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cers》:Biomarkers in Gastric Cancer: Blood Biomarkers, Liquid Biops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isk-Stratified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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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总结:早期诊断胃癌可将五年生存率从8%提高到78%。内镜检查准确但在西方国家普筛成本过高。本综述探讨更简单的诊断检测或标志物是否有助于识别可能受益于内镜检查的高危人群。研究人员评估了四组标志物:常规血细胞计数得出的炎症评分、提示胃黏膜损伤的血液蛋白、检测血
简单总结:早期诊断胃癌可将五年生存率从8%提高到78%。内镜检查准确但在西方国家普筛成本过高。本综述探讨更简单的诊断检测或标志物是否有助于识别可能受益于内镜检查的高危人群。研究人员评估了四组标志物:常规血细胞计数得出的炎症评分、提示胃黏膜损伤的血液蛋白、检测血液循环中肿瘤DNA或RNA的检测方法,以及应用于内镜图像的人工智能。各研究的准确性令人鼓舞,但大多数数据来自回顾性的东亚病例对照研究。对于早期癌症和癌前病变,检测性能显著下降。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这些非侵入性标志物最适合用于对高危患者进行分诊以接受内镜检查,而非替代内镜;在无症状的西方人群中进行前瞻性研究仍然至关重要。
摘要:背景:在没有组织化筛查流程的国家,胃癌常在晚期才被诊断。已提出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用于风险分层并识别需接受内镜检查者。方法:研究人员检索了PubMed/MEDLINE、Scopus和Google Scholar,查找2006年1月至2026年5月间发表的、报告无症状成人或前驱黏膜病变患者胃癌检测的诊断准确性或健康经济学结局的研究。二十五项研究符合纳入标准,以叙述性综合方式进行分析,报告遵循PRISMA-DTA和Ferrari指南。结果:源自常规血细胞计数的全身炎症指数价格低廉但特异性不高,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在0.65至0.83之间。黏膜萎缩的血清学标志物具有更明确的生物学基础,且是本综述中唯一拥有大型西方验证数据集的一类,但优先检测以胃体为主型的疾病。液体活检平台报告的准确性最高,AUC可达0.968,但在某些平台上,对癌前病变的敏感性降至62.4%,对I期疾病的敏感性降至44%。放大窄带成像在评估的内镜检查方式中报告了最高的准确性,AUC为0.97。在低发病率的西方环境中,一次性血清胃蛋白酶原筛查,并仅对阳性结果进行内镜检查,以每获得一个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4913美元的成本具有成本效益。结论:四类胃癌标志物的报告准确性均令人鼓舞,但主要来自回顾性东亚病例对照队列,且在疾病最早期阶段准确性下降。证据支持将这些标志物用于分诊至内镜检查,而非直接诊断。在西方人群中的验证仍是一个空白。
1. Introduction
延迟诊断是提高胃癌生存率的主要障碍。早期疾病常无症状或仅表现为非特异性消化不良,因此在无组织化筛查的国家通常发现较晚。在美国,32.4%的病例确诊时仍局限于局部,35%已出现转移。局部疾病五年相对生存率为78.1%,远处疾病仅为8.1%。食管胃十二指肠镜检查(EGD)是诊断的临床金标准,可直视黏膜、界定边界并取活检,但属于侵入性操作且费用高昂,难以在低发病率国家广泛开展。胃癌发病率分布不均,东亚年发病率约为美国的五倍,欧洲内部也存在显著差异。中国、韩国、日本推行基于内镜的全国筛查,而西方卫生系统缺乏相应策略,因此非侵入性检测在低发病率环境中更有价值。本综述分别探讨全身炎症指数、血清学萎缩标志物、循环肿瘤核酸以及人工智能辅助内镜等标志物的证据。
2. Methods
本综述采用结构化叙述性综合,报告遵循PRISMA-DTA原则和Ferrari指南。研究人员检索PubMed/MEDLINE、Scopus和Google Scholar,覆盖2006年1月至2026年5月,采用三层布尔检索字符串。最终从5134条记录中排除重复项和不符合标准者,25项研究纳入定性综合,包括17项原始诊断准确性研究、3项系统评价或荟萃分析、4项决策分析经济学模型和1项循环microRNA网络生物学分析。诊断性能以AUC表示,未进行荟萃分析,因各研究在检测指标、分析平台和阈值上差异过大。17项原始研究采用QUADAS-2进行偏倚风险评估,患者选择领域高偏倚风险占47%,主要源于病例对照设计;适用性方面65%的研究对无症状筛查人群存在较大问题。参考标准均为内镜加病理验证,因此该领域偏倚风险低。按研究设计分层显示,回顾性研究主导炎症指数和液体活检领域,而前瞻性证据集中于血清学标志物,最高准确性来自设计最薄弱的类别。
