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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铂是第二代铂类化疗药物,广泛用作特定实体瘤的一线治疗。此外,在慢性肾脏病(CKD)或临床虚弱患者中,它是顺铂的公认替代品。卡铂毒性的肾脏表现最常见与低镁血症相关,较少导致急性肾损伤(AKI)或肾小球滤过率(GFR)的持续下降。虽然低镁血症是最常见的肾脏不良事
卡铂是第二代铂类化疗药物,广泛用作特定实体瘤的一线治疗。此外,在慢性肾脏病(CKD)或临床虚弱患者中,它是顺铂的公认替代品。卡铂毒性的肾脏表现最常见与低镁血症相关,较少导致急性肾损伤(AKI)或肾小球滤过率(GFR)的持续下降。虽然低镁血症是最常见的肾脏不良事件,但影响抗癌治疗的严重发作并不常见。GFR降低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因为它们直接影响卡铂剂量并驱动累积的血液学毒性,从而导致不良临床事件,这在老年和肌肉减少症患者中可能更为相关。卡铂毒性高度依赖于全身暴露,通过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AUC)量化。对GFR的不准确估计,特别是使用Cockcroft–Gault(CG)方程时,常导致GFR高估和卡铂过量。因此,根据GFR进行精确的剂量调整至关重要。本综述中,研究人员探讨了与卡铂相关的肾脏并发症,包括报告的肾脏损伤发生率和临床模式,特别强调了基于GFR的剂量调整策略,涵盖CKD患者和接受透析的患者,以及预防和管理卡铂肾毒性的实际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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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卡铂是为维持顺铂抗肿瘤疗效同时降低系统毒性(尤其是肾毒性)而开发的第二代铂类化疗药物。它广泛用作特定实体瘤的一线治疗,并作为因慢性肾脏病(CKD)和临床虚弱而不适合顺铂的患者的替代品。尽管卡铂已使用超过35年,但其肾毒性的临床表现、病理生理学和预防的几个方面尚未明确。根据临床背景、化疗方案和累积剂量,高达15%的卡铂治疗患者可观察到肾毒性事件。低镁血症是最常见的肾脏不良事件,发生率高达70%。相比之下,直接归因于卡铂的急性肾损伤(AKI)发生率报道不一。临床系列和真实世界研究描述的AKI发生率为2%至7%,而部分研究引用超过10%的估计值。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方法学差异、AKI定义不一致以及缺乏因果判定,而非真正的肾毒性差异。虽然不如低镁血症常见,但肾小球滤过率(GFR)降低具有更大的临床后果,因为它们直接影响卡铂剂量、累积血液学毒性和整体治疗可行性。卡铂毒性高度依赖于全身暴露,通过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AUC)量化。对GFR的不准确估计,特别是使用Cockcroft–Gault(CG)方程时,常导致GFR高估和卡铂过量。在此情况下,剂量错误主要表现为血液学和临床不良事件,在老年或肌肉减少症患者中更可能观察到。因此,在卡铂-肾脏相互作用中,基于GFR的准确剂量调整至少与药物固有的肾毒性同等重要。此外,新的GFR估计方程和对身体成分的更好了解使得卡铂剂量更准确,这是预防卡铂肾毒性的主要策略。本综述中,研究人员探讨了与卡铂相关的肾脏并发症,特别强调基于GFR的剂量调整策略,涵盖CKD患者和接受透析的患者,以及预防和管理这些并发症的实际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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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铂肾毒性的病理生理学
2.1. AKI和GFR下降
