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lth Sociology Review》：The cost of safety during China’s COVID-19 management: state of exception and political auto-immunity
编辑推荐：
本文通过福柯（Foucault）式视角审视中国的零新冠策略，分析了疫情如何从生物事件转变为一场政治危机，从而使“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合法化。在中国“碎片化威权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与“新自
本文通过福柯（Foucault）式视角审视中国的零新冠策略，分析了疫情如何从生物事件转变为一场政治危机，从而使“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合法化。在中国“碎片化威权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与“新自由主义转型（neoliberal transition）”的混合背景下，研究人员认为，国家动员了一种特定的“真理体制（regime of truth）”来垄断对生命的定义。通过运用埃斯波西托（Esposito）所称的“免疫化（immunisation）”，政府“生命至上（shengming zhishang）”的方针以否定人口的生命政治属性为代价，悖论性地保护了生物性存在，将公民还原为“赤裸生命（bare life）”。基于从武汉疫情暴发初期到上海封控期间的在线民族志研究，研究人员分析了居民和医疗专业人员如何通过福柯式的“反引导（counter-conduct）”形式来应对中国的疫情治理。这些实践并非站在治理体制之外，而是对零新冠政策下真相、风险和义务的定义与强加方式提出了质疑。因此，本文展示了疫情治理如何成为一个围绕生活体验、社会关系以及生命可被治理的条件进行持续协商的场域。
**中国新冠疫情防控中的安全代价：一项生命政治与免疫范式的解读**
本文发表于《Health Sociology Review》，聚焦中国新冠疫情期间的治理实践，旨在揭示“保护生命”这一官方话语如何与“限制生活”的实际后果相互交织。研究背景源于新冠疫情这一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在中国被高度政治化的现象：武汉疫情早期，官方以“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淡化风险，李文亮等八名医生因发出专业预警而被训诫；上海封控期间，居民在食物短缺、强制转移和医疗服务挤压中挣扎。这些现象暴露出一个核心问题：为何旨在保存生物生命的防疫措施，反而系统性地损害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行动能力和尊严？既有研究多将中国防疫视为紧急应对或威权效率的体现，但本文运用福柯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与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理论，结合埃斯波西托（Esposito）的免疫化（immunisation）范式，提出新的解释路径。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定性研究，整合文献分析与在线民族志，系统考察了从2020年武汉疫情至2022年上海封控期间的政策话语与日常实践。研究得出核心结论：中国的零新冠政策并非简单的应急管理，而是在“生命至上”口号下运作的极端免疫逻辑——为了保护生物性生存，国家限制甚至否定了社会交往、流动和集体生活的可能性，将公民还原为阿甘本（Agamben）所说的“赤裸生命（bare life）”。与此同时，民众和医疗专业人员通过非正式信息共享、互助、质疑分类标准等“反引导（counter-conduct）”实践，从治理体制内部挑战官方对真相、必要性和合法行为的定义。这一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说明疫情治理不能仅以感染率和死亡率衡量，而需要关注治理如何组织真理、义务、关怀和社会关系。
在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定性设计，结合话语分析与在线民族志。文献部分覆盖2020—2023年间中央及地方政府、国家卫健委的政策文件，以及官方媒体的新闻报道。在线民族志在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进行，研究人员在获知情的状态下加入11个微信群（含社区志愿者群、居委会群、医院职工论坛），并观察微博、微信、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的公开讨论；同时对上海居民Andy在2021年10月至2022年6月封控期间的生活进行了个案跟踪。资料通过归纳编码形成主题，包括控制与服从、信息协商、关怀与匮乏、抵抗实践。该研究获得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社会学系伦理批准。
**早期疫情暴发中的知识生产争议**。通过分析早期武汉官方的通报、媒体报道及一线医护人员的访谈记录，研究发现政府在信息不确定时优先维持政治稳定，将专业医疗预警定性为“谣言”，压制了病毒人际传播的警告。这种“真理体制”使医生的组织纪律与医疗责任陷入冲突，但医护人员通过私下告知同事、提前佩戴口罩等行为进行反引导，无声地挑战了官方对“合法知识”的垄断。
**个体在零新冠政策下的挣扎**。通过对上海封控期间的在线民族志和Andy的个案，研究发现居民被按感染风险分类并封锁，食物供应链断裂导致以物易物等自发互助。在强制转移至集中隔离点时，部分居民表示拒绝，并喊出“我们是最后一代人”的回应。这些反抗不是对治理体制的整体性拒绝，而是对风险归类和隔离合理性的质疑，构成了对零新冠政治目标的内部协商与挑战。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武汉和上海案例共同展现了免疫化逻辑的悖论：保护生命必须部分否定生活经验。零新冠应被视为日常治理的极端强化，而非单纯例外状态。与英国、美国等因碎片化应对而出现高死亡率相比，中国的策略在疫苗前时代避免了类似灾难；但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消除策略相比，后者在维持较高公众信任的同时实现了病毒抑制，说明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未必需要将生命还原为生物性生存。中国突然放开导致的显著死亡率进一步暴露了该模式的不稳定性——长期管控侵蚀了社会关系与日常照护能力，使社会难以平稳过渡。
最后，翻译研究结论部分：“在全球健康背景下，中国的生命政治策略在疫苗前时代有效保护了公共卫生，从而避免了如英国和美国等国家因碎片化应对和政策变化频繁失败而导致的灾难性死亡率。然而，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比较提供了一些更具启发性的见解。两国都实施了消除策略，并在维持相对较高公众信任的同时实现了持续病毒抑制，而无需同等程度的社会和政治中断。尽管由于治理结构、制度能力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重要差异，这种比较必然有局限性，但它仍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对比：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不一定需要将生命还原为生物性生存。中国模式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政策的严厉性，还在于流行病学保护与一个更大的政治和道德工程相关联的方式，使服从成为义务，真相受到严格控制，社会存在从属于保存。中国的突然重新开放导致了显著的死亡率，进一步揭示了该模式的不稳定性：本为保护社会机体而设计的机制，侵蚀了在过渡出紧急状态所需的社会关系和日常关怀形式。对于全球卫生治理而言，关键在于疫情应对不能仅凭流行病学结果来判断。还必须根据它们如何组织真相、义务、关怀和集体生活，以及它们是否不仅保存了生物性生存，还保存了生活生命的社会和政治条件来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