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化的公民科学基础设施:英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中的参与、认可与生态劳动

《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Gendered citizen science infrastructures: participation, recognition, and ecological labour in UK biodiversity monitoring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28日 来源: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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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物多样性丧失加速以及环境监测需求增长,公民科学日益重要,这引发了对谁参与及何种贡献被认可的追问。英国拥有全球历史最悠久且制度嵌入最深的生态公民科学与生物记录传统之一,但既有研究鲜少考察该格局如何组织以及参与在不同情境中如何被体验。研究人员采用混合方法设计

  
随着生物多样性丧失加速以及环境监测需求增长,公民科学日益重要,这引发了对谁参与及何种贡献被认可的追问。英国拥有全球历史最悠久且制度嵌入最深的生态公民科学与生物记录传统之一,但既有研究鲜少考察该格局如何组织以及参与在不同情境中如何被体验。研究人员采用混合方法设计,将针对英国165个活跃生态公民科学项目的系统范围审查(systematic scoping),与对14名女性公民科学家的半结构化访谈相结合,以探究生态公民科学如何在实践中被构建、维系与社会再生产。范围审查识别出以生物多样性监测、物种记录与保护为主的项目景观,其特征包括既定组织中的集中化、贡献型(contributory)参与模式主导,以及对显眼类群与陆地生态系统的过度关注。访谈发现,女性的贡献常超越生态数据采集,延伸至指导、志愿者协调、外联及其他对项目延续至关重要的关系型与组织型劳动,尽管这些在既有公民科学文化中未被均衡认可。参与者亦跨项目与生态领域发展专长,但这些路径常为非正式;女性参与似乎受组织文化、数字技术、专家角色获取及更广泛生活情境塑造。基于上述发现,研究人员提出“性别化公民科学基础设施”(gendered citizen science infrastructures)概念框架,将公民科学的制度组织与女性参与及贡献路径相连,揭示认可过程如何塑造其体验、机会与长期参与。研究发现进一步形成建议,以强化生态公民科学中的认可、进阶、包容与持续参与。
研究背景方面,英国具备逾百年志愿自然观察传统,生物记录(biological recording)已演化为国家生物多样性基础设施,如生物记录中心(Biological Records Centre, BRC)与国家生物多样性网络(National Biodiversity Network, NBN)支撑海量物种发生记录。然而既有文献多聚焦分类群、监测方案或参与者产出,对整体生态公民科学景观在组织、生态域与参与模型上的系统理解有限;同时国际证据表明参与者偏老、偏白、高学历且在部分语境下男性居多,女性(尤其少数族裔女性)参与更低,但进入项目后女性如何参与、专长如何发展、劳动如何被认可仍不清楚。为此,研究人员以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为视角,将“生态劳动”(ecological labour)定义为涵盖科学、技术、关系、情感与组织工作的广义劳动,考察制度安排、社会关系和认可系统如何再生产性别不平等。
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于2025年11—12月通过六大英国生态平台(NBN、BTO、UKCEH、CastCo、NatureScot、BRC)结合定向检索与滚雪球抽样,筛选出165个活跃项目,按分类群、环境域、科学取向、参与结构(采用Shirk等2012与Haklay 2013分类)、参与者取向、组织结构与地理尺度编码并做描述统计;2026年1—2月对14名18岁以上女性公民科学家(来自Garden Birdwatch、The Rock Pool Project、Bat Conservation Trust、The Riverfly Partnership及社区倡议如Farnham Biodiversity Partnership、Friends of the River Wye)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经UCL伦理审批与知情同意,转录后采用反思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结合归纳编码与女性主义环境学说解释。
研究结果部分,3.1节“英国生态公民科学景观”通过范围审查显示:项目以生物多样性监测(39%物种分布、22%保护、21%种群监测)为主;近半数由信托/慈善组织牵头,BRC、BTO、UKCEH等少数机构协调近40%单牵头项目;89.1%为贡献型参与,协作/共创/同事型合计不足11%;72%面向兴趣群体;分类群上哺乳动物(占英国物种0.2%)被25%项目覆盖、鸟类(1.4%)被20%覆盖,而无脊椎动物(约54%物种)仅46%项目、藻类与真菌各不足10%;生境偏重陆地与淡水。3.2节“性别化参与体验”通过访谈揭示:受访者虽自贡献型项目入门,但实际跨鸟类、蝴蝶、蝙蝠、植物、河流、海岸多倡议并行参与数十年;承担物种鉴定、水质监测、政策倡导、志愿者培训、活动安全、数据核验等远超“数据提交”的职责,却被框架为“支持性”而非“科学性”;观鸟屋、垂钓、技术分析等空间存男性主导文化,女性易被导向沟通协调与行政;时间、照护、数字平台(iRecord负面反馈 vs iNaturalist支持性)与野外安全塑造可达性;认可集中于记录入库,关系型劳动无等效承认。
讨论部分,4.1节指生态公民科学是集中化参与基础设施,贡献型分类遮蔽志愿者实际多维角色;4.2节提出“性别化公民科学基础设施”框架(图3),将基础设施(制度安排、参与设计、生态优先、技术系统)、参与路径(科学/技术/组织/关系/照护贡献)、认可过程与交叉影响(时间、照护、教育、数字、移动、网络)动态连接,说明其生产性别化结果(归属感、专长、角色获取、持续参与);4.3节据此给出八类设计建议:利用机构能力做跨项目导师与认证、使正式结构匹配实际贡献、使组织/关系劳动在年报与角色描述中可见、设技术角色有意招募路径、建支持性专长发展环境、平衡平台科学性与可用性、提供微志愿与家庭包容的时间弹性、保障野外安全与装备共享。
结论部分翻译:本研究考察英国生态公民科学当前如何组织及这些组织结构如何跨多样生态与制度语境塑造女性参与体验。通过系统范围审查165个项目与访谈14名女性公民科学家,研究提供互补的结构与经验视角,刻画英国生态公民科学景观组织并检视女性如何贡献与导航其中的项目、组织与参与文化。研究发现英国生态公民科学具高度成熟但不均的参与景观,由制度集中、贡献型模式主导及对显眼分类群与可及监测环境的生态优先所形塑。女性参与超越正式项目分类中的数据贡献者角色,涵盖科学与技术工作及志愿者招募支持、协调、社区建设、公众外联与政策相关活动。参与者在项目内外发展专长,但路径常非正式且依赖既定组织与网络,而组织与关系贡献未在正式参与类别或认可系统中一致呈现。其体验亦受性别化组织文化、专家角色获取、数字平台及就业照护移动与生命阶段等更广情境塑造。基于此,本文提出“性别化公民科学基础设施”概念框架,将制度组织、参与路径、生态优先、技术基础设施与认可实践相连,以揭示何种专长、环境知识与生态劳动形式随时间变得可见、被重视与维系。该框架将分析焦点从“参与即访问”转向“参与即组织文化、路径与认知认可问题”,对加速生物多样性丧失时代下环境治理合法性与志愿社群可持续性具政策与实践意义。论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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