卡铂的肾毒性低于顺铂。卡铂与人类有机阳离子转运体2型(OCT2)受体缺乏相互作用,减少了其向肾小管细胞的摄取及随之而来的毒性。通过被动扩散进入细胞后,卡铂具有更高的化学稳定性,因此对DNA的反应性较低,DNA损伤作用弱于顺铂。此外,卡铂不与血浆蛋白强烈结合,这增加了尿液排泄并降低了毒性。然而,较高剂量的卡铂可导致AKI和慢性GFR下降。实验研究提示的潜在通路包括氧化应激、线粒体功能障碍和炎症。实验研究表明卡铂抑制抗氧化酶活性,导致自由基和活性氧释放。卡铂也可与谷胱甘肽共价形成加合物,裂解成毒性中间体,同时消耗谷胱甘肽本身并消除其抗氧化作用。氧化应激通路激活caspase-3和-7,导致DNA损伤、坏死和肾小管细胞凋亡,而caspase-12激活可抑制线粒体活性。除活性氧外,活性氮物种也可能参与铂类引起的肾损伤。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过度激活和随后的一氧化氮失调可促进亚硝化应激、线粒体功能障碍和肾小管上皮损伤。炎症在卡铂肾毒性病理生理中的作用证据增加。卡铂增加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表达并启动巨噬细胞对脂多糖(LPS)的反应,从而增强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白细胞介素6(IL-6)等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进而激活核因子κB(NF-κB)和炎症级联反应。这些病理生理机制最终可转化为宏观组织损伤,实验模型和临床报告中均证实有肾小管坏死和皮质萎缩。总之,虽然卡铂和顺铂具有相似的损伤机制,但卡铂肾毒性的病理生理学理解较少,且与肾功能丧失的关联较少。
2.2. 低镁血症
卡铂诱导的低镁血症机制尚不清楚,但假设与顺铂相似。对肾脏和肠道瞬时受体电位褪黑素家族(TRPM)6/7通道活性的直接或间接作用可能部分解释该事件。TRPM6/7是对镁(Mg)和钙高度通透的通道,在肠道和肾脏远端小管重吸收中起重要作用。突变、阻断或药物抑制这些通道可导致低镁血症。然而,新出现的数据表明,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SGLT2)抑制剂纠正卡铂诱导的低镁血症时,并不与TRPM6/7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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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铂肾毒性的临床表现
卡铂肾毒性发生率约为10–15%,更常表现为低镁血症,较少表现为肾功能障碍(AKI、亚急性肾损伤和CKD)。这些事件的主要风险包括高龄、每周期剂量(>800 mg/m2)、累积剂量(>2400 mg/m2)、基线GFR以及既往使用肾毒性药物如顺铂。
3.1. AKI和GFR下降
早期报告未显示卡铂方案有显著的AKI风险,因此未提出预防性水化等缓解策略。最近报告的AKI发生率高达10%,可能受更严密监测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卡铂是CKD患者中最常用的铂类化合物,这一因素增加了GFR下降的风险。虽然大多数系列未明确报告CKD进展风险,但8%至22%的患者可能出现较基线高达20%的GFR下降,但通常不与暂时或永久治疗中断相关。卡铂治疗期间的AKI和持续性GFR下降常在并发肾脏损伤(如低血容量、感染和梗阻性尿路病)时出现,此时直接归因于卡铂的肾毒性可能难以确定。最近,KDIGO 2026年AKI临床实践指南草案建议使用除肌酐外的新生物标志物,如尿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肾损伤分子1(KIM1)和组织金属蛋白酶抑制剂2(TIMP2)联合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7(IGFBP7)来诊断、分层和评估AKI预后。少数评估成人癌症患者暴露于铂类化合物的研究显示,这些生物标志物具有更好的敏感性,并能比血清肌酐更早检测到AKI。尽管这些研究纳入患者数量少,但这些生物标志物可协助临床医生调整保护性水化方案或调整药物剂量,以预防卡铂治疗患者的肾损伤。
