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能效法规、能源贫困与健康：来自土耳其的证据

《Energy Policy》：Building energy performance regulation, energy poverty, and health: Evidence from Türkiye

　　

摘要

本研究探讨了土耳其建筑能效法规（BEPR）与自评健康之间的关联，重点关注能源贫困作为潜在传导机制的作用。研究采用2006年至2023年土耳其收入和居住条件调查（SILC）的全国代表性数据，利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将全国BEPR实施的时间与政策实施前对隔热相关取暖脆弱性的差异化暴露相结合。基线双重差分（DID）估计了BEPR相关的时间变化差异，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提高了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可比性，工具变量（IV）-DID则作为补充稳健性检验，以应对暴露分配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中介分析考察了四种潜在的能源贫困渠道：延迟支付公用事业账单、潮湿或房屋状况恶化、家庭供暖不足以及家庭能源支出负担过高。调节分析则探讨了BEPR相关健康关联是否因收入、住房条件、教育和年龄而有所不同。

结果表明，BEPR暴露与自评健康呈正相关。这种关联主要通过改善室内环境条件发挥作用，尤其是减少供暖不足、潮湿和房屋状况恶化等问题。相比之下，结果并未显示公用事业账单支付延迟或高能源支出负担有显著减少，表明尽管住房质量有所改善，但能源相关的财务压力可能仍然存在。BEPR相关关联在收入、住房和地区群体之间存在差异，表明家庭资源和既有的住房条件可能影响建筑能效法规如何转化为与健康相关的福祉。总体而言，研究结果表明，BEPR可能通过减少与住房相关的能源贫困维度来改善健康相关的福祉；然而，需要补充性的财政和实施导向的政策以确保收益更加公平。

引言

当家庭无法获得足够的、可靠的且可负担的能源来实现基本生活标准（如适当的室内供暖、烹饪、照明和热舒适度）时，能源贫困便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种剥夺会对身体和心理健康造成巨大风险，包括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冬季超额死亡率、压力和社会排斥（Day等，2016；Heller等，2024）。这些证据表明，能源获取不仅是一种经济商品，更是影响人群健康和社会不平等的决定因素，将能源政策纳入更广泛的公共福利领域。

全球政策框架日益体现这种多维视角。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7和欧洲绿色协议将可获得负担得起的现代化能源确定为减少社会脆弱性的组成部分。然而，不同国家和政策范式的政策回应存在显著差异。基于可负担性的工具，如电费折扣或社会电价（以西班牙的Bono Social为例），可以暂时减轻财务负担，但往往只能带来有限或短期的健康改善（Jové-Llopis等，2025；Bagnoli和Bertomeu-Sánchez，2022；Garcia-Alvarez和Tol，2021）。相比之下，结构性改革，包括隔热计划、强制性效率升级和改造方案，已显示出对室内环境质量和健康的更明确益处（Critchley等，2007；Green和Gilbertson，2008；Kerr等，2017；Wang等，2022）。德国KfW能效计划展示了补贴贷款和拨款如何支持改造、节能和附加的健康效益（Kerr等，2017；Wang等，2022）。这表明，尽管以可负担性为导向的补贴解决了眼前的财务限制，但更长期的健康相关福祉可能更依赖于住宅环境的结构性改善。

近期的全球讨论也强调，加速能效提升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Bela?d（2025）认为，实现有雄心的能效目标取决于制度能力、融资、技术扩散、行为反应，以及对可负担性和公平性的保障措施。这一视角对新兴和中低收入经济体尤其重要，在这些国家，监管框架可能已存在，但实施能力、家庭可负担性和住房质量约束仍存在不平衡。

土耳其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具有分析价值的案例。尽管其他国家也为研究能效干预、能源贫困与健康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机会（参见Collado和Martínez，2024），但土耳其将正式的建筑能效法规与住房质量、气候条件、收入水平和区域发展方面的巨大异质性结合在一起。2000年代快速的城市化和住房扩张增加了住房存量，但许多住宅仍面临隔热不足、热不适、潮湿和高能耗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2008年颁布并于2011年全面执行的建筑能效法规（BEPR），为新建建筑引入了最低热性能要求，并建立了能效认证体系（官方公报，2008；能源和自然资源部，2018）。

由于BEPR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本研究的实证杠杆并非来自正式政策采纳的差异，而是来自政策实施前对隔热相关住房脆弱性的差异化暴露。在此意义上，BEPR代表了一个全国性的监管冲击，其影响预计将根据家庭的既有住房条件而有所不同。与价格型援助（主要缓解短期可负担性约束）不同，建筑能效法规针对能源剥夺的结构性根源，因此可能与热生活条件和健康相关福祉的更持久改善相关联。

实证证据表明，能源贫困与健康结果密切相关。Jové-Llopis等（2025）对西班牙社会能源电价政策的评估表明，财政支持计划可以适度减少能源贫困，但经历能源剥夺的家庭仍然面临明显更差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来自土耳其的证据也支持这一路径。K?se（2019）表明，能源贫困与土耳其个体健康呈负相关，且住房缺陷（包括隔热相关问题）是健康结果的重要关联因素。近年来，?pek和?pek（2024）利用纵向收入和居住条件调查（SILC）数据，证明了土耳其家庭能源贫困的多维性质及其对个体健康的不良影响。然而，这些研究并未评估全国性建筑能效法规是否通过特定的住房和能源贫困渠道与健康相关的福祉变化相关联。

