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科学问题。尽管数字化转型被广泛视为区域创新的系统性赋能因素，但拥有相似数字投入水平的地区仍表现出显著不同的创新绩效，而将数字条件转化为创新绩效的组织渠道仍未得到充分阐明。目的与方法。本研究使用2014年至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国家重点实验室（SKL）概念化为公共研究平台（PRP）的一种特定制度形式，并考察SKL是否传递区域数字化转型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我们采用熵权TOPSIS法构建区域数字化转型指数，并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估计、政策冲击DID、中介分析和fsQCA进行估计。结果。区域数字化转型与区域创新绩效正相关，基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的DID估计值方向一致，在省份聚类推断下平均政策效应在5%水平上显著（p < 0.05）。中介分析表明，SKL通过其跨越边界的职能传递了部分效应。外部知识引入渠道（以国际合作表征）所承载的间接效应更大（318.966，Sobel z = 2.14，p = 0.032），而内部网络扩散渠道（以网络枢纽功能表征）所承载的间接效应较小（93.285，Sobel z = 1.89，p = 0.059），其聚类自助法区间排除了零值。H3a（外部协作）得到了Sobel检验和BCa自助法区间的双重证实，H3b（网络枢纽）则得到BCa区间的支撑并由Sobel检验边际支持。fsQCA进一步表明，卓越的创新绩效源于数字化转型、SKL跨越边界职能、人力资本和产业基础等多种组态配置。结论与未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与其说是一种独立的技术投入，不如说是一种系统性赋能条件，其创新效应取决于公共研究平台的跨越边界职能及其与区域条件的匹配程度。未来研究可利用实验室层面和企业层面数据以及动态组态方法追踪这些机制随时间的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