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公共空间的空间活力诊断:中国桂北城的探索性感知—行为—空间研究

《Buildings》:Diagnosing Spatial Activation in Historic Public Spaces: An Exploratory Perception–Behavior–Space Study in Guibeicheng, Chin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29日 来源:Buildings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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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城区公共空间的再生日益依赖小规模、渐进式的干预手段。然而,空间组构(spatial configuration)、观察到的使用与感知意义在特定历史公共空间中如何趋同或偏离,仍未被充分理解。这项探索性单案例研究运用感知—行为—空间(Perception–Be

  
历史城区公共空间的再生日益依赖小规模、渐进式的干预手段。然而,空间组构(spatial configuration)、观察到的使用与感知意义在特定历史公共空间中如何趋同或偏离,仍未被充分理解。这项探索性单案例研究运用感知—行为—空间(Perception–Behavior–Space, PBS)证据组织与诊断结构,考察了中国无锡桂北城的三个选定公共空间。证据来源于24次半结构化访谈、认知地图、三个场地的短期多时段行为观察,以及在R = n和400 m、800 m度量半径下的线段空间句法(space syntax)分析。跨证据比较识别出三种案例特定模式:三阳广场地铁站的流动—停留错配;薛福成故居的组构—使用与记忆—使用双重错配;崇安寺步行街在较低组构值下呈现的感知—行为趋同。六项组构测度均未能再现观察到的步行流排序,表明组构潜力在三个场地间与平均步行流强度并不一致。这些模式进一步促成了一个案例衍生的解释模型,围绕日常使用触发(everyday-use triggering)、活动放大(activity amplification)、叙事锚定(narrative anchoring)、行动者协调(actor coordination)与治理赋能(governance enablement)组织。PBS证据结构支持透明的跨证据诊断,并为历史公共空间再生提供基于案例的规划启示。
## 研究背景与问题

随着城市发展从扩张式增长转向存量型再生,历史城区的公共空间更新日益通过小规模、渐进式干预来实施。这类干预不仅期望改善物质环境,还被寄予支持日常使用、文化延续、社会包容与适应性治理的期望。然而,物理环境的改善并不必然带来积极的公共空间使用,孤立干预也可能与更广泛的空间网络脱节。一个关键难题在于空间潜力、实际使用与感知意义之间的错配:可达性高的空间可能主要承担通行功能,而文化意义重大的场所则可能嵌入日常生活的程度较弱。现有研究在以下三方面存在不足:第一,空间可达性、感知体验与公共生活行为仍常作为分离的证据领域被研究,难以理解三者在历史公共空间中何处趋同、何处偏离;第二,尽管学界已认识到公共空间再生依赖于日常使用、文化意义、社会参与及管理条件,但将多种证据流在场所层面关联的比较逻辑往往不够显性,限制了诊断的透明度;第三,面向诊断的研究发现并不总是被转化为能够连接空间节点、步行路径、活动场景、文化叙事与治理安排的规划启示。为此,研究人员以城市催化剂理论(urban catalyst theory)为解释框架,将公共空间活化视为一种关系性过程,运用PBS证据组织与诊断结构来识别空间潜力、观察行为与感知意义之间的趋同与偏离,以期为历史公共空间的循证再生提供透明的诊断工具。

## 研究内容与结论

本研究将PBS证据组织与诊断结构应用于无锡桂北城历史城区的三个选定公共空间——三阳广场地铁站1号出口、薛福成故居入口区及崇安寺步行街选定段。研究通过对感知证据(24次半结构化访谈与认知地图)、行为证据(短期多时段行为观察)与空间证据(线段空间句法分析)的独立构建与场所层面跨证据比较,识别出三种场所特定的趋同与错配模式:三阳广场呈现"流动—停留错配",该空间支撑大量步行流但停留使用有限;薛福成故居呈现"组构—使用与记忆—使用双重错配",其遗产认知度高、选择值在所有半径下均居首,但观察到的步行流与停留使用均最低;崇安寺步行街则呈现"感知—行为趋同但组构值偏低",尽管整合度与选择值均低,但步行流、停留占用与活动多样性最高。六项组构测度均未能再现观察到的步行流排序(C > S > X),表明组构潜力与实际公共空间使用之间并不一致。基于上述诊断,研究构建了一个案例衍生的解释模型,由日常使用触发、活动放大、叙事锚定三个解释维度以及行动者协调、治理赋能两个支撑条件构成,并将场所层面诊断转化为微节点、路径与网络三个尺度的规划启示。论文发表在《Buildings》期刊,其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透明的证据组织与比较结构,使感知、行为与空间证据在场所层面得以保留各自独立性并显性呈现趋同与矛盾,避免了将组构潜力直接等同于公共空间活力,为历史公共空间的循证诊断与规划转化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路径。

