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on Health and Well-being》：Managing uncertainty in antibiotic decisions: factors influencing antibiotic use among chinese parents of children in a multi-sourc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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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中国儿童抗生素 misuse 问题依然严峻。家长通常在包含多种来源的复杂健康信息环境中做出抗生素使用决策。本研究旨在探讨当面对儿童健康的不确定性时，哪些信息源影响中国家长的抗生素使用，以及这些信息源如何影响此类不确定性的管理。
方法：本研究
摘要
目的：中国儿童抗生素 misuse 问题依然严峻。家长通常在包含多种来源的复杂健康信息环境中做出抗生素使用决策。本研究旨在探讨当面对儿童健康的不确定性时，哪些信息源影响中国家长的抗生素使用，以及这些信息源如何影响此类不确定性的管理。
方法：本研究以不确定性管理理论为指导，对20名参与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并采用编码本主题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研究提炼出三个主题：（1）祖父母对家长用药决策的干预；（2）对医生建议的遵循有限；（3）新媒体环境中多样化的用药信息。
结论：中国家长通过借助多种信息源（包括家庭经验、专业建议和在线信息）来管理抗生素使用的不确定性。这种混合信息环境可能增加不适当抗生素使用的风险。祖父母的影响凸显了开展以家庭为导向的健康教育的必要性，而家长对医生建议的选择性接触和采纳则提示儿科医疗服务提供者应主动改善沟通，并提供更清晰的用药指导。此外，数字健康信息的日益普及要求加强对可信在线健康资源的监管与建设。
关键词：抗生素使用；中国；家长；0–6岁儿童；信息环境；不确定性管理理论
论文解读：多源信息环境下中国儿童家长抗生素使用决策的不确定性管理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抗生素耐药性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全球十大健康威胁之一。2019年，耐药菌感染导致全球127万人死亡；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5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达到1000万。中国是全球抗生素消费量最高、耐药负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儿童抗生素过度使用问题尤为突出。已有研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分析了抗生素过度使用的成因，包括处方监管不足、医生知识有限、处方经济激励、非处方储存抗生素、患者参与治疗决策以及用药知识匮乏等。尽管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抗生素供给的政策，但不当使用现象仍较严重，需求侧因素正日益被认为是主要驱动因素。作为儿童的主要照护者，家长的抗生素使用知识和行为对儿童疾病管理具有显著影响。
健康信息能够有效影响个体的健康知识、态度和行为。然而，以往研究大多假设个体能够直接获取准确的用药信息，忽略了个体实际所处的信息环境可能充满多样性、冲突性甚至误导性。不确定性管理理论指出，个体并非被动承受疾病相关的不确定性，而是会主动采取策略进行管理，信息行为（包括寻求和回避）是核心策略之一。对于中国家长而言，其管理儿童健康不确定性的信息环境尤为复杂：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高质量健康信息获取受限，三级医院仅占全国医院总数的10.6%却承担了63%的门急诊量，医生问诊时间通常仅5至10分钟，医患信任亦面临挑战。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第三方电商平台在线药房、人工智能健康服务等新兴信息源不断涌现，专业与非专业信息、准确与不准确信息相互交织，可能加剧家长的不确定性。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单一信息源对家长抗生素决策的影响，难以解释多源信息共存时家长如何进行不确定性管理。因此，本研究采用不确定性管理理论，探究中国家长在儿童患病时如何借助不同信息源应对不确定性，考察各信息源之间是否存在冲突，以及家长面对不同用药建议时如何筛选和整合信息，并最终影响其后续的不确定性管理策略。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设计，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收集数据，并使用编码本主题分析法进行分析。研究人员于2024年12月至2025年4月期间，通过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以及研究者当地公共场所（公园、社区、游乐场）采用目的性抽样招募参与者。纳入标准为：年满18周岁、为0–6岁儿童家长、曾因儿童患病做出过抗生素使用决策、为中国常住居民。最终共招募20名参与者（14名母亲，6名父亲），多数来自一线城市，接受过高等教育，无医学背景。访谈平均时长51分钟，所有访谈均逐字转录并返还参与者核验。数据分析采用NVivo 12软件，由两名编码员独立阅读转录文本并生成初始编码，随后研究团队协作开发正式编码本，经过三轮迭代修订形成最终主题结构。编码分歧由第三名研究者仲裁。研究遵循COREQ清单报告，并通过反思日志、外部评审等方式提升分析过程的透明度和可信度。该研究已获得华中科技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三、主要研究结果
主题分析产生了三个主题和七个亚主题，表明祖辈、医生和新媒体是影响家长抗生素决策的三类主要信息源。
