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景观共构图像:再现与物化之间

《Landscape Research》:Image-making with the landscape: between representation and reification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29日 来源:Landscape Research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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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探讨了通过智能手机相机进行图像制作实践来参与和解读景观的复杂性。研究聚焦于技术中介体验如何通过人-技术-世界的交互共同塑造我们对景观的感知。研究考察了在葡萄牙和芬兰参与式工作坊中收集的讨论数据,参与者通过智能手机图像制作实践与景观互动。本文运用后现象学(

  
本研究探讨了通过智能手机相机进行图像制作实践来参与和解读景观的复杂性。研究聚焦于技术中介体验如何通过人-技术-世界的交互共同塑造我们对景观的感知。研究考察了在葡萄牙和芬兰参与式工作坊中收集的讨论数据,参与者通过智能手机图像制作实践与景观互动。本文运用后现象学(postphenomenology)分析智能手机相机在景观技术中介体验中的中介作用,将这些讨论视为情境化的意义建构(situated sense-making)。与参与者的讨论凸显了景观感知的多面性,展示了塑造景观感知的社会、文化与政治过程。这些过程强调了主观间性(intersubjectivity)在将景观感知为共享体验中的重要性,社会互动塑造了景观的意义。本研究通过将后现象学方法与图像制作实践相结合,提供了景观参与的视角,有助于理解景观如何通过人-技术关系共同构成。
**论文解读:与景观共构图像——再现与物化之间的智能手机图像制作**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景观作为跨学科研究对象,其概念在建筑、地理、艺术、哲学等领域中呈现显著差异。学术界长期以来围绕景观的物质性展开争论:景观究竟是知觉对象、文化意象还是持续进行的过程?既有研究在处理景观与图像制作的关系时,往往存在两方面局限性。第一,将图像仅视为记录工具,忽视相机本身如何中介参与者的理解过程。例如,Bratchford等人虽提倡图像制作有助于将参与者转化为“主动观看者”,但在数据分析中并未深入考察相机如何中介参与者对地方的理解,而是依赖照片本身传递经验。第二,景观研究中存在再现论与文化论的二元对立。Heras-Escribano和De Pinedo-García批评过度文化化的景观观将景观简化为静观对象,但在反对再现论的同时又加强了无益的二元对立。

智能手机及其摄像头的无处不在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体验世界的方式。手机的存在意味着我们持续通过它来感知环境。在此背景下,研究者提出一个核心问题:通过智能手机相机的图像制作实践,景观如何在人-技术-世界的交互中被共同构成?本研究旨在探索智能手机相机作为技术中介,如何在再现与物化之间的张力中塑造参与者对景观的理解。研究基于葡萄牙和芬兰两场参与式工作坊的讨论数据,通过后现象学视角分析参与者如何通过智能手机图像制作实践体验和理解景观。

**二、研究方法与技术路径**

研究者设计并实施了两场参与式工作坊。葡萄牙工作坊于2023年10月在科维良(Covilh?)举行,芬兰工作坊于2024年4月在赫尔辛基卡拉萨塔马(Kalasatama)举行。参与者通过公开征集招募,来自南美洲、北美洲、欧洲和亚洲,具有多样化背景。工作坊流程分为三个环节:首先介绍研究背景、艺术实践和数据使用方式;其次进行概念讲解,展示不同视觉媒介中图像制作者处理景观的方式;最后开展实地考察,参与者独立漫步并使用智能手机拍摄引起共鸣的景观元素,返回后进行小组讨论。

讨论环节采用视觉思维策略(Visual Thinking Strategies, VTS)引导原则,允许参与者基于自身知觉做出判断,同时鼓励他们将解读建立在视觉证据基础上。讨论音频经过录制、转录和匿名化处理。研究采用解释现象学分析(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IPA)方法处理转录文本,将参与者的言谈视为关于智能手机图像制作如何中介景观感知的情境化意义建构。IPA方法区别于会话分析之处在于,它优先关注参与者对技术的阐释及其在具体物质环境中揭示的关系性经验。分析过程中未预设主题,而是遵循参与者自发提出的关注点,通过概念引导式诠释阅读识别参与者主导的阐释。参与者明确提出并反复讨论的议题——监控、全景观看和非工业化——被用于追踪图像制作实践如何重构他们与景观的知觉、诠释和政治关系。

