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成化学杀虫剂的使用已引发严重的生态和农业挑战,包括环境污染、对非目标生物的威胁以及害虫抗性的快速进化(Bass and Nauen, 2023; Isman, 2006; Singh et al., 2021; Sparks and Nauen, 2015)。在此背景下,全球范围内正兴起向环保害虫管理策略的转变,植物源杀虫剂作为可行且可持续的替代品日益受到关注。在各种植物来源的药剂中,除虫菊(Tanacetum cinerariifolium)提取物被公认为全球范围内商业成功且广泛使用的植物源杀虫剂(Isman, 2006; Pavela, 2016)。除虫菊的主要杀虫活性归因于一组统称为除虫菊酯的化合物混合物(Casida, 1980)。
除虫菊酯存在六种不同的异构体,分为两组:除虫菊酯I(除虫菊酯I、紫苑除虫菊酯I和茉莉除虫菊酯I)和除虫菊酯II(除虫菊酯II、紫苑除虫菊酯II和茉莉除虫菊酯II)。这两组具有不同的理化性质和作用方式。在结构上,除虫菊酯I脂溶性更强(非极性),可快速穿透昆虫表皮,从而产生快速的"击倒"效果(Winney, 1976)。相比之下,除虫菊酯II极性相对较大,与较慢的作用方式相关,但具有更高的致死效果(杀灭效果)和更长的持效期(Chen et al., 2018; Hodo?an et al., 2023)。
在植物学上,除虫菊植物主要分为两个品种:白花达姆施泰因除虫菊(T. cinerariifolium)和粉花波斯除虫菊(T. coccineum)。达姆施泰因植物为菊科多年生草本,具有雏菊状的头状花序,白色舌状花围绕黄色管状花中心。除虫菊酯主要积累在两种花的瘦果中(Grdi?a et al., 2024)。除T. cinerariifolium外,其他Tanacetum物种的提取物,如T. coccineum和T. vulgare,也被报告具有杀虫和驱避活性,尽管其除虫菊酯产量通常较低(Pavela, 2016)。除虫菊历史上起源于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地区,商业化种植已扩展到肯尼亚、乌干达和塔斯马尼亚等全球各地(Grdi?a et al., 2024; Turudi? et al., 2022)。然而,除虫菊酯的生物合成对环境因素高度敏感。气候、土壤成分和海拔的变化可能导致有效成分含量的显著波动,即使在同一栽培品种中也是如此(Lybrand et al., 2020; Sun et al., 2020)。
目前,韩国国内市场上使用的除虫菊提取物主要为进口产品。这种依赖性带来了多项挑战,包括产品来源和制剂工艺、成分一致性、价格波动导致的潜在经济不稳定,以及运输和储存过程中有效成分的潜在降解(Ngegba et al., 2022)。我们之前的研究已确定了韩国种植的达姆施泰因除虫菊的适宜栽培和提取条件,并确认其提取物对M. persicae和P. xylostella具有强效活性(Cho et al., 2024; Kim et al., 2025)。然而,其功效的化学基础,包括提取物中非除虫菊酯成分的可能贡献,仍未解决。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i) 比较韩国种植的T. cinerariifolium花提取物与叶提取物的杀虫功效,以及 (ii) 鉴定导致生物活性差异的化学成分。杀虫效果在桃蚜(M. persicae)、二斑叶螨(T. urticae)、西花蓟马(F. occidentalis)和小菜蛾(P. xylostella)的最敏感生命阶段进行了测试。这些昆虫代表了韩国园艺业中经济损害最大的害虫,涵盖不同的取食类群,且经常对传统合成杀虫剂产生抗性(Kim et al., 2024; RDA, 2023)。我们的结果表明,虽然除虫菊提取物含有预期的除虫菊酯谱系,但共同提取的极性酚类化合物,尤其是3,5-二咖啡酰奎宁酸(3,5-DCQA),在杀虫反应中产生了协同作用。咖啡酰奎宁酸存在于多种植物中,尤其是叶片中(Meinhart et al., 2019),并已有文献记录其具有杀蚜活性(Siegwart et al.,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