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Collective Anti-Mattering: Belief That One's Group Is Being Disregarded Fuels Collective Action and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Support Among Both Advantaged and Disadvantaged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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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群体不仅受资源和地位的驱动,也受自身是否被他者重视的驱动。研究人员提出了集体反向重要性(collective anti-mattering)这一概念,即认为自己的群体在外群体或社会眼中无足轻重,并考察了其情绪和政治后果。在研究1(n=368)中,美国
摘要翻译:群体不仅受资源和地位的驱动,也受自身是否被他者重视的驱动。研究人员提出了集体反向重要性(collective anti-mattering)这一概念,即认为自己的群体在外群体或社会眼中无足轻重,并考察了其情绪和政治后果。在研究1(n=368)中,美国黑人样本的集体反向重要性区别于个体反向重要性(individual anti-mattering)和感知群体不公正(perceived group injustice),并能预测基于群体的愤怒(group-based anger)、集体焦虑(collective angst)、集体行动支持(support for collective action)和强权领导支持(strong-leader support),其中集体焦虑中介了政治后果。研究2(n=552)在英国黑人样本中重复了这些模式,并进一步将集体反向重要性与集体自主性限制(collective autonomy restriction)和元去人性化(meta-dehumanization)区分开来。研究3(n=399)在美国白人样本中重复了因子结构,并证明了其与感知存在性威胁(perceived existential threat)的区分性。此外,集体反向重要性通过集体焦虑预测了集体行动和强权领导支持,并通过基于群体的愤怒预测了对多样性、公平与包容(DEI)倡议的反对以及惩罚性移民执法支持。集体反向重要性阐明了群体被忽视为何会产生政治后果。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当代社会运动与政治话语中,一种反复出现的 grievance( grievance,不满/抱怨)日益显著:群体认为自身被他人忽视、视为可弃之物或不值得关切。群体不仅以不平等来框定自身困境,也以“隐形性”来表述苦难,例如“我们无足轻重”或“像我们这样的人不算数”。尽管此类群体性被忽视现象在公共生活中极为突出,心理学却鲜少系统考察“群体体验集体反向重要性”意味着什么。已有关于个体反向重要性的研究表明,认为自己无足轻重、不被注意或不被重视的信念可独立预测孤独、抑郁和社会退缩,但这些研究几乎只关注人际经验,未回答反向重要性能否在集体层面被体验。同时,现有集体行动理论强调不公正、认同和效能的作用,防御性或威权性反应则常与威胁、丧失和群体未来不确定有关,但群体不仅声称被不公平对待或未来受威胁,还声称被忽略、被无视、被当作“不算数”。因此,研究人员提出集体反向重要性这一新的群体层面评估,以填补群际关系文献中的概念空白,并解释为何不公正相关和威胁相关的反应可能源于同一种潜在体验。
二、研究目的与设计
研究人员基于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 SIT)和群际情绪理论(Intergroup Emotions Theory, IET),提出集体反向重要性是指“自己的群体在外群体或整个社会眼中被视为无关紧要、无足轻重或可弃置”的信念。它既不同于感知歧视(涉及不公平对待),也不同于集体威胁(涉及未来受损),而是特指道德隐形性,即群体福祉对他者而言无关紧要。该评估可能同时激发基于群体的愤怒(针对当下不公正)和集体焦虑(针对群体未来脆弱性),进而导致不同政治后果。研究共设三项,前两项针对劣势群体(美国黑人、英国黑人),第三项针对优势群体(美国白人),均采用问卷法,通过调节平行中介模型检验集体反向重要性经两种情绪对集体行动、强权领导支持、反对DEI倡议及惩罚性移民执法的影响。
三、关键方法与技术
研究采用探索性结构方程模型(ESEM)检验因子结构,并建立平行中介模型(PROCESS Macro Model 4)分析间接效应,采用Bootstrap法(5000次重抽样)检验显著性。样本来源:研究1通过Amazon CloudResearch平台招募368名美国黑人;研究2通过Sago样本库招募552名英国黑人;研究3通过Prolific平台招募399名美国白人(含205名民主党人、194名共和党人)。所有研究预先注册于AsPredicted,材料与数据公开于OSF平台。
四、研究结果
4.1 研究1(美国黑人)
ESEM分析显示,集体反向重要性与个体反向重要性载荷于不同因子,且与感知群体不公正经验可区分。集体反向重要性正向预测群体愤怒、集体焦虑及集体行动和强权领导支持;间接效应方面,仅集体焦虑中介了集体行动,而群体愤怒和集体焦虑均中介了强权领导支持。
4.2 研究2(英国黑人)
重复了研究1的因子结构和中介模式:集体反向重要性经集体焦虑(而非群体愤怒)间接预测集体行动;经群体愤怒和集体焦虑共同间接预测强权领导支持。此外,集体反向重要性与集体自主性限制、元去人性化正相关,且ESEM证明其与感知不公正和集体自主性限制经验可区分。
4.3 研究3(美国白人)
集体反向重要性同样与个体反向重要性、感知存在性威胁经验可区分。中介分析显示,集体焦虑中介了集体行动和强权领导支持;群体愤怒则中介了对反DEI立法和惩罚性移民执法的支持,而集体焦虑不中介这些排他性政策偏好。所有效应在控制党派归属后仍显著。
4.4 探索性测量不变性分析
跨三项研究的多元组ESEM支持形态、度量和标量不变性,表明集体反向重要性量表在不同群体和国家背景下具有可比较的心理测量属性,但不等同于特定外群体归因与社会整体归因在概念上可互换。
五、总结与讨论
研究人员整合三项研究得出:集体反向重要性是一种普遍性群体评估,不局限于劣势群体,优势群体同样会因感知自身“不再重要”而产生类似情绪动力。集体焦虑在预测内群体修复性行为(集体行动、强权领导支持)中起稳定中介作用,而群体愤怒则更特异地预测外群体惩罚性政策偏好(反DEI、移民迫害)。这一分化说明,情绪功能而非情绪激活本身决定了政治后果的方向。研究还发现集体反向重要性与群体认同的关系不稳定,暗示认同的政治化程度可能调节该关联。局限性包括横断设计无法推断因果,且不同研究中“被忽视”的来源归因(特定外群体 vs. 整个社会)可能影响情绪反应的普遍性。未来需采用纵向或实验设计、操纵归因来源,并纳入既有集体行动模型的核心变量进行比较检验。
六、研究结论
综合三项研究,研究人员确立集体反向重要性是一种可能塑造群体社会地位解释的心理评估。在多数和少数群体中,感知自身群体被忽视始终与集体焦虑相关,继而与集体行动和强权领导支持相关;相反,群体愤怒未在统计上中介集体反向重要性对集体行动和强权领导支持的影响。然而,在优势群体中,群体愤怒(而非集体焦虑)中介了集体反向重要性与当下聚焦的惩罚性排外政策偏好(反对DEI和迫害无证移民)之间的关联。这些发现表明,当群体相信自己无足轻重时,行动并非必然指向单一方向——集体反向重要性所引发的情绪路径决定了反应是修复性的还是排他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