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Pronatalism, demographic panic and reproductive anxiety: Life without children as a research agenda in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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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时刻的特征是加剧的人口焦虑、一个日益崛起的“生育主义”运动，以及因气候变化而对未来宜居性日益增长的恐惧。在此背景下，本文呼吁人文地理学者赋予非再生产（nonreproduction）与无子女生活（life without children）更多的显要性。文
当前时刻的特征是加剧的人口焦虑、一个日益崛起的“生育主义”运动，以及因气候变化而对未来宜居性日益增长的恐惧。在此背景下，本文呼吁人文地理学者赋予非再生产（nonreproduction）与无子女生活（life without children）更多的显要性。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现有关于无子女生活、单身状态和替代性家庭形式的地理學和社会学文献；第二部分考察了与人类世（Anthropocene）相关的学术研究，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存在新模式的转变；第三部分回顾了酷儿生态学（queer ecologies）这一跨学科领域内的研究工作。在每一部分中，研究人员回顾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并为那些认真对待无子女生活以及替代性关系与归属模式可能性的学术研究提出了前进路径。在结论中，研究人员为该学科勾勒了一个初步的研究议程：该议程特别强调生殖焦虑与气候变化，以及替代性的家庭缔造模式如何可能有助于度过当前和未来的危机。
**论文解读：无子女生活的地理学研究议程——在生育主义、人口恐慌与生殖焦虑之间**
**1. 研究背景与问题**
近年来，许多国家对于低生育率和人口下降的焦虑具有日益增长的政治显著性。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未来副总统JD·万斯关于“国家被没有孩子的人掌控”的言论，反映出无子女者被视为对未来缺乏投入的普遍偏见。这种情绪虽在极端情况下滑入种族主义阴谋论或有组织的“生育主义”（pronatalism），但“低生育率不仅代表人口政策挑战，更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悲观主义”的观点却跨越政治光谱广泛存在。与此同时，对气候危机相关的未来生存能力的焦虑达到新的高度。欧洲多数国家无子女率迅速上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数据显示，45岁左右女性中五分之一无子女，1990年出生的女性到30岁时有一半仍未生育。年轻世代在背负学生债务、面临住房不可负担、就业不稳定和心理健康不佳的同时，因对未来缺乏安全感而延迟生育或考虑完全不生育。在此背景下，无子女成年人——尤其是单身者——面临独特挑战，被排除在“家庭生活”愿景之外，并遭受以强制性伴侣关系和排他性“家庭价值观”为中心的政策的边缘化。然而，尽管儿童无子女状态及替代性家庭形式的兴起已是家庭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在人文地理学中却受到较少关注。因此，本文主张人文地理学者应更密切、更直接地参与无子女生活研究，并初步提出可行的研究路径。
**2. 研究目的与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旨在回应包括全球范围内的人口焦虑与不安全感、生育主义与反移民政策的激增、对无子女者的猜疑，以及与气候等危机相关的“生殖焦虑”（reproductive anxiety）加剧等持续趋势，呼吁人文地理学赋予无子女生活更多显要性。论文通过将现有的社会科学文献与两个已发展成熟的学术领域——作为人类存在新模式转变的人类世研究，以及酷儿生态学的跨学科学术——进行对话，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与可能性。文章特别强调（非）生殖意图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建立一个初步的研究议程，以应对当代关于生育、家庭和未来的紧迫争议。
**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文属于理论性、综述性与议程设定性研究，不涉及实证数据采集或实验操作。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包括：（1）对地理学与社会学中关于无子女生活、单身状态、替代性家庭形式的现有文献进行批判性回顾与综合；（2）对“人类世”概念及相关学术争论进行理论梳理，特别是其与再生产、亲缘关系、继承和归属问题的关联；（3）对酷儿生态学这一跨学科领域进行考察，重点关注其中关于非再生产、毒性、身体渗透性、非人类亲属关系和替代性归属模式的讨论。通过概念综合与理论对话，论文提出将“无子女生活”与人类世和酷儿生态学这两个学术领域相结合的研究议程。
**4. 研究结果**
**一、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无子女生活**：论文梳理了1970年代以来无子女率急剧上升的背景，与社会学关于“亲密关系的转型”理论相衔接。贝克-格恩斯海姆（Beck-Gernsheim）提出的“选择性关系”概念表明，家庭正从“需求共同体”转变为“选择性关系”。论文强调了罗塞尼尔（Roseneil）和巴吉恩（Budgeon）的论点，即异性恋夫妻——具体而言是有孩子的已婚同居异性恋伴侣——不再处于“社会构成的核心”（Roseneil and Budgeon, 2004: 138）。