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气溶胶污染物对全球公共健康和生物制造安全构成严重威胁。[1], [2], [3] 新冠疫情期间呼吸道传染病的广泛传播充分展示了未经管控的大气病原体传播所造成的重大社会经济损失。[4] 携带病原体的生物气溶胶能够在大气中进行远距离传输,极易引发传染病的广泛爆发。[5], [6], [7] 除急性呼吸道疾病外,微生物气溶胶的慢性吸入还可诱发反复过敏反应以及在暴露人群中的细微累积性生理损害。同时,空气传播的微生物及其代谢副产物为无菌工业流程带来潜在污染隐患。[8], [9] 未经管控的微生物增殖可能污染制药原料、食品商品和洁净室生产设施,损害产品质量、操作安全和标准化生物制造监管。面对此类多重风险,开发稳健的现场可部署采样技术以捕获并定量监测空气中的微生物至关重要。[10], [11], [12] 然而,生物气溶胶在真实环境中具有环境丰度低、流动性高及空间分布不均等特征。实现完整活体微生物细胞的收集仍是限制下游检测精度的核心技术瓶颈,这推动了对具有合理结构设计的新采样材料的迫切需求。[13], [14], [15]
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系列主动采样装置以克服被动重力沉降的不足,包括旋风分离器、撞击器、静电收集器和空气过滤器。[16], [17], [18] 在这些方案中,过滤采样凭借操作简便、运行成本低、使用寿命长以及通用颗粒物截留能力而具有独特优势。[19], [20], [21], [22], [23] 微生物颗粒可通过惯性撞击、直接拦截和扩散吸附的协同作用被截留在滤膜基材上,对多分散生物气溶胶表现出卓越的捕集性能。[24], [25], [26], [27] 即便如此,大多数市售滤膜材料仍由不可降解的合成聚合物和具有刚性交联结构的无机纤维合成。[28], [29], [30], [31] 从此类滤膜中回收被截留的微生物依赖于严苛的化学洗脱或繁琐的机械剥离操作,这容易损害微生物细胞活性,造成样本回收不完全,并在后续定量检测结果中引入系统误差。水溶性滤膜基材为该困境提供了一种有前景的解决方案,将卓越的气溶胶截留效率与完整的基质溶解相结合,从而实现捕获微生物的完整回收。[32], [33] 我们团队此前已开发了多种可再生生物基可溶解滤膜,并验证了其在多种微生物检测场景中的实际应用价值。[34] 典型研究结果表明,透明质酸-明胶复合膜可实现温和无害的生物气溶胶采样,并与多种后续检测技术兼容,包括平板菌落计数、ATP生物荧光检测和微生物群落高通量测序。[35], [36], [37] 进一步利用AIE光敏剂对这类可溶解基材进行不对称功能化,可获得集生物气溶胶捕获、荧光可视识别和光动力消毒于一体的Janus滤膜。[38], [39], [40] 尽管取得了上述进展,但所有已报道的可溶解滤膜均仅通过原料生物高分子间的分子间非共价共组装制备而成。该制备路线对配对生物高分子提出了严格的匹配要求;原料组分的任何微小替换都容易破坏稳定的网络组装,从而大幅缩窄了可用的生物质前驱体范围。此外,完全依赖此类单一物理组装路线还进一步限制了柔性制备优化和精确微观结构调控。因此,探索可用的生物质组分和辅助后修饰方法以拓展兼容生物高分子原料的库,显得尤为迫切。
本文构建了单宁酸(TA)增强的明胶/羧甲基壳聚糖(CMCS)复合滤膜(TGFM)作为可溶解过滤介质(图1)。选用明胶/CMCS作为复合基质前驱体,通过乙醇诱导相分离形成原始多孔膜,而来源于植物的TA则作为绿色后修饰剂用于定向表面强化。与整体化学交联策略不同,TA通过与明胶链的广泛氢键和疏水相互作用锚定松散的表层聚集体,在有效解决纯物理组装膜力学脆弱性的同时,保留了基质的完全水溶性。制备了一系列梯度TA修饰组,以系统研究修饰剂用量对膜微形貌和综合理化性质的调控效应。我们进一步表征了TGFM的生物相容性和土壤可降解性以验证其生态友好优势,并在气溶胶发生舱中进行了系统的生物气溶胶捕集测试,辅以两个代表性室内环境(细胞培养室和地下车库)的现场采样。通过与商业3M PETRI膜快速培养板结合,我们建立了集采样到检测的一体化流程,在保持微生物定量可靠性的同时将培养时间减半。本工作为可溶解生物高分子滤膜引入了一种绿色单面表面强化策略,丰富了生物质空气采样介质的可控制备途径,为空气中细菌生物安全监测提供了一种生态友好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