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接触：男性担任助产士工作时的性特征协商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Intimate encounters: men negotiating sexuality when working as midwives

　　

本文探讨了男性助产士在提供亲密照护（IC）时如何协商性特征与性别。长期以来，助产士一直将自身定位为单一性别的职业，旨在保护顺性别女性免受男性的侵占。男性于1983年被允许在英国从事助产士工作，本研究是对他们经历的首次深入定性描述。研究人员展示了来自对英国15名担任助产士的男性进行访谈的解释性现象学分析（IPA）的实证结果，并通过Ahmed的“空间取向”概念进行考察，揭示了男性如何打破基于顺性别异性恋规范照护者互动的界限。“空间取向”解释了他们的身体反应，以及他们如何发自肺腑地体验和管理自己的性别。通过使用情境小短文，研究人员展示了男性如何认识到亲密照护对其可接受性构成了界限，他们如何重新配置这些界限以使其亲密照护不那么具冒犯性，以及当他们的亲密照护面临被拒绝的风险时，他们如何处理所经历的冲突。通过运用“空间取向”概念，研究人员对助产学和性特征研究领域做出了关键贡献，展示了性特征如何在照护者互动中变得可见，并可能塑造助产士男性以及其他基于亲密照护职业的男性的经历。

助产学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并且在历史上长期呈现为单一性别的职业。由于助产士需要提供亲密照护（Intimate Care, IC，指涉及身体隐私部位的护理操作），她们一直充当着保护顺性别女性免受男性检查带来的“污染”风险的守门人。因此，助产士被理解为一种由女性为保护其他女性而提供的职业，这与男性形成了二元对立。1983年，英国允许男性进入助产士行业，这是反对就业性别歧视立法的产物。然而，顺性别男性在英国助产士中仅占0.3%，是最显著的性别少数群体。以往的研究多关注性别化的工作场所结构，但对于男性在提供亲密照护时如何协商性别与性特征的实证研究十分匮乏。由于亲密照护是助产工作的核心，且在顺性别异性恋规范（cisheteronormativity，一种假设所有人都是顺性别且异性恋的社会结构规范）的结构下，男性在提供此类照护时常被视为性威胁。因此，开展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男性助产士如何在这一女性主导的领域中协商性特征，以填补现有文献的空白，并揭示性别与性特征在组织空间中的运作机制。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关于男性助产士工作经历的深入定性研究，探讨了他们在提供亲密照护时如何协商性特征和性别。研究得出结论：男性助产士的身体在场唤醒了一种在女性助产士或任何性别的医生身上都不存在的性特征；他们通过重新配置空间和身体取向，使其亲密照护行为显得不那么具有冒犯性。这项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为助产学和医疗保健研究提供了关于男性在性别不一致职业中的新见解，还通过引入Ahmed的“空间取向”（Orientations，解释身体如何在空间中定位并受空间规则影响的理论）概念，扩展了性特征研究领域的理论边界，揭示了顺性别异性恋规范如何通过人们之间的取向在机构中被建构和维持。该论文发表在《Culture, Health 》期刊上。

研究人员采用了解释性现象学分析（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IPA，一种致力于探索个体如何理解其生活经验的质性研究方法）对15名在英国担任助产士的男性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样本队列来源为通过皇家助产士学院发表的文章招募的符合条件者及滚雪球抽样获得的参与者。访谈平均时长90分钟，经转录后用假名替换以确保保密性。分析过程中，研究人员对每次访谈分别进行探索性笔记记录，提取经验陈述并聚类为个人经验主题，进而总结为群组经验主题。整个分析过程未采用预定的理论视角，而是将理论与参与者的原话结合呈现。

跨越与重新配置边界线
通过对男性助产士进行访谈发现，他们在专业空间中对性的意识是在打破常规的时刻产生的。参与者Adam提到，观察到女性同事以机械方式协助母乳喂养时，意识到自己无法以同样的方式触碰女性的第二性征。在另一案例中，当一名赤裸的产妇寻求支持时，Adam必须通过非语言方式向产妇的伴侣表明自己对裸体毫无察觉，这反而暴露了他对自身性别带来的潜在性风险的极度敏感。参与者Mike在学生时期因主动提供握手安慰而被导师警告，男性伸出手的含义被视为超越了安抚的亲密感。为了避免不适，他调整了行为，仅将手放置一旁，由产妇主动发起接触。此外，经验丰富的助产士Alan在进行阴道检查时，因产妇伴侣的在场和言语质疑而被迫中断。研究人员指出，男性助产士在提供亲密照护时常面临合法性被质疑的瞬间，迫使他们停下并重新调整方向，以确保自身行为的可接受性。