论文还讨论了“结构性不孕”（structural infertility）（Alvarez and Marre, 2022）概念，即因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而非生物原因导致的低生育率，以及“延迟叙事”（postponement narratives）（Lebano and Jamieson, 2020）如何体现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的时间性体验差异。关于性别身份，论文回顾了无子女状态如何促使女性被赋予“自私”、“个人主义”、“物质主义”、“适应不良”和“孤独”等刻板印象，并探讨了无子女状态对男性，特别是跨性别男性身份的影响。
**二、地理学中的单身与无子女**：论文回顾了地理学中关于家庭的研究相对不足的状况，特别是奥斯温（Oswin）关于新加坡现代模范家庭模式的研究如何阐明“体面家庭生活”和“恰当家庭”观念如何将包括单身母亲在内的一系列主体生产为“酷儿化”形象。拉姆达斯（Ramdas）对居住于伦敦、墨尔本和新加坡的印度裔新加坡单身女性的研究，揭示了“异性恋规范化三头同盟”——父母、新加坡国家和印度裔社区——如何将这些女性建构为“等待中”（in waiting）的不完整主体。威尔金森（Wilkinson）借鉴埃德尔曼（Edelman）的反未来主义理论，提出单身（无子女）者因被排斥于异性恋规范的生命历程和家庭形成观念之外而被酷儿化，成为威胁社会秩序的“危险”主体。德尔里奥（del Río）等人提出的“被取消的未来”（foreclosed futures）概念，用于探讨长期经济紧缩背景下“成年”和“生命历程”概念的不足。霍尔（Hall）的研究则揭示了参与者在经济紧缩背景下对生育决定的“暂停决策”，并表明可供分享生殖决定想法和感受的支持性机会不足。
**三、人类世与再生产**：论文指出，“人类世”概念虽然已引发广泛争论，但其主流理解往往局限于一种规范性、异性恋规范的单一谱系，未能扩展到再生产、归属和继承的多元节点。尤索夫（Yusoff）关于“酷儿煤炭”的论述提出将煤炭作为重新概念化亲缘关系、亲缘性与谱系的提示物，而克拉克（Clark）和尤索夫则强调火作为“酷儿再生产模式”的潜力，能够“跳过”继承问题并启动新的谱系构型。克拉克和惠特尔（Whittle）关于合作育儿（co-operative breeding）的研究提出，脉冲式气候变率、复杂地形和合作繁殖假说对于理解气候变率背景下的儿童照护具有政治和伦理意义，通过“深度时间”学科视角揭示了人类主体与其行星家园之间深刻且不可逾越的裂痕。婴儿背带被视为“合作育儿的物质化”（Clark and Whittle, 2023a: 484）和跨尺度连接身体与时空的“跨尺度交通工具”。
**四、酷儿生态学**：论文指出，酷儿生态学学术提供一个强有力且日益增长的理论框架，用以解构“自然”和“自然而然”的霸权话语。博斯特（Boast）关于“同性恋青蛙”的论述提醒我们，对个体权利和自由的保障不应取决于其身体和欲望的“自然”或“人工”状态。西摩（Seymour）提出“酷儿共情”概念，强调想象为那些与自身“没有生物学、家族或经济联系”的他者利益行动的能力。戴维斯（Davis）关于“有毒后代”和“塑料圈”的论述将非再生产视为人类与非人类共同的未来条件，强调酷儿理论允许我们承认身体的渗透性和脆弱性而非幻觉般的不可侵犯性。布里斯（Brice）和麦克纳尔蒂（McNulty）在“跨儿生态学”中呼吁批判性地参与生态学框架，用以概念化社会、物质、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和生物现象之间的横向纠缠关系。恩索尔（Ensor）关于“独身女性生态学”（spinster ecologies）的研究将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和莎拉·奥恩·朱厄特（Sarah Orne Jewett）视为酷儿生态批评的核心形象，提出她们对生态后果的“不及物”理解，拒绝将直接经验作为投入或关怀的先决条件。
**5. 讨论与结论**
在结论部分，论文首先总结了其主要论点：过去五十年中女性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增长带来了家庭社会学中的两个长期转变——无子女率的显著上升和家庭形式多样化的扩大。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一个任意区分“非自愿”和“自愿”无子女状态的缺陷，且通常局限于处于长期异性恋关系中的女性。地理学研究虽在强调污名和时间性方面做出了贡献，但在应对人类世时代的新挑战方面仍需拓展。
论文提出了一个初步的研究议程：第一，不应假设无子女或决定不生育是新的现象，需关注前几代育龄人群的历史研究，并将研究对象扩展到不同年龄、性别、性取向和关系类型的参与者。第二，现有关于生殖意图与气候变化的研究多为定量或基于调查的，需开发适合国家背景的精细调查工具，并就如何生成性和伦理地进行定性研究进行方法论探讨。目前的研究存在空间偏见，集中于富裕的OECD国家，而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低收入和中收入国家却缺乏相关研究。第三，社会和文化地理学家应将再生产的时间性与气候变化日益波动且非线性的时间性置于一起考察，例如伴侣动物、经济紧缩、债务和不稳定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亲密关系和育儿决策。第四，未来研究应为多种情感倾向创造空间，超越“生态焦虑”和“生殖焦虑”的单一框架，承认如宽慰、顺从或失望等矛盾情感可以同时或在不同时间存在。最后，研究者应向那些传统、国家认可的再生产和家庭形成模式对其已被关闭的群体学习，呼应布里斯和麦克纳尔蒂（2024: 2357）提出的“差异生态学”（包括酷儿、跨儿、黑人、奇卡诺/拉丁裔和残障生态学）作为批判性环境地理学的有力生成性框架，特别是从HIV/AIDS社区应对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
本文发表于《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其核心贡献在于呼吁人文地理学界将“无子女生活”作为一个严肃的研究领域，通过将社会科学关于儿童无子女状态的丰富研究传统与人类世和酷儿生态学的理论资源相结合，为理解当代围绕生育、人口和环境变化的紧迫问题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和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