**三、研究结果**

**(一)卡拉萨塔马,赫尔辛基,芬兰:监控、数据与全景观看**

卡拉萨塔马是赫尔辛基市中心以东的新建郊区,建于旧工业港口之上,拥有大型购物中心REDI、密集的城市公寓住宅和海滨步道。芬兰最高的五座建筑均坐落于此。参与者E拍摄了安装在黑色金属杆上的城市照明设施,最初误将其认作监控摄像头,并由此引发对“我们总是在观看,也总是被观看”的思考。参与者B回应称感受到“气泡”般的包围感。讨论延伸到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概念,参与者在意识到被观看后开始自我调节行为。参与者D将景观意象与电影《黑客帝国》中的数据流联系起来,将雪花想象为云端传输的信息代码。参与者E则指出智能手机的悖论:我们使用手机拍摄这些监控设施,而手机本身正是无处不在的数据采集装置。

关于全景拍摄,参与者C在地铁从地下转入地面时,将手机贴在车窗上使用全景模式拍摄。由于地铁的加速、减速和水平运动,相机以非预期方式生成了一张畸变的全景图像。研究者通过变分交叉检验(variational cross-examination)方法分析这一案例,揭示全景模式的设计偏向:该功能本通过枢转动作捕捉场景,参与者C的横向使用方式破坏了其稳定预设,使图像制作过程引入偶然性与干扰。由此产生的畸变全景图像揭示了图像自身的建构性以及技术设计对知觉的中介作用。参与者C由此反思自然与人工的界限,以及基础设施与地球地面的深度互联。

**(二)卡彭泰拉山谷,科维良,葡萄牙:后工业遗迹、时间性与意义重构**

科维良位于葡萄牙中东部,坐落在埃斯特雷拉山(Serra da Estrela)坡地上。城镇发展主要依托羊毛工业,曾拥有200家工厂。1970年代工业急剧衰退。工作坊考察区域位于卡彭泰拉溪流旁,包含废弃工厂和纺织工人旧居,两座大型桥墩支撑着新建的人行天桥,改善城镇两侧的交通连接,也导致沿溪老路少有人走。

参与者B拍摄了一个遗弃在旧工厂地板上的橡胶环形带,将其视为人类与自然循环关系的象征:自然是循环的,起初一切都是自然,人类到来后改造空间并建造建筑,但人类离去后自然回归并重新占据人造之物。参与者A聚焦于旧工厂窗户中的桥梁倒影——破碎的小径与周围生长的植物,指出“我们看向过去,但看到的是现在对过去的映照”。参与者F选择拍摄新旧并置的场景,认为图像概括了城镇的演变——被遗忘的工业基础与围绕其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的层叠关系。

讨论中参与者B和E透露,她们的父亲在十几岁时就开始在纺织厂工作。她们通过关于景观的故事获得间接经验,这些记忆使她们在感知景观时被带回过去。研究指出,卡彭泰拉山谷的景观曾经充满活力,如今却成为静态图像或记忆,强化了疏离与丧失感。但图像制作作为一种与景观共在的方式,可以成为赋权形式,促进对生产并转化景观的社会力量的觉察。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表明,智能手机图像制作是一种情境化实践,通过这种实践,景观得以被感知、讨论和评价。芬兰和葡萄牙工作坊的数据显示,景观产生于身体运动、图像制作和共享诠释之间的联结。在卡拉萨塔马,参与者将智能手机感知与监控和数据采集联系起来,将景观视为在监控下被体验并以痕迹形式被记录的存在;在科维良,同样的图像制作实践将注意力重新组织到纺织工业衰退留下的后工业遗迹上,引发由记忆、衰败和再占有所塑造的诠释。两个地点的研究共同证明,智能手机相机实践不仅仅再现景观,更主动地建构了什么变得显著、哪些意义和关切能够被表达。

理论贡献方面,本研究从后现象学视角提供了社会性中介分析,表明景观不仅作为“我-技术-世界”的关系被共同构成,还通过“共在”所表达的“我们导向”过程实现——参与者的诠释、共享情感和文化知识共同构成了景观在工作坊情境中的样态。研究将智能手机相机重新定位为计算成像、平台动态与日常景观交互交汇的场所,景观不再仅仅被观看,而是通过智能手机平台的基础设施被处理、创造并产生社会影响。

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探索人-智能手机-景观关系提供了机会。基于全景图像分析,可在受控工作坊环境中探索智能手机中介的观看方式,例如要求参与者使用不同相机模式作为独特视角。更广泛而言,使用图像制作作为研究工具的研究应明确将中介作为研究现象的一部分,后现象学提供了分析这种中介的途径,通过探索图像制作实践如何重塑注意力、意义和情感,从而通过实践而非仅仅是记录来生产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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