突出与弱化性特征
研究通过访谈发现，部分参与者通过特定策略来弱化自身的性威胁。参与者Karl和Benjamin表示，他们会通过夸张的“女性化”行为来彰显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以减轻异性恋男性伴侣的威胁感。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公开性取向。当产妇试图通过询问婚姻和子女状况来探究助产士的性取向时，Joseph和Ken等参与者选择保留或模糊回应。参与者Joseph甚至通过尽量减少与亲密照护的接触来弱化自身存在感。相反，参与者Giovanni的经历表明，即使他本人不愿意，其性取向也可能被同事用作安抚产妇的工具。这表明，男性助产士在产房中带入的性特征常被预设为具有潜在掠夺性，迫使他们必须策略性地管理性特征的可见性。

体验（被拒的）风险
研究人员通过访谈揭示，男性助产士在提供亲密照护时始终面临被拒绝的风险和偶尔的现实。参与者Ken表示，通过与产妇和伴侣建立沟通，往往能“中和”其性威胁。然而，参与者Ibrahim在产妇即将分娩时遭遇了产妇伴侣的强烈拒绝，伴侣要求他离开。Ibrahim通过眼神交流察觉到产妇实际上渴望他留下以保障安全，这使他在作为助产士的伦理责任与作为男性提供亲密照护之间面临冲突。参与者Alan也遭遇了类似眼神冲突，产妇的目光充满恐惧，而伴侣则授权他进行检查。研究发现，凝视是一种强大的取向策略，它不仅标志着空间中是否允许性特征的存在，也使得男性助产士在照护者与性威胁之间艰难协商。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总结指出，男性被排除在助产工作之外，主要是因为亲密照护带来了具有挑战性的性动态。助产空间中存在一种隐性的二元顺性别异性恋规范，而男性助产士的引入打破了这一框架。通过“空间取向”的视角，空间成为了活跃的行动场域，他人的监管目光使得男性助产士必须停下脚步，重新决定如何安置自己的身体，使其在带入性特征的同时确保存在感和行为被接受。这不仅解释了顺性别男性在助产学中的体验，也展示了空间本身如何作为一种活跃的代理人来执行顺性别异性恋规范。

研究结论翻译如下：
研究人员在本文开篇指出，男性被排除在助产士工作之外，是由于需要提供亲密照护，这是这项工作不可委托的组成部分，并为照护互动带来了具有挑战性的性动态。关于男性从事助产士工作的禁忌，是基于一种理解，即所有助产士和所有获得助产服务的人都是顺性别女性，以便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免受被定位为掠夺性的男性的互动。因此，一种隐性的二元顺性别异性恋规范构建了生育空间内的互动，而男性从事助产士工作的引入打破了这一规范，但这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场所，以探索性别和性特征的综合如何在组织内进行协商。本文作为第一项关于助产士男性的深入定性研究，通过将性特征作为其明确焦点，为男性在性别不一致职业中工作的更广泛实证证据做出了新贡献。研究人员展示了来自15名男性访谈的情境小短文，展示了他们如何从与女性助产士、产妇和男性伴侣的互动中建构意义。引入“空间取向”概念使得他们的具身存在所召唤出的性特征变得可见，而这种性特征在女性助产士或任何性别的医生身上是不存在的。通过“空间取向”的视角，空间成为了行动场域，其中他人的监管目光导致担任助产士的男性停下脚步，决定将他们的身体安置在何处，以使其存在和行动尽管带入性特征仍能被接受。研究人员的工作对现有与Ahmed理论合作的实证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展示了组织空间对性特征建构的监管效应。与以往的研究不同，研究人员扩展了该理论，表明不仅仅是非规范的LGBTQIA+性特征被错位，而且“空间取向”也可以在异性恋规范空间中使规范性性特征变得可见。通过关注空间内包含的取向和重复行动奠定的界限，研究人员可以超越那些需要了解个体身份是否酷儿的性别和性特征描述，转而考虑所有身体如何可能被空间本身酷儿化（即错位并被迫重新取向）——在此被视为执行顺性别异性恋规范的活跃代理人。“空间取向”提供的视角使得异性恋在助产工作中的监管权力变得可见，这种权力通过担任助产士的男性无意中打破这一框架而显现，发现自己在即使自己不认同为酷儿的情况下也会使既定界限酷儿化。因此，“空间取向”可以说明性特征和性别如何塑造那些拥有最多特权的人（顺性别男性）的经历。研究人员的实证研究通过“空间取向”说明，考虑性特征如何指导男性担任助产士的经历，可以帮助理解他们经历的复杂性，并为更广泛理解组织空间中性特征的协商提供新贡献。因此，研究人员的重要工作使得性别和性特征不仅是个体身份，也是那些平时无需例行承认其在日常角色中体现的人的具身体验变得可见。借用Vitry的观点，将焦点从考虑哪些身体被允许进入空间转移到以空间为动态操作场域为中心，使研究人员能够看到身体如何协商占据这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