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From the Rejector’s Side: What They Say, How They Feel, and Their Perception of the Rejec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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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被拒绝者(rejectee)已有广泛研究,但关于社交拒绝者(rejector)的少量研究可能并不适用于非惩罚性社交拒绝(non-punitive social rejection)。当人们表达社交拒绝时,其话语是否传达了为减轻打击而推荐的语言原则(即积极
尽管对被拒绝者(rejectee)已有广泛研究,但关于社交拒绝者(rejector)的少量研究可能并不适用于非惩罚性社交拒绝(non-punitive social rejection)。当人们表达社交拒绝时,其话语是否传达了为减轻打击而推荐的语言原则(即积极关注、真诚替代、更多话语、不道歉)?拒绝者使用推荐语言是否与其自身情绪和/或其对被拒绝者情绪的感知相关?日常日记与重新体验记忆显示,社交拒绝者选择的话语与推荐语言原则一致;这种语言使用与拒绝者感到更多情感耗竭(emotional drain)、更少被迫感(imposition)和更少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相关(研究1-2)。积极关注和真诚替代与拒绝者及观察者对被拒绝者情绪轻松程度的感知相关,而更多话语和避免道歉与拒绝者及观察者对被拒绝者情绪挣扎程度的感知相关(研究2-3)。本研究对非惩罚性社交拒绝框架及培训人们如何减轻打击具有重要意义。
社交拒绝(social rejection)是指拒绝他人寻求社会接纳或包容的请求。既有研究大量关注被拒绝者(rejectee)的痛苦后果,但对拒绝者(rejector)一方的了解严重不足。现有关于拒绝者的理论多聚焦于欺凌(bullying)或排斥(ostracism)情境,这些情境中的拒绝者常表现出反社会性情绪调节,例如从拒绝中获取娱乐感或支配感。然而,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拒绝属于非惩罚性社交拒绝,拒绝者并非出于恶意,而往往需要拒绝他人的请求。已有零星研究表明,非惩罚性拒绝者会感到被迫、自我意识过剩和情感耗竭,并担忧伤害被拒绝者,但他们常缺乏社交脚本,不知道如何措辞才能减轻打击。为此,本研究提出两个核心问题:拒绝者是否自发使用推荐语言原则(即积极关注、真诚替代、不道歉、更多话语)?这些语言选择是否与拒绝者自身情绪及对被拒绝者情绪的感知相关?研究者还引入外部观察者视角,以排除拒绝者个人历史或自我辩护对感知的扭曲。
本研究包含三项预先注册的实证研究。主要技术方法如下:研究1采用日常日记法(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DRM),让229名参与者连续21天每晚睡前回顾过去24小时内的社交拒绝经历,并测量拒绝语言、自身情绪及感知的被拒绝者情绪;研究2使用重新体验记忆范式,让464名参与者重新体验并书面回忆一次真实的社交拒绝经历,同时更详尽地评估其对被拒绝者情绪的感知;研究3让375名观察者阅读研究2中提取的拒绝语言片段(随机组合不同语言原则),评估被拒绝者可能感受到的情绪。语言分析采用LIWC-22文本分析软件(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计算积极关注词、道歉词频率和总字数,辅以人工编码和参与者自报;统计主要采用多层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和混合模型。样本均为成年志愿者,但原文未具体说明招募渠道。
**研究1:日常日记中的拒绝者语言与情绪**
研究1发现,94.54%的社交拒绝记忆至少包含一种推荐语言原则(积极关注、不道歉或真诚替代),拒绝者单次拒绝平均说出约16个词。多层模型分析显示,推荐语言使用与拒绝者情绪呈双向关联:一方面,使用更多推荐语言与更低的被迫感和自我意识相关(如使用积极关注时感到更少被迫感,不道歉时感到更少羞耻和尴尬);另一方面,使用更多话语和真诚替代又与更高的情感耗竭相关(如更抑郁/悲伤)。这表明,推荐语言可能同时带来情绪缓解与情绪成本。
**研究2:重新体验记忆的复制与扩展**
研究2在重新体验记忆中重复了研究1的基本模式,并进一步考察拒绝者对被拒绝者情绪的感知。结果显示,使用积极关注和真诚替代与拒绝者感知的被拒绝者更少愤怒、更少内疚和更多积极情绪相关;而不道歉和使用更多话语则与拒绝者感知的被拒绝者更多内疚、焦虑、愤怒和更低积极情绪相关。这一模式最初与研究假设部分冲突,因为不道歉和更多话语本被认为可减轻伤害,却与更消极的情绪感知相关。
**研究3:观察者视角的验证**
研究3让没有任何个人关系的观察者仅根据拒绝语言本身来判断被拒绝者的情绪。结果复制了研究2的关键发现:当拒绝者不道歉或使用更多话语时,观察者判断被拒绝者感到更内疚、更愤怒或更烦躁;而当拒绝者表达积极关注时,观察者认为被拒绝者的内疚感显著降低。这证明上述关联并非由拒绝者的个人历史或自我辩护造成,而是语言本身传递了特定情绪信号。
讨论部分指出,推荐语言原则并非一律有效。积极关注和真诚替代确实与被拒绝者更轻松的情绪体验相关,但不道歉和更多话语却在感知上与被拒绝者更挣扎的情绪体验相关。这可能是由于拒绝者会在感知到被拒绝者情绪困难时,更倾向于使用这些原则(例如被拒绝者已经难过时,拒绝者更可能多说和不道歉),而非这些原则直接导致更糟结果。此外,本研究强调,使用推荐语言可能对拒绝者自身造成情感耗竭,因此未来培训不仅要指导措辞,还应帮助拒绝者管理自身情绪。局限性包括自然语言文本分析的信度问题以及单次拒绝字数过少可能带来测量噪声。
**结论**
人们哀叹缺乏关于如何以最小伤害方式应对社交拒绝的社会脚本,需要更多研究为拒绝者提供基于经验的建议。自然发生的社交拒绝经历难以研究。本研究是首批使用日常日记法调查社交拒绝沟通的研究之一(即大多数现有日常日记研究针对不沟通的排斥者:见Büttner等,2024;Legate等,2021;Nezlek等,2012,2015),同时结合了重新体验记忆。拒绝者语言及其与拒绝者情绪和社交(即拒绝者、观察者)对被拒绝者情绪感知的关联,在不同方法之间显示出诸多相似性(尽管重新体验记忆倾向于显示相对更消极的情绪体验,见补充材料)。未来研究将更深入探讨不同方法如何影响语言与社交拒绝者情绪的关联。本研究提供了一些首批经验证据,表明人们选择传达现有框架推荐的语言原则(以帮助拒绝者减轻打击)的词语(Freedman等,2016)。此外,积极关注、真诚替代、不道歉和使用更多话语均与拒绝者情绪和对被拒绝者情绪的社交感知相关。这些发现为考察语言选择与拒绝者对被拒绝者情绪感知之间细致时间线以及拒绝者潜在情绪代价奠定了基础。未来研究还可探索自我导向和他人导向动机(例如,想感觉自己是好人,与想轻松地让他人失望)如何影响语言选择;还可通过多模态沟通捕捉语言本身无法检测的言语元素(如讽刺)。随着社交拒绝研究范围扩大,将可能帮助拒绝者减轻打击并管理自身情绪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