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专业人士使用一套隐性的评估标准来考量专家证人的可信度

《Behavioral Sciences & the Law》:Legal Professionals Use an Implicit Checklist to Assess Expert Witness Credibilit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29日 来源:Behavioral Sciences & the Law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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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庭上,某些形式的证据过于技术性,若缺乏专家证人的协助则难以解读。然而,专家证言有时会导致错判误判。研究人员通过一项在线问卷调查,定量比较了法律专业人士(n = 122)与外行人员(n = 109)对专家证人可信度构成要素的理解。两组参与者均需对描述一名假设

  
在法庭上,某些形式的证据过于技术性,若缺乏专家证人的协助则难以解读。然而,专家证言有时会导致错判误判。研究人员通过一项在线问卷调查,定量比较了法律专业人士(n = 122)与外行人员(n = 109)对专家证人可信度构成要素的理解。两组参与者均需对描述一名假设专家的22项标准的重要性进行评分,这些标准以正面措辞(如“……拥有同行评审的出版物……”)或负面措辞(如“……未获得执业许可或认证……”)呈现。结果显示,其中九项标准在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而其余标准则意见一致。与外行人员相比,法律专业人士更加重视领域专业知识(即在其专业领域内的知识)以及回答当前法律问题的能力等因素。这表明,法律专业人士的可信度评估可能因其教育背景、对政策与指南的了解以及第一手经验而更为精细。
**论文解读:法律专业人士对专家证人可信度的内隐核查清单**

**1. 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专家证人对于协助法庭理解超出常人知识范围的技术性和科学性证据至关重要。例如,脱氧核糖核酸(DNA)专家可评估特定样本与犯罪现场人员的匹配概率,临床心理学家可提供对被告的评估或诊断。然而,尽管专家证人的初衷是为法庭提供可信的来源,但不可否认的是,专家证言同样可能导致错判误判。这类司法不公常源于多种因素,例如专家自身资质不足或缺乏公正性、法庭对不可靠证据赋予过度权重、对信息的误解,甚至出现新证据与旧证据相矛盾的情况。即使在备受尊崇的DNA法医等领域,也曾因对DNA样本转移方式、概率匹配计算错误等出现不公判决。

当前司法系统在辨别真伪专家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尽管如美国采用道伯特标准(Daubert standard)来审查专家证人的资质、证言的相关性与可靠性,但英国等司法辖区并无类似严格标准,法庭在评估专家能力和行为方面具有高度自主权。然而问题在于,法庭在选取专家时往往过度关注其资历与声望,缺乏进一步的审慎审查,甚至可能被“科学的光环”所蒙蔽。专家知识与外行认知之间存在巨大鸿沟,而单纯依靠为法官或陪审团提供科普性质的入门读物难以弥合。因此,理解法律专业人士与外行人员如何评估专家证人可信度,对于完善司法程序、防止错判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2. 研究设计与方法**

为探究此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基于在线问卷的定量研究。研究样本包括通过专业网络和大学邮件列表招募的231名参与者,分为两组:法律专业人士组(n = 122,其中律师89人、检察官8人、法官2人、律师助理2人及其他20人)和外行人员组(n = 109,要求年满18岁且自13岁起在英国居住至少5年以满足陪审团资格要求)。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份包含22个条目的问卷,每个条目描述潜在专家证人的一项特征,其中16项为正面描述(如“证人拥有与其证词相关的教育、学习、知识或培训”),6项为负面描述(如“证人无法承受激烈盘问的压力”)。参与者需在0至10分的11点量表上评分每项标准的重要性。研究还设置了一个开放式问题以收集其他重要标准。调查在线上进行,平均耗时10-12分钟,并已获得作者所在大学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

**3. 研究结果**

**3.1 组间差异项目**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并采用邦弗伦尼校正(Bonferroni correction)后,研究发现法律专业人士与外行人员在22项标准中的9项存在显著差异。这些项目包括:广泛实践经验(项目1)、曾在先前法庭出庭中受到批评(项目3)、没有任何先前专家证人出庭经验(项目4)、专业外表和举止(项目8)、将专业知识应用于法律问题的能力(项目10)、未达到高专业地位(项目12)、无法承受激烈交叉询问(项目17)以及曾在上级法院作证(项目22)。除项目13(独立性)外,法律专业人士对这些标准的评分均显著高于外行人员,表明他们认为这些标准对于判断专家证人可信度更为重要。

**3.2 组间一致项目**
对于其余13项标准,两组评分无显著差异。进一步单样本t检验显示,其中12项(除项目20外)两组平均评分均显著高于量表中点,说明双方均视其为判断专家证人可信度的重要指标。这些达成一致的共识标准包括:同行评审出版物(项目5)、良好的陈述技巧(项目6)、正规资格和培训(项目7)、执业资质(项目9)、被刑事司法领域人员推荐(项目11)、非成熟领域背景(项目14)、与证词相关的教育知识(项目15)、提供透明证词的能力(项目16)、经外部机构评估的熟练度(项目18)、工作倾向性(项目19)、可靠证据提供能力(项目21)等。

**4. 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法律专业人士和外行人员对专家证人可信度的评估既存在共识也存有差异。首先,两组参与者重视的许多标准与现行法律政策及指导方针相吻合,如沟通能力、能力、地位和经验的线索均被视为关键指标。其次,在13个项目上两组意见一致,反映部分关于可信度的判断具有普遍性。第三,法律专业人士在9个项目上表现出显著差异,他们更重视领域内的广泛经验、将知识应用于具体法律问题,以及低专业地位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其法律教育、对相关政策知识的掌握以及处理专家证人的第一手经验。

值得关注的是,法律专业人士比外行人员更重视“专业外表和举止”(项目8),尽管研究表明“举止并不可靠地指示可信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法律专业人士并非自身更易受外表影响,而是假设陪审团等外行人员可能因此产生偏见,故在对抗制司法体系中需避免呈现外表不达标的专家。同样,外行人员比法律专业人士更重视专家“独立性”(项目13),这可能是因为法律专业人士深知对抗制模式下双方各为其主、积极辩护的现实。

本研究为理解法律专业人士如何认知专家证人可信度提供了实证基础,识别出22项用于评估可信度的线索。这些发现提示,法律专业人士可能在内隐层面运用一套核查清单来评估专家证人的可信度。然而法律专业人士在面对科学证据时本质上仍是外行,他们可能正确运用法律论证技能,但若被输入错误信息(如曾导致错判的咬痕分析伪科学),同样可能得出错误结论。研究存在局限性,包括未对“可信”给出统一定义、未将可信度线索与实际证言准确性和案件结果进行关联等。未来研究可采用因子实验设计,系统操控专家资质、经验、所属机构和陈述风格等变量,以揭示哪些线索组合最能影响可信度感知及是否存在偏见。总体而言,本研究的结论强调了发展现实认知模型以理解法律专业人士在聘用专家证人时的正确与不当行为的必要性,并警示我们专业知识本身是多方面的,证据复杂,法律专业人士并非对错误推理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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