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中的“披露-实施”错配与企业ESG评级：来自中国的证据

《Sustainability》：The Disclosure–Implementation Mismatch i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Corporate ESG Rating: Evidence from China

　　

摘要：利用2013年至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研究了数字化转型中的披露-实施错配与企业ESG评级之间的统计关联。披露-实施错配是作为衡量企业年报中数字化转型披露与其实质性数字化投入之间分歧的实证代理指标而构建的。研究人员强调，该代理指标可以反映多种中性分歧来源，例如投资时滞和外包安排，不应仅等同于管理层机会主义。基准回归结果记录了该错配与企业ESG评级之间存在统计学上显著的负向关联。探索性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相关性模式在未经四大审计的企业、位于高市场化地区以及管理层持股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论文解读：数字化转型中的披露-实施错配与企业ESG评级

一、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在全球绿色制度体系重构与实体经济绿色转型的双重背景下，ESG相关表现已成为衡量企业可持续性、核心市场竞争力和长期运营稳定性的关键指标。近年来，全球ESG披露框架正从自愿性倡议逐步转向强制性监管。欧盟推出了《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美国SASB标准将可持续性指标纳入市场化会计体系。中国资本市场也对ESG披露的监管指引进行了持续更新，2018年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正式提出了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衔接的ESG相关信息披露要求。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扩张重塑了企业运营和绿色转型路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支撑的实质性数字化转型被广泛认为是企业绿色转型、产业升级和可持续运营的重要推动力。现有实证研究普遍表明，实质性的数字化投入与企业ESG表现呈正相关关系。

然而，在数字化热潮中，企业年报数字化披露强度与企业层面实质性数字化投入之间存在显著分歧。本文基于这一可观测的分歧构建了“披露-实施错配”(Disclosure–Implementation Mismatch, DIM)代理指标，并强调该分歧可能源于多种中性因素，包括实施时滞、外包安排、会计处理差异以及行业特定的数字化模式，不应被单纯解读为管理层机会主义或象征性粉饰。此外，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质性数字投入的ESG相关后果，对于数字化披露偏离实际实施指标的情境缺乏充分的实证检验。异质性分析也多聚焦于企业所有权或生命周期差异，关于调节披露-实施错配与ESG结果之间统计关联的情境因素证据有限。因此，本文旨在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24年的面板数据，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信号理论，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中的披露-实施错配与企业ESG评级之间的统计关联及其异质性边界条件，为理解数字披露与实际投入之间的关系提供补充性的相关性证据。

二、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使用2013-2024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最终有效样本为39,177个公司-年度观测值，数据来源于CSMAR和Wind数据库。主要技术方法包括：其一，基于Python 3.9网络爬虫获取年报文本，并参考Wu等(2021)开发的76个数字化术语词典，运用Jieba分词工具进行文本分析，以关键词频率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数字化披露强度。其二，参照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关键数字技术专利分类参考表(2023)》，汇总六大核心数字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量并取对数，以此衡量实质性数字化创新产出。其三，构建DIM指标，即标准化后的数字化披露水平减去标准化后的实质性数字化水平。其四，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并运用事件研究法、PSM-DID、Oster遗漏变量敏感性检验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

三、研究结果

**3.1 基准回归分析**：通过Hausman检验确定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相关变量后，DIM的系数为-0.0132，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证实了披露-实施错配与企业ESG评级之间存在稳健的负向统计关联，支持了研究假设H1。

**3.2 经济显著性评估**：DIM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对应企业ESG评级下降0.0160，这仅占全样本ESG标准差约1.42%，表明该统计关联的经济幅度非常有限，不构成企业可持续性或治理质量实质性恶化的证据。

**3.3 构念效度检验**：为排除非战略性机制对结果的干扰，研究通过调整样本和修改代理变量构建方式进行了一系列检验。在排除投资时滞、跨行业数字化模式差异、外包及会计处理影响后，核心负向关联依然稳健。判别效度检验显示，DIM与数字化披露强度呈显著正相关，与实质性数字化投资显著负相关，且与年报长度、披露语气和分析师关注度的相关性接近零，表明其具有独立的解释力。

**3.4 可预测性检验**：为验证DIM不仅反映暂时的披露-实施时滞，采用客观环境处罚指标进行检验。结果显示，DIM与环境处罚虚拟变量、罚款金额及处罚次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该代理变量与企业真实负面环境事件存在统计关联。对未来实质性数字化结果的预测性回归显示，DIM对t+1期和t+2期的实质数字化结果均呈显著负向关联，支持了持续性分歧的解释。

**3.5 稳健性检验**：DIM与未来一期ESG评级及ESG年度变化均显著负相关。在专利薄弱行业与其他行业的子样本检验中，负向关联均持续存在，尽管在专利薄弱行业中系数略小且仅在10%水平上边际显著。

**3.6 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内生性检验**：基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的DID分析，为DIM与ESG评级间的负向关联提供了条件性的佐证。事件研究法显示，政策实施前各期系数均不显著，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政策实施后系数显著为负，但随时间推移逐渐衰减。一系列安慰剂检验、排除地区混淆效应及PSM-DID敏感性分析均支持基准结论的稳健性，但研究明确强调这些证据仍属相关性证据，多通道地区政策冲击无法作为严格因果识别的外生工具。

**3.7 异质性分析**：交互作用回归结果显示，外部审计监督（四大审计）、地区市场化程度和管理层持股均对DIM与ESG的负向关联具有显著调节作用。经四大审计的企业，其DIM-ESG负向关联显著减弱；高市场化地区企业的负向关联更强；管理层持股较高时负向关联有所弱化。这三类异质性模式的调节效应绝对幅度依次为地区市场化程度最大。

四、结论与讨论

研究结论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披露-实施错配与ESG评级之间存在一个统计上显著但经济幅度有限的负向关联。这一关联仅作为有噪声的实证代理测度，不能直接等同于管理层机会主义或数字化洗白。研究警示，不应将DIM作为强制性监管或惩戒的单一依据。对于投资者和评级机构而言，披露与实际投入间的分歧仅可视为ESG评估的边际辅助信息。企业提高披露与现实投入的一致性有助于提升披露质量。研究局限性在于观测性面板数据无法排除内生性；代理变量存在固有测量噪声；ESG结果依赖基于披露的商业评级；异质性及准实验分析仅具探索性。未来研究可致力于开发更精细的语义识别技术、考察分歧对更多结果变量的预测关联，并采用更严谨的因果识别设计加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