC权重法、空间自相关分析、标准差椭圆（SDE）方法与Dagum基尼系数分解，研究人员系统量化了全国尺度、四大经济区尺度和五个核心城市群尺度的多尺度时空演化与差异格局。全国层面，绿色综合发展指数从0.422提升至0.522（增长23.70%），同时总体Dagum基尼系数从0.072下降至0.053（下降26.39%），空间重心逐渐向西南方向移动。东部地区持续保持最高的发展水平；西部地区累计增速最快（26.43%），而东北地区增速最低（20.10%），处于滞后状态。在五个主要城市群中，长三角（YRD）与珠三角（PRD）的平均得分相同，均为0.582，而成渝（CC）城市群增速最高，达33.07%。本研究为中国SDGs的地方化实施提供了多尺度实证证据，并为跨区域绿色转型治理提供了差异化的政策启示。
在全球工业化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资源枯竭、生态退化与区域发展失衡等问题日益严峻，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构成核心瓶颈。绿色发展作为协调经济增长、社会公平与生态保护的重要范式，成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关键路径。中国自“十二五”规划起将绿色发展列为核心战略，并持续强化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政策，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将“碳减排、污染治理、绿色扩张与经济增长”协同推进作为重要任务。然而，既有城市绿色发展评价研究多聚焦于单一行政区或单一城市群，缺乏将SDGs具体子目标作为量化评价基准的系统性分析，且区域差异分解多依赖单一空间统计工具，限制了空间分解深度。为弥补上述研究缺口，研究人员利用2009—2021年中国282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了严格映射SDG8、SDG11和SDG15具体子目标的绿色经济—绿色生态—绿色社会三维评估框架，并在全国、四大经济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及五个核心城市群（京津冀BTH、长三角YRD、珠三角PRD、长江中游MRYR、成渝CC）三个尺度上开展嵌套式多尺度时空演化分析，同时运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解析区域差距的结构来源。该研究成果发表在《Sustainability》期刊，为SDGs在中国的本地化实施提供了多尺度实证依据，并为跨区域绿色转型治理提供了差异化政策启示。
研究方法方面，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以下关键技术：其一，CRITIC客观赋权法，利用数据变异性和指标间冲突性计算各指标权重，并结合全局范围标准化以保证时空可比性，对282个地级市2009—2021年数据（覆盖全国四大经济区和五个核心城市群）计算综合绿色得分；其二，空间自相关分析（包含全局Moran's I和局部Moran's I），采用Queen邻接空间权重矩阵识别高值集聚与低值集聚格局；其三，标准差椭圆（SDE）方法，以绿色发展水平为权重，刻画空间分布重心迁移轨迹和方向性演变；其四，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将总体差异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用于判定区域差距的结构来源。此外，研究还通过CPI平减和人均化处理的替代数据集开展稳健性检验。
在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方面（SDG8），研究人员基于CRITIC权重法后按分位数划分为五级。结果显示，2009年全国仅有9个高等级城市（占3.19%），而2021年高等级城市增至87个（占30.85%），中高等级以上城市合计超过60%，表明绿色经济呈现从极化的“核心—边缘”结构向集群协同发展结构转变。重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转型迟缓，东北部分城市改善缓慢，与偏重工业基础及人才流入受限有关。
在绿色生态保护水平方面（SDG11和SDG15），2009年高等级城市仅11个（3.90%），且东部经济发达城市生态指标相对滞后；至2021年高等级城市达93个（32.98%），多中心空间网络初步形成。上海、杭州、绍兴、宁波等城市的持续改善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政策实施在时序上高度吻合。