为了阐明从建筑能效法规到健康的理论路径，我们借鉴了住房和公共卫生文献。这一预期机制并不意味着法规本身具有直接的生物效应。相反，建筑能效标准可能通过改变住宅室内环境来影响健康。改善隔热和热性能可以帮助家庭维持稳定的室内温度，减少寒冷室内环境暴露——后者与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风险、较差的心理幸福感，以及儿童、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的高脆弱性相关（Liddell和Morris，2010；世界卫生组织，2018）。建筑围护结构质量、通风和湿气控制方面的改善还可能减少潮湿和霉菌，后者与呼吸症状、喘息、咳嗽、哮喘症状、过敏及其他不良呼吸结局相关（世界卫生组织，2009）。建筑热性能的改善还可能有助于减少能源相关压力，缓解供暖与其他基本需求之间的权衡，尽管这一可负担性渠道可能取决于收入、能源价格、供暖系统和反弹行为。这一框架意味着一条顺序路径：建筑能效法规可能改善热舒适度和室内环境质量；这些改善可能减少潮湿、供暖不足和相关住房剥夺；而这些中间变化可能与更好的自评健康相关联。

尽管对能源贫困与健康之间联系的概念讨论很多，但重要的实证空白仍然存在。首先，大多数研究评估的是基于电价的援助或家庭层面的干预措施，而非针对建筑能效的全国性监管框架。现有研究往往依赖于有限样本量（Maidment等，2014）或仅考察剥夺的一个维度，使得建筑层面的法规是否与人口规模的健康相关福祉改善相关联尚不明确。其次，尽管已有多种机制被理论化——包括财务压力、潮湿、供暖不足和能源支出负担——但很少有研究在统一的实证框架内对这些渠道进行定量检验（Liddell和Guiney，2015；Oliveras等，2021；Middlemiss等，2023）。第三，文献中很多研究依赖家庭层面的结果，尽管对寒冷、潮湿和能源相关财务压力的脆弱性可能因家庭内的年龄、性别、社会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而不同（Garcia-Alvarez和Tol，2021；Bagnoli和Bertomeu-Sánchez，2022；?pek和?pek，2024）。

本研究通过使用2006年至2023年的全国代表性SILC数据，考察土耳其BEPR与个体健康结果之间的关联，为文献做出贡献。由于BEPR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实证设计将法规的时间节点与政策实施前对隔热相关取暖脆弱性的差异化暴露相结合。使用双重差分（DID）、倾向得分匹配（PSM）-DID和工具变量（IV）-DID估计量，我们估计了对隔热不足结构性脆弱的家庭群体中BEPR相关的差异变化。我们还通过中介分析考察潜在的传导渠道，并评估BEPR相关健康关联在不同社会经济群体和地区条件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研究结果有助于土耳其的能源政策讨论，以及对新兴和中低收入经济体建筑能效法规健康协同效益的更广泛文献的贡献。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2节介绍土耳其的制度与政策背景。第3节描述数据和描述性统计。第4节详细说明实证策略。第5节展示结果。第6节展示稳健性分析结果。第7节得出结论。

各节内容摘要

土耳其案例

建筑能效已成为土耳其重要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政策议题。住宅建筑在这一议程中处于核心地位，因为供暖和制冷需求直接影响家庭能源需求、室内热舒适度和住房福祉。根据国际能源署（IEA，2024），2022年住宅建筑占全球终端能源消费量的20.3%，而土耳其相应比例为22.1%。这凸显了……

数据来源

实证分析使用2006年至2023年土耳其收入和居住条件调查（SILC）的重复横截面数据，涵盖352,571个家庭和916,505个个体。SILC提供了关于自评健康、能源贫困指标、个体特征、家庭社会经济条件和住房属性的信息。附录表A1列出了所有变量的定义和描述。由于数据为自我报告，测量误差和报告偏差……

实证策略

利用重复横截面SILC数据估计BEPR相关的健康关联面临若干识别挑战，需要多层面的实证策略来解决。由于暴露是通过自评的隔热相关供暖问题来定义的，测量误差、基于感知的报告以及报告异质性可能影响分组。特别是，健康状况较差的家庭或个体可能对室内住房条件有更消极的感知和报告……

基准DID结果

表1报告了基准DID估计结果，所用估计方法与因变量的结构相对应。对于二分化的自评健康结果（SRHd），估计了Probit模型；对于五分类自评健康结果（SRH），估计了有序Probit模型。在这两种情况下，模型设定逐步扩展，以评估在添加个体和 household 控制变量以及年份固定……

稳健性分析

我们通过利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在DID框架内采用工具变量（IV）方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采用IV-DID策略。最后，为确认主要发现未受处理组构成的影响，我们额外估计了两个敏感性分析模型。

结论与政策启示

主要发现为基于证据的能源和住房政策提供了若干启示。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zlem ?pek：撰写–审阅与编辑，撰写–原稿，方法论，概念化。Egemen ?pek：撰写–审阅与编辑，方法论，概念化。Guillem Lopez Casasnovas：撰写–审阅与编辑，监督。

知情同意

不适用。

伦理标准遵守

本研究不包含作者对任何人或动物进行的任何研究。

数据与材料可用性

本研究使用的微观数据集由土耳其统计局提供。作者感谢土耳其统计局授权使用收入和居住条件调查数据。

代码可用性

实证分析使用Stata 19完成。代码可应要求提供。

伦理批准与参与同意

不适用。

出版同意

不适用。

资金来源

作者声明与任何财务或非财务利益相关的组织或实体不存在隶属关系或参与。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不存在已知的竞争性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可能影响本文所报告的工作。

致谢

作者感谢本研究早期版本在UPF-CRES（巴塞罗那庞培法布拉大学–健康经济学研究中心）上进行了展示。

我们感谢参与者的宝贵意见和建议，这大大提高了手稿的质量。?zlem ?pek 获得了土耳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TUBITAK）的 2219 国际博士后研究资助计划资助，项目编号：?zlem ?pek|Egemen ?pek|Guillem Lopez Casasnovas，塔尔苏斯大学管理信息系统系，土耳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