3. Systemic Inflammatory and Immunonutritional Biomarkers
慢性炎症参与胃癌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中性粒细胞、血小板升高和淋巴细胞减少反映免疫抑制和促肿瘤状态。单一指标中,系统性免疫炎症指数(SII)表现最佳,在438.7截断值下区分胃癌与健康对照的AUC为0.831,并与肿瘤大小、TNM分期、淋巴结转移相关。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随疾病阶段逐步升高,AUC为0.821。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单独应用时最弱,AUC为0.783。组合PLR、NLR和SII可将AUC提高至0.843。全身炎症反应指数(SIRI)在男性和女性中AUC分别为0.720和0.654,存在性别差异。预后营养指数(PNI)与淋巴结转移呈负相关,但主要反映已确诊患者的肿瘤负荷。针对早期检测的两项组合中,一项联合NLR、PLR和SII区分癌前病变与胃癌的AUC分别为0.824、0.787和0.842;另一项加入癌胚抗原(CEA)的四标志物组合在男性早期胃癌中AUC达0.897。最复杂的多模态炎症营养模型结合SII、SIRI、PNI、CEA及多项临床指标,验证集AUC为0.92。但该模型未在无症状筛查人群中进行前瞻性验证。此类标志物特异性差,受幽门螺杆菌胃炎、代谢综合征等影响,仅可作为风险提示而非独立诊断工具。
4. Ser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Biomarkers
Correa级联描述了从正常黏膜经萎缩、肠化生至肠型胃癌的进展过程。胃蛋白酶原I(PG I)由胃底腺主细胞和颈黏液细胞分泌,胃蛋白酶原II(PG II)分布更广泛。萎缩进展时血清PG I下降,PG I/II比值(PGR)降低。美国前列腺癌、肺癌、结直肠癌和卵巢癌筛查试验(PLCO)的巢式病例对照分析显示,诊断前胃蛋白酶原血清阳性者发生胃癌的风险为8.5倍,非贲门癌为11.1倍,而贲门癌不显著。PLCO标本来自20世纪90年代,当时幽门螺杆菌血清阳性率高于当下,因此阈值需重新校准。一项克罗地亚前瞻性研究采用PG I≤70 ng/mL和PGR≤3.0的传统阈值,敏感性78.1%,特异性90.1%。ABC方法将抗幽门螺杆菌IgG与胃蛋白酶原结合分为四组,D组胃癌风险最高(OR 10.0–14.0)。修订版ABC方法(GastroPanel)加入胃泌素-17(G-17)以区分萎缩部位。在GastroPanel阈值PGR≤5.3下,敏感性51–59%,特异性61–66%。PG II≥21 ng/mL与弥漫型胃癌(DGC)显著相关,在40岁以下女性中联合幽门螺杆菌阳性OR高达25.83。将肿瘤抗原加入黏膜标志物可改善恶性与良性病变的区分,三联标志物组合检测早期胃癌的AUC为0.883。胃液中G-17和乙醛脱氢酶1(ALDH1)也可作为预测因子,但需内镜取样,不宜用于筛查阶段。
5. Liquid Biopsy Technologies and Multimodal Assays
液体活检已从单一突变检测转向多模态框架,整合循环游离DNA(cfDNA)浓度、突变谱、片段组学、甲基化模式、细胞外囊泡和循环非编码RNA。DESTINEX多中心研究采用PCR检测血清中外泌体和细胞游离microRNA组合,在pT1期胃癌中报告AUC达0.968,敏感性95.0%,是本综述中最强性能。SPOGIT平台检测血浆cfDNA中抑癌基因启动子高甲基化,在胃肠道癌中总体敏感性88.1%、特异性91.2%,但对癌前病变的敏感性降至62.4%。MCTA-Seq技术对I期胃癌的敏感性仅44%,II期为59%,且主要用于鉴别诊断而非一线筛查。多参数集成模型结合甲基化、片段组学(肿瘤来源片段约143 bp vs 正常约167 bp)和体细胞热点突变,在ctDNA分数低于1%的非转移性胃癌中AUC为0.87,敏感性75.9%,特异性92.3%。循环非编码RNA和细胞外囊泡研究存在方法学差异大、平台依赖性强和炎性噪声干扰等问题。总体而言,大部分平台对癌前病变和I期疾病的敏感性不足以支持筛查应用;DESTINEX是例外,但需独立复制。
6. Computer Vision and Advanced Endoscopic Modalities