主题一：祖父母对家长用药决策的干预。该主题包括两个亚主题。其一为“幸存者经验胜过医学判断”：2003年中国才出台首部专门规范抗生素销售和使用的文件，祖父母在育儿时期处于缺乏抗生素监管和正确用药意识的时代，其用药建议通常缺乏临床依据，而是基于自身“把孩子带大”的个人经验，形成以“幸存者经验”为核心的用药逻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参与者对祖辈用药经验表现出更强信任。其二为“代际权威下的育儿话语博弈”：部分家长虽不认同祖辈的用药做法，但迫于代际权威、孝道文化和家庭和谐压力而服从。祖辈以“我养大了三个孩子”等经验话语强化其权威，甚至通过情感压力或道德指责迫使家长妥协。
主题二：对医生建议的遵循有限。该主题包含两个亚主题。其一为“对专业来源的选择性接触”：生活在一二线城市的参与者表示，是否寻求及遵循专业医疗建议取决于具体情况，儿童症状严重程度是重要因素。当症状较轻时，家长往往自行用药而不咨询医生；症状严重或多种信息相互矛盾时，家长会主动咨询医生并选择信任专业意见。其二为“抗生素使用的黑箱未被打开”：家长在就诊时不仅想知道是否需要用抗生素，还想了解为何用或不用，但医生很少给出详细解释，例如不解释血常规结果、不说明用药原因。家长对医疗沟通不足表示不满，认为“社区医生每天看100个病人，没时间解释”，这种有限沟通削弱了家长对医生建议的遵从。
主题三：新媒体环境中多样化的用药信息。几乎所有参与者都提及在线用药信息的影响，包括三个亚主题。其一为“AI医生提供用药指导”：部分来自一线城市、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长（尤其是父亲）积极使用AI医生获取抗生素建议，主观上认可其便捷性和专业能力，认为AI工具能阅读心电图、具备大数据分析能力，甚至可能优于不持续学习的医生。其二为“其他家长的育儿帖子”：多数无医学背景的高学历母亲表示，社交媒体上其他家长分享的详细育儿经历（如记录儿童病程、痰液颜色变化等）为自己提供了实操信息和情感支持，有效缓解了育儿焦虑并增强了育儿效能感。其三为“伴随营销信息的医学知识”：部分居住在四五线城市或一二线城市的参与者，通过社交媒体上益生菌、保健品的营销帖了解了抗生素耐药性的危害，对使用抗生素变得更加谨慎，并可能购买相关产品。营销信息附带的“健康光环”使家长将购买行为视为负责任的育儿行为，从而降低了对商业劝说信息的抵抗力。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表明，家庭内的代际经验是抗生素使用信息的重要来源。在中国家庭中，代际共同育儿常见，祖辈与父辈之间常因育儿问题产生冲突，但本研究中的家长总体倾向于遵从祖辈用药建议。原因可能包括：0–6岁儿童家长育儿经验相对不足，面对诸多育儿不确定性时更依赖长辈指导；同时，儒家文化影响下强调家庭和谐与孝道，年轻一代不愿与长辈冲突，即便内心存有疑虑也会策略性顺从。不同地区和受教育程度的家长对儒家家庭观念的认同差异，可能解释农村家长更易接受祖辈用药建议的现象。这凸显了家庭内不确定性管理的悖论：个体在健康决策中摇摆于自主与联系、不确定与确定之间。
数字平台催生了“众包医学”现象，集体健康知识由众多个体的贡献生成。在线同伴分享的育儿用药指导为家长提供了观察学习模型和同伴支持，有助于缓解健康相关不确定性并提升育儿效能感。然而，接触这类信息较多者多为居住在城市、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长，可能与其较高的“电子育儿素养”有关。新媒体中儿童健康补充剂的营销信息虽使家长更加谨慎用药，但此类信息质量参差不齐且具有商业动机，家长易受“健康光环”影响而降低对劝说信息的抵抗力。
尽管非专业用药信息成为家长决策的参考，家长仍会在特定情境下转向专业健康来源。本研究中的家长强烈需要医生提供“告诉我”式信息（即明确解释为何用或不用抗生素），但医生未能充分满足这一需求。医疗咨询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交换过程，患者投入时间和金钱获取专业知识，医生获得社会认可和经济报酬。当家长投入时间金钱却只得到有限的解释或指导，感知到交换收益不足时，便可能削弱其对医疗权威的信任，降低主动寻求专业建议的意愿，从而增加不当用药风险。AI医生作为新兴信息源，虽然以速度见长，但其诊断性能具有变异性，“黑箱”算法的可解释性低，且存在隐私泄露风险；在儿科健康领域，儿童并非单纯的生物病例，其健康问题嵌入家庭动态中，AI目前可能无法像人类医生那样结合临床判断、患者具体需求和家庭背景进行全面决策。本研究基于中国社会文化背景，其发现可能对具有类似社会文化背景和抗生素使用态度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越南、菲律宾）提供启示，这些国家同样存在代际育儿普遍、抗生素过度使用、基层医疗资源有限和医患信任不足等问题。
实践层面，研究建议：儿科医疗服务提供者可接受沟通培训，在祖辈与父辈共同陪同就诊时主动提供清晰的抗生素使用指导，帮助家庭协调代际健康信念差异；医院可开发包含滥用实例、常见误区和用药指南的教育材料，作为家庭用药争议时的补充专业参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定期组织面向隔代照护者的面对面健康教育，提供药物审查服务和用药记录指导；同时，培养值得信赖的“育儿意见领袖”，将真实育儿故事与专业指导相结合，并优化AI医生的诊断能力，弥补传统医疗中的信息鸿沟。
本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样本以城市中高受教育程度家长为主，迁移性受限；作为小样本定性研究，缺乏统计概括性和量化不同信息源具体影响的能力；通过社交媒体招募可能存在自选择偏差；数据依赖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回忆偏倚或社会赞许性偏倚。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覆盖不同地区、教育水平、性别和职业背景，采用定量比较方法系统考察不同群体在抗生素用药信息来源信任和决策上的差异，也可开展纵向研究追踪家长信息寻求和决策模式随儿童成长的变化。
结论：本研究整合公共健康与传播学的跨学科视角，考察了多样化健康信息源及其信息如何塑造中国0–6岁儿童家长的抗生素相关决策。研究发现专业与非专业信息源共同影响家长对抗生素使用的态度和决策。在多个信息源交互作用的复杂信息环境中，提高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沟通技能、加强专业性抗生素教育、开展代际用药健康教育，并战略性利用社交媒体和数字健康工具等新兴传播渠道，可能成为支持家长不确定性管理的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