3.2. 低镁血症
低镁血症是卡铂暴露患者中最常见的肾毒性效应,通常为轻度,很少导致抗癌治疗延迟或中止。主要危险因素包括高每周期剂量(>282 mg/m2)以及伴随事件(如呕吐或腹泻)或暴露于质子泵抑制剂、抗生素和其他化疗药物。虽然既往研究报告发生率为10%至15%,但最近的系列报告更高频率的卡铂相关低镁血症,可能由于监测增加。Liu等人回顾性评估229例接受卡铂(AUC=5–6)的晚期卵巢癌患者,中位血清镁测量14次,低镁血症(Mg<1.8 mg/dL)中位发生4次;84%的患者至少有一次事件,其中97%为1级。Gaughran等人报告,在144例妇科肿瘤女性中,72%检测到至少一次低镁血症,70%和11%分别发生1级和3/4级事件,44%需要静脉或口服镁替代。低镁血症平均持续30周,14%的事件在随访结束时未缓解,提示这些患者存在长期肾毒性风险。因此,应将血清镁水平监测纳入接受卡铂患者的常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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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铂剂量
卡铂清除率与GFR线性相关,GFR降低导致尿排泄减少、半衰期延长、全身暴露增加和AUC升高。因此,GFR降低是系统毒性(尤其是血小板减少症)高风险的主要决定因素。准确预测卡铂清除率对处方正确剂量和预防系统及肾脏相关毒性风险至关重要。
4.1. Calvert方程
1989年,Calvert等人发表公式,通过评估31例接受卡铂治疗的癌症患者确定剂量。每位患者的GFR通过测定51铬-乙二胺四乙酸(51Cr-EDTA)血浆清除率测量。卡铂的总体内清除率等于GFR(mL/min)(肾脏清除)加上25 mL/min(非肾脏清除)。公式为:剂量(mg)=目标AUC([mg/mL]×min)×(GFR+25)(mL/min)。由于许多国家难以进行测量的GFR(mGFR),多年来被基于血清肌酐(Cr)的GFR估计方程(eGFRCr)替代,更常用CG方程估计Cr清除率。这常导致卡铂剂量高估,其他方程如MDRD和CKD-EPI也被评估以克服此问题,但结果多样且不一致。大多数研究缺乏mGFR作为参考,且使用不同Cr测定方法,阻碍了卡铂剂量GFR方程的验证。尽管Calvert公式已广泛纳入临床实践,该模型可能导致目标与测量AUC间的较大差异,尤其在高目标AUC时。这促使了数学上更稳健的替代模型开发,如基于肌酐的Chatelut方程和基于肌酐与胱抑素C的Thomas方程,但这些模型未在全球临床实践中采用。
4.2. 使用基于Cr的GFR估计方程的卡铂剂量
已明确证明CG方程与其他eGFRCr方程相比,卡铂剂量误差更大。2017年Janowitz等人发表的一项里程碑研究,包括2471例计划接受卡铂的实体瘤患者,评估基于Calvert方程使用多种eGFRCr方程计算的剂量与结合mGFR计算的剂量百分比差异。CG方程的卡铂剂量误差最高,超过25%的患者误差大于20%。相比之下,使用CKD-EPICr和Janowitz(或CamGFR)方程时,误差大于20%的患者仅分别为19%和14%。局限性是单中心研究限于白人患者,且血清Cr测定未标准化。
4.3. 使用Cr和胱抑素C的GFR估计方程的卡铂剂量
法国的一个参考小组收集药代动力学数据,证明基于Cr和胱抑素C(Cys)的不同GFR估计方程对卡铂剂量的影响。White-Koning等人比较491例癌症患者基于多个时间点药物血清水平预测与测量的卡铂清除率。基于CKD-EPICr-Cys的Calvert方程是预测卡铂清除率的最佳方程,偏差最小,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MPAE)最低(14.0%),P20(MPAE超过20%的患者百分比)最低(23%),优于所有其他仅基于Cr预测GFR的模型。MPAE和P20在年龄、性别和体重指数(BMI)亚组中均匀。