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rsing & Health Sciences》：Walking Together: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sity and Substance Use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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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表明，宗教性（religiosity）是物质使用的保护因素。然而，患有物质使用障碍（substance use disorder, SUD）的个体可能会在物质使用过程中主动培养其宗教性。本定性研究分析了无家可归者对其物质使用轨迹和宗教性所赋予的看法与意义，
文献表明，宗教性（religiosity）是物质使用的保护因素。然而，患有物质使用障碍（substance use disorder, SUD）的个体可能会在物质使用过程中主动培养其宗教性。本定性研究分析了无家可归者对其物质使用轨迹和宗教性所赋予的看法与意义，以及这两个主题之间的潜在联系。分析基于Bardin提出的内容分析技术进行。共进行了40次半结构化访谈，其中20名巴西参与者和20名葡萄牙参与者。研究发现，宗教性可通过提供主观保护感、作为需要改变的标志，或缓解与SUD相关的痛苦，在物质使用轨迹和SUD发展中发挥作用。研究人员讨论了患有SUD的无家可归者如何体验宗教性，以及文献中传统上被视为保护因素的宗教方面（如教堂出席）如何矛盾地成为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的风险因素。
以往文献普遍认为宗教性（religiosity）是物质使用的保护因素，相关综述和元分析也支持这一观点。然而，许多研究仅提供个体生命某一时点的“快照”，未能考虑物质使用过程中宗教行为的动态变化及其生命史背景。近期研究发现，宗教性的保护效应可能很小，且高宗教性与风险行为的关系尚未充分揭示。此外，现有研究多基于宗教样本人群，缺乏与非宗教人群或其他宗教背景的比较，也较少深入探究个体在物质使用期间对宗教性的主观体验。因此，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跨文化定性研究，以巴西和葡萄牙的无家可归物质使用障碍（substance use disorder, SUD）患者为对象，探讨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物质使用轨迹和宗教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可能联系。巴西和葡萄牙虽然都以宗教信仰为主，但宗教格局和毒品政策差异显著：巴西福音派迅速增长，葡萄牙天主教仍占绝对多数；葡萄牙自2001年起将吸毒非刑罪化，而巴西仍采取刑事干预。选择无家可归者是因为边缘化处境和极端案例常能更清晰地揭示研究问题。
研究人员在巴西一家服务无家可归者的SUD治疗社区和葡萄牙一家与减少伤害团队合作的庇护所，招募了20名巴西和20名葡萄牙参与者，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并采用Bardin内容分析技术分析数据。研究发现，宗教性在物质使用轨迹和SUD发展中具有多重作用：它提供一种主观保护感，作为需要改变的标志，并缓解SUD带来的痛苦。此外，葡萄牙参与者对药物知识更准确，对宗教治疗机构更批判；巴西参与者则表现出更多污名化信念。研究还发现，传统上被视为保护因素的教堂出席，在无家可归者中却被放弃，因为他们感到教堂不欢迎自己。这些发现挑战了宗教性仅作为保护因素的观点，指出其可能同时是保护因素和风险因素，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该论文发表在《Nursing 》上。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在巴西一所面向无家可归者的SUD治疗社区和葡萄牙一所与减少伤害团队合作的庇护所各招募20名参与者。数据收集分别在2022年5月（巴西）和2023年3月（葡萄牙）进行。纳入标准为正在接受SUD治疗且年满18岁。研究使用半结构化访谈指南，访谈在机构内私人房间进行，全程录音并转录。数据分析遵循Bardin内容分析技术，分为浮动阅读、编码、分类和推断四个阶段，并通过双人三角验证确保一致性。研究使用NVivo软件管理数据，并遵循COREQ（consolidated criteria for reporting qualitative studies）准则。获得伦理批准和参与者知情同意。
3.1 宗教性在物质使用中的作用：大多数参与者报告宗教性在物质使用期间扮演积极角色，具体有三种：在恐惧时提供支持、标记行为错误、与物质使用分离。例如，葡萄牙参与者认为上帝保护其免于过量或疾病，巴西参与者在濒死感时祈祷上帝。3.2 关于物质使用和治疗服务的信念：巴西参与者对吸毒者持有负面刻板印象，并认为从大麻等软性药物开始会升级到可卡因等硬性药物；葡萄牙参与者则批判治疗社区，尤其是12步模型、宗教强制、劳动治疗和缺乏药物辅助脱毒。3.3 对宗教性的不同解释：两国参与者均表现出对传统宗教的重新解释，如自认天主教徒却相信轮回；巴西参与者还出现多宗教归属（如福音派与Candomblé双重身份），而葡萄牙仅通过叙述表现出混合信仰。3.4 对宗教机构的批评：六名葡萄牙参与者批评天主教会，包括神职人员性侵、经济野心和操控；无家可归者因自身形象不符合教堂规范而回避教堂。巴西参与者未明确批评教会，但有人不再参加。
讨论部分指出，宗教性在无家可归SUD患者中并非传统保护因素，而是一种“主观保护感”，即感到被更高力量保护以应对日常逆境。然而，这种保护感可能伴随着风险行为增加，因为个体可能因信任神圣保护而低估危险。教堂出席被所有参与者放弃，说明传统宗教场所可能排斥无家可归者，导致疏离。葡萄牙参与者对宗教机构的批评可能与其处于减少伤害环境有关，该环境鼓励批判性思考；而巴西参与者的多宗教归属反映了个人内部宗教多元主义。这些结果提示临床实践中需将宗教性纳入整体评估，认识到其双重作用，并根据患者个人信念制定个体化策略。
总之，在两个样本中，宗教性扮演了复杂角色，表明物质使用和宗教性比先前假设的更加紧密交织。这些发现揭示了宗教性与物质使用关系中的一种不同动态，与当前研究的主流观点相左。尽管两国参与者在物质使用和宗教性所赋予的意义上存在差异与相似之处，但这两个主题在两种背景下的近端性和相互联系是明显的。宗教性被用作支持、安全和意义的来源，无论是与物质使用并行，作为物质使用危险的警告，还是独立存在。这一见解可能促进对无家可归SUD个体中宗教性作用的更深入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