## 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PBS证据组织与诊断结构,整合三类证据流。感知证据来自2026年4月8日至6月8日间对24名参与者(13名居民、3名店主、5名访客、3名地方治理与规划行动者)实施的半结构化访谈与认知地图,访谈资料经NVivo 15进行主题编码,生成日常使用、事件参与、场所记忆、组织支持与治理感知五个描述性主题。行为证据通过多时段以场所为中心的行为制图法获取,于2026年6月12日(工作日)和6月13日(周末)的上午、下午、晚间三个时段进行,每次20分钟,共完成16个有效场地—时段观察会话;记录归一化步行流率与停留活动扫描数据,两名研究者同步观察并由固定位相机录制以进行三方程序一致性核查。空间证据基于OpenStreetMap数据构建线段空间句法模型,在DepthmapX v0.9.1中采用T1024角线段分析,计算R = n及400 m、800 m半径下的整合度(integration)与选择值(choice),从三个场地对应的地面层街道线段提取场所层面组构测度。跨证据比较以预设观察场所为共享空间单元,将三类证据在场所层面进行对齐比较,依据趋同与错配判定规则形成场所层面诊断。

## 研究结果

### 感知证据

访谈编码证据与认知地图标注将使用者对桂北城公共空间的理解与特定街道、入口、商业界面、历史空间和管理情境相联系,形成日常使用、事件参与、场所记忆、组织支持与治理感知五个描述性主题。这些主题及其空间参照构成了后续跨证据比较的感知证据基础,表明用户对公共空间的理解不仅受到物质形态塑造,也受到日常惯例、事件体验、场所记忆、组织参与与治理条件的影响。

### 行为证据

多时段行为观察显示,三个场地在流动强度与停留使用上存在明显差异。崇安寺步行街在所有观察时段中步行流最高,其次为三阳广场1号出口,薛福成故居持续最低;停留占用方面,崇安寺最高,三阳广场尽管步行流较大但停留使用相对有限,薛福成故居最低。空间分布上,三阳广场停留者集中于通道边缘与小型设施附近,活动以等候、短暂消费停步、儿童照护与观看为主;崇安寺停留活动沿店铺前沿与拓宽步行区更为分散和多样,包括消费、社交、休息与等候;薛福成故居停留活动有限,主要为入口与街面界面的观看与短暂等候。行为证据表明高步行流并不必然对应高停留使用。

### 空间证据

整合度在不同分析半径下有所变化,三阳广场及周围中心街道保持相对较高值,而在R = 400 m与R = 800 m下局部模式更为分化。选择值在所有半径下呈现更强的走廊导向,较高值集中于少数主要路径。结果表明全局与局部测度捕捉的是不同组构尺度,不应被视为可互换,需在跨证据比较中直接检验其与观察流动的关系。

### 跨证据诊断

三个场所的PBS比较识别出三种场所特定模式。三阳广场地铁站1号出口呈现"流动—停留错配":高整合度与大量步行流未伴随实质性停留使用,空间主要承担通行功能。薛福成故居呈现"组构—使用与记忆—使用双重错配":该场所在所有半径下选择值最高但观察步行流最低,访谈与认知地图显示遗产认知与场所记忆强,但行为观察中步行流与停留使用均有限,文化意义与日常路径、更长停留及更广泛公共空间使用联系薄弱。崇安寺步行街呈现"尽管组构值较低的感知—行为趋同":感知的日常相关性与观察行为密切对齐,步行流最高、停留占用最多、活动模式最多样,但对应线段在所有半径下整合度最低、选择值也相对较低。六项组构测度均未再现观察到的步行流排序(C > S > X),整合度在所有半径下产生相同排序(S > X > C),选择值在R = n与R = 800 m下为X > S > C,在R = 400 m下为X > C > S。组构测度与观察步行流强度之间未呈现完全方向对应。