最近,Lees等人进行一项横断面研究,包括1837例癌症诊断后两年内单次点碘海醇血浆清除率测定的mGFR。同时收集Cr和Cys的标准化测定。计算基于CKD-EPI和EKFC方程的eGFRCr、eGFRCys和eGFRCr-Cys。平均mGFR为75±30 mL/min,目标AUC为5时推荐的中位卡铂剂量范围从320 mg(mGFR 30–44 mL/min)到750 mg(mGFR 120 mL/min)。使用eGFRCr会推荐约10–20%的个体卡铂“过量”,而使用eGFRCr-Cys时此情况减少3–4倍。基于eGFRCys会推荐约10–20%的个体“剂量不足”,使用eGFRCr-Cys时也减少3–4倍。这是最稳健的数据,证明在GFR估计中纳入Cys可减少卡铂剂量错误。
4.4. 卡铂剂量错误对临床结局的影响
目前尚无研究证明,使用能更好估计mGFR的方程改善化疗药物剂量直接改善了癌症人群的临床结局。Lyu等人回顾性评估604例接受顺铂或卡铂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评估肌肉减少症。在565例接受卡铂的亚组中,基于CG的GFR指定的卡铂剂量比基于CKD-EPICr的GFR高≥25 mg的患者,化疗中止和≥2级不良事件(贫血、血小板减少症和肌酐增加)风险显著更高。Khor等人前瞻性评估292例接受基于Calvert方程卡铂剂量的实体瘤患者。接受“过量剂量”(基于CG方程的剂量比CKD-EPICr-Cys预测高>15%)的患者,90天内3级贫血、血小板减少症、AKI和死亡风险更高。这些研究提示卡铂剂量错误对临床结局的有害影响,证实了CG方程相比新验证模型的局限性以及在此情况下纳入Cys的临床获益。
4.5. 身体成分对卡铂剂量的影响
肌肉减少性肥胖在癌症患者中越来越常见。身体成分参数显著影响GFR估计。Lyu等人的研究中,28%患者检测到肌肉减少症。BMI≥25 kg/m2的肌肉减少症患者发生≥2级贫血、血小板减少症和肌酐增加的风险增加。这些数据提示肌肉减少性超重/肥胖与化疗毒性之间的关联,可能由该人群GFR高估驱动。这支持当前指南建议优先使用mGFR进行卡铂剂量计算,特别是在体重极端或怀疑身体成分改变时,以及当mGFR不可用时在验证方程中纳入C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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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脏病中卡铂的剂量调整
根据国际抗癌药物肾脏功能障碍剂量调整共识指南(ADDIKD),CKD患者卡铂处方推荐包括:(1)卡铂剂量应使用Calvert公式而非跨CKD类别的固定百分比减量计算;(2)不鼓励仅基于CKD分期经验性降低目标AUC,因为这可能损害抗肿瘤疗效而不可靠降低毒性;(3)直接mGFR(以mL/min报告且不指数化到体表面积[BSA])是Calvert公式的首选GFR输入,特别是在治愈性环境中或估计GFR可能不可靠时,包括身体成分极端、肌肉减少症、截肢、截瘫、eGFR>125 mL/min/1.73 m2或eGFR≤45 mL/min/1.73 m2的患者;(4)通常每个周期无需重新计算卡铂剂量,除非GFR变化≥20%或临床状态显著改变;(5)根据GFR阈值的剂量调整。此外,研究人员建议:(6)当直接测量不可行时,使用来自验证方程的BSA调整的eGFRCr-Cys模型(mL/min);(7)避免CG Cr清除率,因其与更大错误和更高不良事件频率相关;(8)根据当代建议避免GFR估计中的种族调整。
卡铂在终末期肾病(ESKD)患者中的应用
