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想象力与环境卫生政治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The urban imagin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anitation

　　

本文回应围绕研究人员著作《废弃物与城市》（Waste and the City）的评论，反思废弃物、城市想象力（urban imagination）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包括如何将“城市生活权”（right to citylife）路径操作化（operationalise），如何思考与环境卫生（sanitation）相关的城市地理，以及超越人类（more-than-human）因素在塑造环境卫生地理与政治中的构成性作用。研究人员衷心感谢Matthew Gandy、Aila Bandagi Kandlakunta、Paula Meth、Kerri Jean Ormerod、Glyn Williams和Josie Wittmer对《废弃物与城市》一书的深入讨论。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有益的问题，这些讨论建立在书中论述之上，并为未来关于环境卫生以及更广泛城市研究确定了一系列重要挑战。

研究背景与问题：全球城市环境卫生长期被窄化为服务供给问题，但研究人员认为其本质上是一个城市想象与政治问题。人类排泄物一旦进入城市，便与尊严、健康、劳动、性别、年龄、残障、种族、阶层、污名、疾病、动物、环境、预算、政策、监管、政治经济、法律、工程、修复等议题交织，形成不断变化的网络。既有环境卫生干预常常忽视居民尤其是妇女和女童的经验，因而导致失败。为此，研究人员在《废弃物与城市》（Waste and the City）中提出，应从“供排水服务”转向更宏大的城市问题，并借助“城市生活权”（right to citylife）来重新理解环境卫生的政治。该论文作为对多方评论的回应，发表在《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上，研究意义在于推动批判城市理论、环境卫生地理和城市政治生态学的交叉讨论。

研究方法上，该文属回应性理论评论，不涉及实验室样本或队列数据，也未采用实证采样流程。研究人员主要运用概念分析与理论综合，以Lefebvre的“城市权”（right to the city）为基础，将“城市生活权”发展为普遍主义与地点特殊性相结合的分析框架；同时借鉴评论者提出的Q方法论（Q Methodology）与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讨论未来研究路径，并结合评论中提到的印度班加罗尔和加拿大农村案例来阐释“超越城市”的卫生地理。

针对Williams与Meth的回应：城市生活权的操作化。Williams与Meth提出一系列问题，包括如何制定网络化规划、未来世代需要哪些能力、参与式“环境卫生论坛”能否防止低收入社区遭受暴力与排斥，以及如何处理腐败、犯罪和“冲突理性”（conflicting rationalities）。研究人员承认这类努力常常缓慢、失败且充满政治斗争，没有现成模式可以容纳所有矛盾；主张居民尤其是妇女和女童的观点必须处于规划、提供和维护环境卫生解决方案的中心。“环境卫生论坛”本质上应是女性主义论坛，其知识政治、关注焦点和领导力都要贯穿这一承诺。

针对Kandlakunta与Ormerod的回应：Q方法论与批判话语分析的潜力。两位评论者提出，Q方法论可用于在行动者之间保留异质性视角，寻求对城市生活权的共享表达，并让学者在生活经验与政策变革之间充当知识中介。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提议，但需要进一步考察该方法如何应对Williams与Meth所指出的冲突理性和不平等权力关系。

针对Gandy的回应：肯定性环境卫生与超越人类。Gandy提出“肯定性环境卫生”（affirmative sanitation）与“肯定性生物政治”（affirmative biopolitics）之间可能存在有益联系，并通向“多物种城市”的情感与流行病学维度。研究人员强调，仅提出关注超越人类因素并不足够，更关键的是区分超越人类因素的不同形式与影响。例如，病原体在城市环境中传播并导致每年数十万人死亡，其中主要是贫困儿童，这类死亡可以通过适度投资与控制加以预防；同时，近三分之二的人类病原体具有人畜共患病（zoonotic）起源，城市中动物共存的管理是一个持续、多重且不断变化的政治问题。

针对Wittmer的回应：环境卫生的超越城市地理。Wittmer认为城市卫生不仅超越人类，而且超越城市本身，需要沿着管道追踪城市处理与未处理的废水如何流向乡村、生态和人群。她以班加罗尔为例指出下游地区承受着城市废水的生态与健康负担；在加拿大，偏远农村居民不得不付费请私人公司检测来自城市的废水是否符合标准，从而产生地方性财政与劳动压力。这一讨论延续了城市政治生态学和行星城市化对既有城市范畴的质疑。

对范畴的重新审视：卫生、城市与身体。研究人员承认，在写完《废弃物与城市》后，他意识到“环境卫生”这一概念不断变形并超出既有概念与经验分类。例如，环境卫生正日益被重构为生物技术公司开发疾病监测技术的空间。身体也可以被理解为多物种生命形式，受到全球供应链、大型农业资本和大气变化的跨地方塑造，废弃物在其中扮演多重且变化的角色。不同身体如何暴露于废弃物经济、话语与政治之中，成为扩展卫生想象的重要问题。

结论方面，研究人员总结道：这些评论共同开启了对当代批判城市思想核心范畴的反思，包括城市、权利、治理、身体与生态。面对城市中人类废物的地理，真正挑战不在于“固定”这些范畴，而在于处理那些既超出既有范畴、又质疑范畴本身形式、内容与相互关系的条件。城市生活权不是可以一劳永逸达成的稳定配置，而是在持续斗争、冲突与重新定义中展开的政治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