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产率与奥地利终端到有用火用效率(1960–2019):一项协整分析

《Energies》: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Final-to-Useful Exergy Efficiency in Austria, 1960–2019: A Cointegration Analysi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29日 来源:Energies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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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的来源仍是增长理论中的核心谜题。本文考察了TFP增长与加总终端到有用火用效率(aggregate final-to-useful exergy efficiency)——一种机械性能的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的来源仍是增长理论中的核心谜题。本文考察了TFP增长与加总终端到有用火用效率(aggregate final-to-useful exergy efficiency)——一种机械性能的物理度量——之间的长期统计关系。研究人员利用奥地利(1960–2019年)的数据,在向量误差修正框架内检验协整关系。为解决设定不确定性,研究人员采用超保守的Bonferroni校正,系统评估了100种模型排列。存续模型收敛于无趋势设定:在 tested 的设定范围内,一旦纳入火用效率,拟合TFP的长期演变便不再需要额外的确定性趋势项。将先前针对葡萄牙的证据拓展至一个成熟的前沿经济体,研究人员发现其估计弹性低于先前对葡萄牙报告的数值,这一模式与(尽管未被正式确立为)该关系强度随经济成熟度而下降的推断一致。结构性突变的正式检验进一步揭示,该关系在整个样本期内并不稳定:估计弹性在1970年代中期石油危机之前显著高于之后,尽管允许这一突变并未削弱协整关系本身。弱外生性与Granger因果关系的正式检验表明,TFP与火用效率存在长期共同运动,其中TFP承担了更大比例的均衡调整,但缺乏单向因果关系的清晰证据。这一模式与TFP反映受物理约束的、具身化创新而非非具身化变迁的观点一致,这对长期增长与气候经济模型中使用的无约束外生趋势假设提出了质疑。
**论文解读:奥地利全要素生产率与终端到有用火用效率的长期关系——基于1960–2019年数据的协整分析**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学与政策制定的核心议题。在主流增长理论中,索洛-斯旺(Solow–Swan)框架将经济增长归因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积累,而无法被这两者解释的剩余部分则被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TFP通常被视作技术进步、创新与效率改善的代理变量,并在应用宏观经济分析中被默认假设为外生给定。然而,学界对TFP的“黑箱”本质长期以来存在争议,正如阿布拉莫维茨(Abramovitz)所言,TFP是“对我们无知的度量”。尽管大量研究尝试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干中学、创造性破坏等机制将TFP内生化,但仍有相当比例的增长无法被实证解释。索洛本人亦曾指出,将TFP时间序列与具体创新及其扩散过程建立联系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实践难度极大。

在此背景下,探索TFP的物理基础成为一条可能的研究路径。能量与火用(exergy)分析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一切生产活动均涉及物质与能量的转化,受热力学定律约束。传统基于一次能源或终端能源总量的实证研究因忽视能源质量与转换损失,常难以揭示能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稳定关系。而火用分析基于热力学第二定律,通过衡量能量流相对于参考环境可做的最大有用功,能够跨能源载体进行加总,为能源质量提供了一致的物理度量。其中,终端到有用火用效率(final-to-useful exergy efficiency)刻画了终端能源(如电力、燃料)通过末端用能设备转换为有用火用(如机械功、热量、光)的效率,该环节通常是不可逆损失最大的环节,其改善反映了电机、电气化、先进内燃机等具身化技术进步的体现。

Santos等人针对葡萄牙(1960–2014年)的开创性研究发现,加总终端到有用火用效率与TFP之间存在统计显著的长期协整关系,且该关系无需借助独立的确定性趋势项即可解释TFP的长期演变。然而,该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抑或仅仅是葡萄牙这类后发追赶型经济体的特有现象——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此外,既有研究对滞后期结构和确定性趋势假定的探索有限,其结果的稳健性尚待验证。本研究正是针对上述三个研究空白,将分析对象拓展至奥地利这一成熟的、早期工业化经济体,并采用更加系统保守的实证策略加以检验。

**2. 研究目标与主要结论**

本研究设定三个递进的研究目标:第一,检验在奥地利1960–2019年样本期内,加总终端到有用火用效率与TFP之间是否存在统计显著的长期协整关系,且该关系是否无需额外自主确定性趋势项;第二,通过多重检验校正,评估该关系在不同资本与劳动投入度量、滞后期结构及确定性设定下的稳健性;第三,将奥地利样本中估计的弹性与葡萄牙先前报告的数值进行比较,以评估效率-TFP关系究竟是普适的宏观经济机制,还是仅与追赶型增长动态相关。