卡铂分子量低(约371 Da),分布容积小,近似细胞外液间隙,便于给药后早期体外清除。然而,它经历时间依赖性和大部分不可逆的蛋白质结合,因此只有早期未结合部分可经透析清除。因此,透析对卡铂清除的影响高度依赖时机。这些考虑在联合方案中尤其相关,其中伴随药物的可透析性可能显著不同,限制了仅针对卡铂优化透析时机的能力。Calvert公式已适用于透析患者,假设GFR为零。当在输注后12–24小时内进行血液透析时此方法合适,而此时有意义的未结合部分仍可透析。超过此窗口,透析对卡铂清除影响有限,并可能导致显著的系统过度暴露。药代动力学模型表明,延迟血液透析可能显著增加系统暴露,极端情况下AUC显著升高。因此,专家建议在不透析日给予卡铂,并在12–24小时后安排血液透析,以实现部分体外清除和更好的暴露控制。关于腹膜透析中卡铂使用的数据有限;现有证据表明透析清除率低,支持按GFR<10 mL/min剂量给药并密切监测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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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铂治疗期间不良事件的管理与预防
总体而言,卡铂治疗期间肾脏不良事件的预防和管理较少依赖预防性肾脏策略,更多依赖准确的药代动力学引导剂量、适当监测和协调治疗计划,特别是在CKD和透析患者中。除药代动力学优化和支持措施外,未来的肾脏保护策略可能涉及机制驱动的炎症通路调节。鉴于炎症网络在组织损伤中的复杂作用,靶向调节特定信号通路而非非特异性免疫抑制可能代表减少化疗相关肾损伤的有前景方法。
6.1. 低镁血症
低镁血症是卡铂相关的最常见肾脏不良事件,通常为轻度和累积性。因此,建议定期监测血清镁水平。对于无症状或轻度病例(血清镁≈1.2–1.7 mg/dL),常用口服镁盐(如氧化镁),尽管吸收可能有限且可能发生胃肠道副作用(如腹泻)。在中度至重度低镁血症(血清镁<1.2 mg/dL)或症状性患者中,静脉硫酸镁是主要治疗,根据需要重复补充以维持血清镁在可接受范围内。缺乏高质量随机证据支持对所有卡铂治疗患者常规预防性补充。新出现的实验数据和早期临床报告提示SGLT2抑制剂可减轻铂类相关的肾脏镁消耗。最近一例病例描述达格列净解决急性卡铂诱导的低镁血症,使化疗无需静脉补充得以继续。小型病例系列报告非糖尿病患者使用SGLT2抑制剂改善难治性低镁血症(包括铂类相关病例)。然而,现有证据限于病例报告和小型系列,无卡铂治疗患者的前瞻性数据。尽管有前景,这些发现是初步的,不支持临床常规使用。在选定的难治性病例中,可考虑标签外治疗,并仔细监测容量耗尽和正常血糖酮症酸中毒。最后,鉴于严重低镁血症并发症发生率相对较低,通常无需中断肿瘤治疗。大多数情况下,可启动镁替代同时维持癌症治疗。
6.2. 急性肾损伤(AKI)和GFR下降
虽然有力证据支持顺铂的水化方案和镁补充,但卡铂缺乏可比数据,不能推荐常规方案驱动的水化或镁补充。应保持容量正常,在高风险场景(如高龄、较低基线GFR、较高累积和每周期剂量、既往使用顺铂等肾毒性药物)选择性使用静脉输液。卡铂治疗期间发生AKI应评估竞争病因,然后再归因,除非在上述高风险场景中。肌酐轻度或短暂升高不要求立即停用卡铂,应通过纠正可逆因素管理。持续或进展性GFR下降需要重新评估卡铂剂量、目标AUC和准确测量GFR,特别是在老年或肌肉减少症患者中。共识方法如ADDIKD建议当肾功能出现临床意义变化(如eGFR变化≥20%)时重新评估剂量和肾功能。在卡铂治疗期间AKI情况下,关于治疗中断的决定不应仅依赖肾功能不全程度。还必须考虑整体肿瘤学背景,包括治疗目的(治愈性 vs. 姑息性)、替代治疗选择的可及性和患者治疗反应。在治愈性环境中,可能证明为保持治疗强度付出更大努力是合理的,而在姑息环境中,风险-获益考虑可能不同。因此,管理决策应个体化,并最好通过患者、肿瘤学家和肾脏病学家的共同决策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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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卡铂仍然是实体瘤管理中广泛使用的基石治疗剂,特别适用于因预先存在肾毒性或临床虚弱而不适合顺铂的患者。虽然卡铂表现出优于顺铂的肾脏安全性,但肾脏相关不良事件仍是需要严格监督的独特临床问题。未来减轻卡铂诱导肾毒性的进展取决于更稳健地阐明其潜在病理生理学,以及准确描述成人中AKI和GFR下降的发生率。此外,优化患者结局需要为高风险队列开发靶向预防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