### 案例衍生解释模型

基于跨证据诊断,研究构建了由三个解释维度与两个支撑条件构成的案例衍生解释模型。日常使用触发(everyday-use triggering)指反复的低门槛实践与停驻、互动及常规返回机会之间的关系,三阳广场与崇安寺的对比表明,运动本身并不构成日常公共空间活化,支持停驻与互动的界面对于将流动转化为更多样化使用至关重要。活动放大(activity amplification)指既有日常使用与活动强度、多样性和可见性增加之间的关系,崇安寺的案例表明,当活动策划建立在反复出现的本地需求与日常流动基础上而非孤立事件时,可能更有效地促进公共空间使用。叙事锚定(narrative anchoring)指场所记忆、历史叙事与日常空间体验之间的关系,薛福成故居的案例表明,文化资源在与常规路径、可解读的入口空间及停留机会相连接时,可能更紧密地嵌入日常公共生活。行动者协调(actor coordination)与治理赋能(governance enablement)作为支撑条件,涉及围绕反复出现的公共空间活动与维护连接相关参与者与责任的安排,以及在临时性、非正式与日常使用能够在何种条件下发生的管理框架。该模型被用于组织基于案例的解释与规划转化,而非代表已验证的因果序列。

## 讨论与结论

跨证据比较表明,组构潜力与观察到的公共空间使用在三个场地间并不一致:观察步行流最高的场地并非整合度或选择值最高的场地,而其他场地较强的组构潜力并不必然对应更多停留或日常使用。这一发现强化了空间组构作为潜力与公共空间使用作为观察结果之间的区分,提醒不应将单一组构或土地利用指标作为公共空间活力的直接代理。PBS的价值在于保留证据间的不一致而非将其合并为单一评分:仅依赖空间句法评估可能高估高组构线段的行为意义,而仅依赖感知证据可能夸大文化认可场所的日常角色。

城市催化剂理论有助于以关系性方式而非将催化潜力视为孤立空间要素属性来解释这些错配。桂北城的案例表明,运动机会、日常实践、文化意义与组织条件可能以不同组合相互强化或制约。三个解释维度捕捉了诊断揭示的不同关系,但该解释不应被解读为时间或因果序列,现有横截面证据无法确立触发导致放大或叙事锚定产生长期稳定化的因果链路。

诊断在三个相关尺度上提示规划回应。节点尺度上,如三阳广场等以流动为导向的界面可受益于支持停驻与非正式互动的条件;路径尺度上,薛福成故居案例指向遗产诠释、日常步行流动与可停留界面之间更紧密的连接;网络尺度上,活动策划、场所维护与治理安排可在多个公共空间间协调。崇安寺则提供了对照参照:在组构值较低的情况下,流动、停留、消费与社交同时发生,表明活跃界面、反复的本地需求与灵活的活动设置可能部分弥补场所层面的组构劣势。

研究存在若干局限:基于单一历史城区与24名访谈参与者;行为观察仅在三个场地于一个工作日与一个周末日进行,描述的是短期观察模式而非季节性或纵向变化;停留扫描测量的是占用而非个体驻留时长或运动轨迹;空间句法基于运河围合网络,半径间比较检验的是分析尺度而非替代网络范围。仅三个空间独立观察场地也限制了定量校准,无法进行可靠的相关或回归建模。

研究结论方面,本探索性研究在桂北城识别出三种不同的跨证据模式:三阳广场的流动—停留错配、薛福成故居的组构—使用与记忆—使用双重错配、崇安寺在较低组构值下的感知—行为趋同。六项组构测度均未再现三个场地间观察到的步行流排序。这些发现凸显了在诊断历史公共空间时区分组构潜力与观察使用及感知意义的重要性。PBS证据结构的主要贡献在于使感知、行为与空间组构之间的趋同与矛盾显性化,而非将其合并为单一评分。由此形成的诊断促成了一个案例衍生解释模型,包含日常使用触发、活动放大与叙事锚定三个解释维度,行动者协调与治理赋能作为支撑条件,并进一步与节点、路径及网络尺度的案例启示性规划回应相连接。本研究的贡献主要是诊断性与解释性的,而非预测性或因果性的。未来研究应在更大样本、更多历史城区及重复或纵向观察周期中检验PBS比较逻辑,并通过实施或前后对照研究评估所提出的解释关系与规划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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