研究结果表明,在考察的100种模型设定中,经过Bonferroni校正这一超保守筛选标准后,仍有4个模型在Johansen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中均保持统计显著,并且残差诊断通过,这有力支持了H1假设:TFP与火用效率之间存在统计显著的长期协整关系,且存续模型全部收敛于受限常数、无趋势设定,说明一旦将火用效率纳入模型,无需额外的确定性趋势项即可拟合TFP的长期走势。其次,该关系对资本与劳动的不同度量方式(存量与服务、数量与质量调整)以及滞后期和确定性设定的变化保持稳健,H2得到支持。然而,结构性突变检验进一步揭示,该关系的强度并非在全样本期内恒定:Gregory–Hansen检验和Chow检验一致表明,1970年代中期(约1974–1977年,即第一次石油危机前后)存在显著的结构断点。在1976年之前的子样本中,估计的长期弹性约为1976年之后子样本的两倍。协整关系的存在本身并未因允许断点而被削弱,即TFP与火用效率的长期均衡关联在1950–2019年整个期间内成立,但其强度具有时变性。第三,H3得到部分支持:奥地利估计的弹性(介于0.347至0.942之间)系统性地低于葡萄牙先前报告的接近1的数值,且当资本与劳动投入经过质量调整后,弹性进一步降低。这一差异部分源于测量效应:质量调整后的要素投入吸收了更多可观测的产出增长,使得残差TFP序列的水平和方差均缩小,从而机械地导致估计弹性的下降。然而,TFP序列的标准差与估计弹性之间的相关度高达0.96以上,且在四个模型设定中排序完全一致,这有力地支持了测量效应在弹性递减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此外,奥地利作为成熟经济体,其大规模电气化和机械化进程早在样本期开始前已基本完成,效率改进更多位于技术前沿附近、处于边际收益递减阶段,这与追赶型经济体(如葡萄牙)经历的大规模技术扩散和效率跃升形成鲜明对比,支持了经济成熟度相关解释,但作者强调这仅为合理推断而未被正式确立为因果结论。关于因果方向,弱外生性检验显示火用效率并非被动地仅由TFP调整;短期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在两个方向上都未发现显著预测关系。因此,本研究将TFP与火用效率的关系定性为长期共同运动(co-movement),其中TFP承担了更大比例的均衡调整,而非确立单向因果关系的证据

**3. 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以下关键技术方法:(1)基于国家层面初级–终端–有用(CL-PFU)火用数据库(Brockway等人开发)构建奥地利1960–2019年加总终端到有用火用效率序列;(2)依据AMECO数据库和Penn World Tables(PWT)分别获取资本存量与资本服务、劳动小时数与基于学校教育年限的人力资本调整劳动度量,并依据要素收入份额(经自雇收入调整的资本与劳动报酬占总收入比例)计算产出弹性,构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下的四种残差TFP度量;(3)运用Augmented Dickey–Fuller(ADF)与Phillips–Perron(PP)单位根检验及Zivot–Andrews结构突变单位根检验确认所有序列为I(1)过程;(4)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迹检验与最大特征值检验)在100种模型组合(4种TFP度量×5种滞后期数×5种确定性项设定)中系统性检验协整关系;(5)对多重检验应用Bonferroni校正以控制族系错误率;(6)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估计长期均衡关系与短期调整动态;(7)通过Gregory–Hansen未知结构断点协整检验和Chow参数稳定性检验评估关系的时间稳定性;(8)通过弱外生性检验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考察变量间的方向性关系。

**4. 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证据:效率与TFP的平行演变**

奥地利加总终端到有用火用效率在1960–2019年间近乎翻倍,从14.0%(1960年)上升至23.6%(2019年),但改善速度自1990年代后明显放缓。Chow检验确认了在1973年、1990年和2005年三个候选拐点处趋势增长率均出现统计显著的下降。资本与劳动的质量调整度量(资本服务、经学校教育校正的劳动小时数)与数量型度量(资本存量、总劳动小时数)在样本期内呈现明显分化。增长核算结果表明,采用未经调整的资本存量与劳动小时数时,残差TFP的平均年增长率占GDP增长的约66%;当资本与劳动均采用质量调整度量后,TFP占比下降至38%。

**4.2 协整检验与模型筛选**

单位根检验确认所有5个序列均为I(1)过程,满足Johansen协整检验的适用条件。在总计100个模型中,46个在原始5%显著性水平下通过Johansen检验,其中45个同时满足残差诊断标准。经过Bonferroni校正(α=0.05/100=0.0005)后,4个模型在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中均保持显著。所有4个存续模型共享相同特征:滞后期为1、确定性项设定为受限常数无趋势(Case 2)。估计的协整系数β均为正值且显著,表明TFP与火用效率存在正向长期关系:弹性随投入质量调整程度递增而递减,范围为0.347(资本与劳动均经质量调整)至0.942(两者均未经调整)。VECM估计显示,TFP方程的调整系数在所有模型中均为负值且高度显著,火用效率方程的调整系数在4个模型中的3个中也显著为负,但TFP的调整系数绝对值约为火用效率的2倍,表明TFP在偏离均衡后承担了更大比例的调整。

