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Buildin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apacity in schools: the role of network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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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环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E）嵌入学校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是，在学校系统已被制度常规和竞争性需求所制约的情况下进行能力建设。连接学校与外部提供者的本地环境教育网络日益被视为一种可行的方法。虽然现有研究强调信任建立等内部网络过
将环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E）嵌入学校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是，在学校系统已被制度常规和竞争性需求所制约的情况下进行能力建设。连接学校与外部提供者的本地环境教育网络日益被视为一种可行的方法。虽然现有研究强调信任建立等内部网络过程，但较少关注特定网络结构如何影响学校获得环境教育专业知识和课程的机会，以及环境教育服务的公平分配。本文提出一项探索性研究，考察网络治理的转变——从共享治理结构转向领导组织结构——如何影响学校提供环境教育服务的能力。本文采用双模网络分析（bipartite network analysis）考察一个由地方教育当局（Local Education Authority, LEA）领导的环境教育网络。研究结果表明，领导组织网络结构通过增加获得多样化服务的机会，既增强了学校的环境教育能力，又具有改善公平性的潜力。未来研究应调查其他网络结构并进行比较研究，以考虑最有效的网络结构来推进学校的环境教育能力。
环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 EE）在学校中的嵌入长期面临结构性障碍，学校系统受限于制度常规、竞争性政策需求以及教师培训不足等因素，内部能力建设困难。与此同时，社区本位的环境教育组织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课程资源，本地环境教育网络因此被视为连接学校与外部提供者、促进EE实施的重要机制。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网络内部的信任建立、反思性等过程性因素，相对忽视了网络结构特征对学校获取EE服务的影响。Provan和Kenis（2007）提出的网络治理理论区分了共享治理、领导组织和网络行政组织三种网络形式，并指出不同形式在不同规模和信任条件下有效性各异。这一理论为审视EE网络提供了框架，但目前缺乏实证研究考察网络形式转变如何影响学校EE能力建设，特别是服务获取的广度、多样性及公平性。研究人员因此开展了一项探索性案例研究，以美国加州圣马特奥县（San Mateo County）首个县级EE网络为对象，考察该网络从非正式的共享治理结构转向由地方教育当局（Local Education Authority, LEA）主导的领导组织结构后，学校层面的EE服务供给是否发生相应变化，并据此识别能够有效支撑正式教育体系内EE整合的网络特征。论文发表在《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研究人员采用了双模网络分析（bipartite network analysis）方法，以加州圣马特奥县166所K-12公立学校为样本，数据来源于该县EE网络中13个积极服务提供者（占20个活跃组织的65%）的自我报告调查，覆盖2015-2016学年（网络建立前）和2018-2019学年（疫情前最后一个完整学年）。研究以学校与提供者之间的连接数量（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衡量服务接入；依据Wals（2012）及Wals和Benavot（2017）的分类，将服务提供者按自然保护教育（Nature Conservation Education, NCE）、环境教育（EE）和可持续发展教育（Sustainability Education, SE）三种范式归类，以服务类型组合的多少衡量服务多样性；并以免费午餐率（Free and Reduced Lunch, FRL）作为学校社会经济需求的指标，通过相关分析和四分位数比较评估服务分配的公平性。数据清理和统计分析使用Python完成，网络可视化由UCINET 6.289和NetDraw 2.097生成。
研究结果部分围绕三个研究问题展开。
研究问题1：转变后学校获取环境教育服务的途径如何变化？通过比较两个学年学校与EE提供者之间的连接数据发现，网络建立后学校平均度中心性、提供者平均度中心性以及学校-提供者连接总数均显著提升。这意味着学校可接触的外部EE服务主体增多，单个学校对任何单一提供者的依赖降低，服务网络的稳定性和韧性增强。
研究问题2：转变后环境教育服务的范围与种类如何变化？通过统计学校接受的服务类型组合，发现2015-2016学年超过半数学校仅接受单一类别的EE服务；而2018-2019学年接受两类及以上服务类型的学校比例从41.9%上升到59.5%，同时接受NCE、EE和SE三类服务的学校比例几乎翻倍。这说明领导组织网络结构促进了更丰富、更多元的环境教育“课程给养”，有助于学生接触自然保护、环境科学、公民参与和可持续实践等多重维度。
研究问题3：重组后的网络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服务分配的公平性？通过计算学校度中心性与FRL率的线性相关，整体上未发现显著相关。但按FRL均值分组分析后发现相反趋势：低于平均FRL的学校（社会经济状况相对较好）中，FRL越高则连接数越少（r=-0.23）；高于平均FRL的学校（社会经济需求较高）中，FRL越高则连接数越多（r=0.20）。按四分位数分析显示2018-2019学年服务连接呈现U型模式，最富裕和最弱势组学校的平均连接数高于中间组，且第一四分位数与第三四分位数之间差异显著。高需求组学校的平均连接数从1.16增至1.66（p=0.032），而中等需求学校未获得同等增长。研究表明，领导组织网络在促进高需求学校服务接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公平效果是非线性的——“中间”学校的服务增长相对有限。
讨论部分指出，网络形式对学校EE能力建设具有重要影响，领导组织网络在提升服务接入和多样性方面效果明显，但公平性的实现并不自动产生，而是依赖于LEA作为协调者传递信息、引入共享的公平指标（如FRL）、并在提供者之间建立共识的积极作为。该研究同时承认局限性：单一案例限制了外部效度，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回忆偏差，且仅从提供者视角构建网络关系，未纳入学校视角。研究结论翻译如下：本研究通过探索性案例说明，本地网络结构的转变与学校环境教育服务分布的多种变化相关。基于网络治理理论，研究检验了从共享治理网络转向领导组织网络是否能够改善当地学校的环境教育实施。通过开发环境教育能力指标并应用于圣马特奥县EE网络，研究人员比较了LEA主导转变前后的服务供给，发现网络结构对学校EE能力建设至关重要。领导组织网络形式在该案例中增强了服务获取、服务多样性和部分公平性，但不同情境下应选择适合的网络形式。未来研究应考察不同情境下的治理转变并进行比较研究，为地方教育网络作为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提供实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