在绿色社会进步水平方面（SDG11），2009年高等级城市21个（7.45%），集中在省会城市和核心城市群节点；2021年中高等级城市成为主导类别（占36.17%），高等级城市66个（23.40%），主要集聚于东部地区。绿色社会进步水平的空间分布与人口集聚、财政充裕度和基础设施成熟度密切相关。
在综合绿色发展水平方面，全国综合指数由2009年的0.422上升至2021年的0.522，增幅23.70%；高等级城市数量增长12倍，低等级城市减少99.29%。全局Moran's I从0.141升至0.169（p<0.01），表明空间集聚显著增强。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城市群，低—低集聚区在中西部内陆地区得到缓解。标准差椭圆分析表明空间重心向西南方向迁移约10.08公里，转动角从47.61°微调至47.74°，东—西方向空间覆盖呈先扩张后收缩的动态调整，总体空间格局相对稳定。
关于四大经济区的时空演化，东部地区持续领先全国平均水平，2021年指数为0.551，累计增长20.83%；中部地区从0.411增至0.518（26.03%），呈明显追赶趋势；西部地区初始值最低（0.401）但增速最快（26.43%），2021年达到0.507；东北地区增速最低（20.10%），2021年仅0.496，且2018—2019年间指数出现回落。Dagum基尼系数分解显示，全国总体基尼系数从0.072降至0.053（下降26.39%），区域间差异贡献率最高（2021年为38.84%），超变密度贡献率次之（35.84%），区域内差异贡献率约为25%。西部内部差异降幅达36.11%，东部内部差异降幅最小（8.06%）。
关于城市群尺度的演化，2021年YRD和PRD平均得分均为0.582，位居首位；MRYR为0.537，BTH为0.529，CC为0.503。CC累计增速最高（33.07%），而PRD增速最低（18.29%）。空间上，YRD呈现最均衡的布局，至2021年除安庆和池州外均达到高等级；BTH的高等级范围由北京逐步扩展至天津和廊坊；MRYR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向外辐射；CC以成都为核心形成梯度扩散格局。Dagum分解结果显示，城市群间差异贡献率始终超过50%，为总体差异的首要来源，表明行政分割可能是制约跨城市群一体化绿色发展的主要障碍。
稳健性检验方面，研究人员采用CPI平减和人均化标准化构建替代数据后重新计算指数，稳健得分与原基线得分的Pearson相关系数高度显著（r=0.965，p<0.001），空间集聚模式与区域排名未发生实质变化，验证了评价框架的可靠性。
讨论部分指出，三大子系统的时空演化与SDG8、SDG11、SDG15在中国城市的地方实施进展高度吻合，区域间差异源于长期的结构性要素禀赋、产业布局和环境治理投入强度差异。东部城市群的领先优势与成熟产业链及早期技术创新积累相关，中西部资源型城市的路径依赖则与高碳产业结构有关。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构成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行政边界造成的环境治理分割等问题仍制约着SDGs的协调推进。研究局限性包括样本限于地级市、未纳入县级单元、CRITIC方法无法吸收地方政策偏好以及未进行计量回归识别具体驱动因素，未来可拓展至县级尺度和引入GTWR或面板回归模型。
研究结论总结如下：在SDG8、SDG11和SDG15指引下，本研究构建了涵盖绿色经济、绿色生态和绿色社会的三维评估框架，基于CRITIC权重法、Dagum基尼系数分解、空间自相关和标准差椭圆（SDE）方法，定量分析了2009—2021年中国282个地级市在全国、四大经济区和五个城市群尺度的多尺度时空演化特征。全国三个子维度均呈现持续增长，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正经历结构性绿色转型，公众生态意识增强、低碳生活方式逐步普及。城市绿色发展总体呈现水平提升、区域差距缩小、空间重心持续西移的特征。空间上，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群，低—低集聚区在中西部内陆地区逐步缓解。四大经济区层面，东部持续领先，中部和西部加速追赶，东北持续滞后，其中西部累计增速最快。区域内和区域间差异共同构成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城市群层面，长三角（YRD）和珠三角（PRD）保持领先，成渝（CC）增速最快，珠三角（PRD）增速最慢，群际差异仍是城市群间差距的主要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