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标题】识别前的间隔：检测延迟作为生物事件准备中可处理的变量

《Infectious Diseases》：The interval before recognition: detection latency as the tractable variable in bioevent preparedness

　　

过去两年非同寻常的立法活动重塑了全球卫生安全的正式架构。2024年6月通过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005) 修订案于2025年9月19日生效，并引入了更高层级的警报，即“大流行紧急状态”(pandemic emergency)。世界卫生组织(WHO)《大流行协定》于2025年5月20日由第七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然而，在 governing 病原体获取和惠益共享(PABS)的附件本身被通过之前，该协定不会开放签署；该附件未能及时在2026年5月的第七十九届大会前完成，谈判延长至2026年，最终文本预计将于2027年提交大会。因此，在撰写本文时，旨在约束下一次大流行应对的文书仍未签署。研究人员不认为这是后果最严重的鸿沟。这两份文书都规定了由事件识别触发的一系列职责：通报、核实、风险评估、宣布和共享。但两者均未对识别之前的间隔期，即从首次人类感染到任何地方任何人知道有需要通报事项之间的几天到几个月时间进行规范。这一间隔期是产生最大且可减少的预防性伤害份额的环节，且与条约文本不同，它直接容易受到技术干预的影响。

近期，全球卫生安全的正式架构经历了显著重塑。2024年6月通过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2005) 修订案引入了“大流行紧急状态”(pandemic emergency)这一更高层级的警报，并于2025年9月19日生效。同时，世界卫生组织(WHO)《大流行协定》于2025年5月20日由第七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然而，由于“病原体获取和惠益共享”(PABS)的附件未能如期完成，该协定至今仍未开放签署。研究人员指出，尽管立法层面存在滞后，但这并非全球卫生安全体系中最致命的鸿沟。当前体系存在的核心问题是：无论是国际卫生条例还是大流行协定，其规定的各项职责均由“事件识别”触发，如通报、核实、风险评估、宣布和共享。然而，这两大文书均未对“识别前的间隔期”进行规范。这一间隔期是指从首次人类感染到任何地方任何人知道有需要通报事项之间的数天至数月时间。在此期间，产生了最大且最可减少的可预防伤害。此外，当前基于“大流行”的准备体系缺乏定量阈值，导致应对时钟无法有效启动。因此，开展此项研究旨在强调将“检测延迟”作为生物事件准备中可处理的关键变量，探讨如何通过技术干预缩短识别前的间隔期。该论文发表在《Infectious Diseases》上，其重要意义在于为全球公共卫生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可量化、可审计的准备度评估指标，推动关注点从大流行扩展到更广泛的生物事件，并强调在事件发生地建立检测能力的重要性。

为开展此项研究，M.A. Pe?a、A. Pe?a-Fernández、B. Martínez-Alonso、G. Torrado和J.M. Machuca等研究人员主要通过历史文献回顾、全球流行病学数据分析以及对近期生物事件的回顾性研究来进行。研究团队没有涉及具体的实验试剂操作或样本培养，而是引用了多项已发表的历史数据和公开记录。研究使用的样本队列来源包括全球范围内的历史生物事件记录，如1918年A(H₁N₁)大流行数据、2022年底全球HIV感染统计、2020年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西尼罗河病毒(West Nile virus)感染病例，以及2023至2024年美国奶牛中高致病性禽流感A(H₅N₁)的监测数据。研究人员通过对这些历史记录和基因组学数据的系统分析，提取了关于事件识别延迟的关键特征。

**术语设定时钟**
通过对比outbreak（ outbreak，指特定地点、时间和人群中超过预期水平的病例超额）、pandemic（ pandemic，指跨越国界并影响大量人群的流行病）和bioevent（ bioevent，指由病原体或潜在病原体生物制剂引起或对人类、动物或环境健康构成可信威胁的自然、意外或蓄意事件）的术语定义，研究指出大流行缺乏定量阈值，无法启动应对时钟；而基于生物事件的准备始于首个异常信号，不受最终规模或意图影响，能够涵盖所有大流行及更广泛的事件。

**历史记录的选择机制**
通过分析历史生物事件记录，研究发现存在两种不对称性。其一，灾难性负担绝大多数是自然发生且由病毒引起的，如1918年A(H₁N₁)大流行导致至少5000万人死亡，约60%的新发人类感染为人畜共患病(zoonotic)，这主要与溢出、媒介传播和治理延迟有关。其二，蓄意生物事件多为细菌性、规模小且非病毒性，如1970至2019年间记录的33起生物恐怖事件中有20起涉及炭疽芽孢杆菌，无病毒使用。研究推断，这两类事件共同点不在于病原体，而在于失败模式：事件通常在开始很久后才被识别，且往往通过非监测系统的途径发现。

**间隔的测量**
通过分析美国奶牛中高致病性禽流感A(H₅N₁) clade 2.3.4.4b的疫情，研究测量了识别前的间隔。系统发育重建（ phylogenetic reconstruction，一种推断基因演化关系的方法）表明，该病毒基因型B3.13在2023年底由野鸟溢出到牛群，但在2024年3月下旬才被确诊，确认前已传播超过四个月。在此期间，病毒随牛群流动跨州传播并感染了家禽、猫和人类。此外，Mpox（猴痘）clade II_b在2022年被识别前已国际传播，clade I_b的跨国传播促使2024年8月宣布了第二起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研究结论指出，长期的未识别传播并非个例，依靠症状监测和求医行为的监测系统难以发现此类轻度和职业性感染。

**边际回报所在之处**
研究指出如果识别时间是主导的可变变量，则有四项能力值得优先发展，且这些能力具有非病原体特异性。第一，基于事件的监测和开源流行病情报；第二，便携式实时基因组测序（ real-time genomic sequencing，一种在现场条件下同时识别病原体、重建传播链和支持归因的技术）；第三，废水和环境监测，该技术不依赖求医行为，能检测临床监测遗漏的轻度感染；第四，配备即时分子检测的可部署野战实验室，这需要结构化的军民合作作为先决条件。研究同时强调，检测若无交付能力则无效，且高收入国家的检测能力无法缩短实际溢出地的间隔。

**一个可测量的指标**
研究提出，当前的准备度评估主要基于能力指标（如计划、实验室认证等），与实际表现相关性弱。研究人员建议采用一个更好的潜在指标：从传播估计开始或首例病例到实验室确诊的间隔，以及从确诊到公开通报的间隔。该指标若能像病死率一样对每个核实事件进行常规报告和审计，可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比、可审计和可改进的量。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深入分析了当前全球卫生安全架构中存在的重条约文本而轻技术干预的倾向。尽管《WHO大流行协定》和修订后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在立法上取得了进展，但它们未能解决事件识别前的延迟问题。研究强调，将准备度指标从“能力”转向“时间”是未来防范生物事件的关键。高收入国家集中的检测能力虽然能缩短出口后的间隔，但无法在溢出实际发生的地方缩短间隔。因此，在事件发生地建立测序和现场诊断能力，不仅是操作层面的答案，也是公平性的答案，这正是PABS谈判试图解决的问题。

在研究结论部分，研究人员明确指出，准备度的单位应是生物事件而非大流行，其度量标准应是时间而非能力。条约决定了世界知道后会发生什么，而检测决定了世界何时知道，这仍然是研究人员可以改变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