**4.3 结构突变稳健性检验**

Gregory–Hansen检验结果表明,仅允许截距突变的模型(Model C)下,4个TFP-效率组合均未达到常规显著水平,但当同时允许截距与斜率(协整系数β)突变的体制转换模型(Model C/S)下,所有组合均拒绝了无协整的原假设,估计的突变日期紧密聚集在1974–1977年,与第一次石油危机时间吻合。Chow检验进一步确认了参数不稳定性:在1976年分割样本后,所有4个TFP度量的长短期弹性均显著下降约一半——具体而言,四个模型中弹性分别从1.930降至1.082、从1.214降至0.690、从1.258降至0.800、从0.978降至0.487。这证实该关系虽然存在且稳健,但其强度具有明显的时变性。

**4.4 因果关系方向检验**

弱外生性检验显示,TFP方程的载荷系数在全部4个模型中均以压倒性显著性被拒绝为零,火用效率方程的载荷系数在4个模型中的3个中也在5%或更高水平被拒绝,表明火用效率并非弱外生变量。短期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滞后1期)在两个方向均未发现显著预测关系(p值范围分别为0.17–0.21和0.44–0.61),缺乏单向因果关系的清晰统计证据。

**5. 讨论与结论**

**5.1 讨论:经济解释与更广泛启示**

上述结果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

首先,所有稳健模型均收敛于受限常数、无趋势设定,且不需要独立确定性趋势项,这一结果倾向于支持TFP的长期演变可由火用效率改善这一物理量进行统计追踪的假说,即TFP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了机器效率的改善,而非纯粹的非具身化技术进步。若Monetary资本度量未能完全反映设备效率提升中的质量改进,则传统的增长核算将低估投入的真实贡献,而将效率改善计入残差TFP。

其次,奥地利与葡萄牙的联合证据表明,效率-TFP关系并非追赶型经济体独有的现象,而是反映了机器效率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一般性宏观经济机制。同时,奥地利较低的弹性与1970年代中期之后弹性的显著下降,均与效率改善的边际收益递减及经济成熟度效应一致——当经济接近技术前沿与热力学极限时,效率改进的边际生产率贡献递减。在此意义上,这一关系同时受热力学极限和递减收益的约束,意味着依赖效率驱动的生产率增长存在固有物理边界。这一发现对长期增长预测与气候变化经济模型具有直接启示:若TFP增长在实质上依赖于效率改善,且此类效率改善受热力学约束,那么长期增长模型中关于TFP无约束外生趋势的假设可能需要修正。

最后,效率提升对最终能源使用的净环境效应并不直接明确,因为效率改善在降低单位产出能耗的同时,亦通过提高生产率和降低单位成本刺激总需求,产生反弹效应,部分抵消直接能源节约,这对可持续发展政策评估至关重要。

**5.2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作者坦诚地指出研究的局限。在数据构建层面,CL-PFU数据库中关于终端用途分配和转换效率的工程假设必然引入测量不确定性;资本存量测度依赖永续盘存法中的折旧假设,资本服务依赖用户成本权重,基于学校教育的劳动质量指标无法涵盖劳动质量的全部维度;要素收入份额近似边际产出的假设可能受制度性特征和市场不完善的影响。在计量范畴层面,双变量框架无法排除共同因素(如资本现代化、部门结构转型、数字化投资周期、制度变迁等)同时驱动两个变量的可能;分析限于单一国家,样本仅含60个年度观测值,结构突变分析的子样本最短仅为16个观测值,可能影响断点前弹性估计的精确性;奥地利与葡萄牙的弹性比较因数据版本、样本期、设定搜索与TFP构建方式的不同而属非正式比较。

**5.3 研究结论**

本研究直接检验了三个核心假设。H1(无自主趋势的长期关系)获得支持:经100种模型设定的全族多重检验校正后,4个存续模型全部收敛于受限常数、无趋势设定,表明无需独立确定性趋势项即可统计上追踪TFP的长期演变。H2(跨设定稳健性)获得有条件的支持:关系对资本与劳动度量、滞后期和确定性设定的变化保持稳健,但结构突变检验显示关系的强度在1970年代中期石油危机前后存在显著跳跃,弹性约减半,协整关系本身未被削弱。H3(弹性低于葡萄牙且与经济成熟度一致)获得部分支持:奥地利弹性(0.347–0.942)系统性低于葡萄牙,其中测量效应(经质量调整的投入吸收更多产出增长从而减小残差)解释了弹性的大部分下降,经济成熟度相关的解释仅为合理推断而非正式确证。因果方向方面,TFP与火用效率呈长期共同运动且TFP承担更多均衡调整,但缺乏单向因果关系的证据。综合来看,本研究重新定位TFP为与物理度量的、受热力学约束的机器效率密切关联的变量,而非无约束的外生趋势,为理解增长过程及改进宏观与气候政策模型提供了经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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