白光内镜(WLI)对胃癌的漏诊率汇总为9.4%,漏诊病灶多位于胃体。i-Scan虚拟色素内镜改善表面结构和黏膜隆起显示,对胃癌检测的汇总敏感性84%,特异性83%。放大窄带成像(ME-NBI)利用窄带光匹配血红蛋白吸收带显示微血管和新生血管,区分癌性与非癌性病变的AUC为0.97,敏感性88%,特异性96%,为本综述评估内镜方式中最高。计算机视觉领域,卷积神经网络(CNNs)可进行实时帧分类和病灶分割,视觉变换器(ViTs)通过多头自注意力捕捉全局空间关系,二者已应用于早期胃癌检测,但报告标准化不足,缺乏敏感性、特异性和置信区间。转化应用面临三大问题:外部验证不足(多为同中心、同人群和东亚图像库)、独立准确性与临床效果之间的区别(需前瞻性比较)、以及实施层面的系统集成和算法更新治理。分子和荧光引导内镜尚无符合纳入标准的人类诊断准确性研究,仍处于研究阶段。
7. Health-Economic Profile of Biomarker-Based Screening Strategies
在高发病率的东亚地区,全民内镜筛查本身具有成本效果,无需生物标志物。韩国马尔可夫模型显示,三年间隔直到69岁的内镜筛查以每QALY获得13,354,106韩元的增量成本效果比(ICER)最具成本效果,并降低24.1%的胃癌死亡率。在西方低至中等发病率环境中,普遍内镜不具成本效果,血清学分流可改变这一局面。美国患者级状态转换微观模拟显示,40岁时一次性血清胃蛋白酶原筛查并对阳性者行内镜,相对不筛查的ICER为每QALY获得4913美元,同时降低10.9%的终身胃癌发病率和10.8%的死亡率。一项早期分析发现,仅对50岁当前吸烟者进行血清学筛查可产生76,000美元/QALY。ICER对幽门螺杆菌患病率、真实世界特异性和假阳性下游成本敏感,且现有模型低估了肠化生等偶然发现引发的监测级联。在新加坡,对确诊肠化生、异型增生或慢性萎缩者进行两年一次EGD监测,ICER为25,949新加坡元/QALY。四川胃癌早筛项目(SIGES)采用问卷加序贯血清学(血红蛋白、CEA、CA19-9)的评分C,AUC为0.903,但尚无正式经济学模型。实施层面的运营问题(依从性、转诊、记录系统)仍未解决。
8. Discussion
四类非侵入性标志物成熟度不一。全身炎症指数最便宜、最易获取,但特异性最低,组合后可提高至AUC 0.843。血清学萎缩标志物生物学逻辑更清晰,依托PLCO拥有本综述中唯一大型西方验证数据集,但主要针对胃体为主萎缩,且弥漫型疾病需依赖PG II与幽门螺杆菌联合检测。液体活检平台总体准确性最高,但除DESTINEX外,其性能在更早阶段下降,且单次检测成本高、分析前要求苛刻。ME-NBI在内镜方式中准确性最高,但内镜本身是血液标志物试图节约的资源。报告准确性不等同于筛查效用,因为预测值取决于受试人群患病率;将SPOGIT的敏感性88.1%和特异性91.2%应用于未选择的美国成人(患病率约50/10万)时,阳性预测值接近0.5%,即每发现一例癌症需约200次内镜,且这些内镜还会产生大量不确定意义的萎缩和肠化生发现,进而将一次性筛查转化为无限期监测。验证偏倚和谱系偏倚进一步夸大性能,只有PLCO分析和少数前瞻性队列接近理想标准。跨平台比较受限于检测底物和阈值不通用。此外,现有研究均未证明筛查能降低胃癌死亡率;韩国24.1%死亡率降幅来自组织化内镜项目,而非生物标志物。方法学严谨性与报告性能呈反向关系,提示现有数字更可能是上限而非预期。序贯检测虽可提高富集人群中的预测值,但敏感性会逐级复合下降。优先事项是开展无症状多民族人群的前瞻性验证,实现血清学阈值国际标准化,并在美国、东亚和新加坡以外的地区进行卫生经济学评估。
9. Conclusions
延迟诊断仍是改善胃癌生存的主要障碍,局部与转移性疾病的五年生存率差异(78.1% vs 8.1%)凸显了早发现的价值。现有证据支持四类非侵入性标志物的诊断性能,但多源自高发东亚地区的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且在最早和最可治疗阶段性能下降。在低发病率的西方环境中,用血清标志物选择患者行内镜具有成本效果,而全民内镜则不然。目前没有单一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能够替代内镜作为诊断金标准,其合理角色是风险分层,从未筛查人群中选出需要内镜的亚组。三项研究重点明确:第一,在无症状队列中进行前瞻性验证,按年龄、幽门螺杆菌血清状态、家族史、吸烟史和高发地区祖先定义入组,并强制进行内镜验证;第二,比较生物标志物引导的内镜与常规治疗,理想情况下还应与全民内镜比较,主要终点为诊断时分期分布,决定性终点为疾病特异性死亡率;第三,建立胃蛋白酶原和甲基化检测的国际参考物质和协调阈值。基于现有证据,低发病率国家可考虑在50岁左右、携带额外风险因素且幽门螺杆菌血清学阳性者中进行一次性血清胃蛋白酶原检测,仅对阳性者行内镜;液体活检对癌前病变和I期疾病的敏感性尚不支持筛查应用。这一推荐是否成立,取决于多民族、未经选择人群中的前瞻性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