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gent Social Sciences》:Digital media practices, intercultural anxie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work among Malaysian and Indonesian undergraduates in cross-bord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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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考察印度尼西亚的马来西亚学生与马来西亚的印度尼西亚学生如何在跨境高等教育语境中运用数字媒体管理跨文化焦虑并协商文化身份。研究依托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Anxiety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 AUM)理论与身份传播理论(Com
本研究考察印度尼西亚的马来西亚学生与马来西亚的印度尼西亚学生如何在跨境高等教育语境中运用数字媒体管理跨文化焦虑并协商文化身份。研究依托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Anxiety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 AUM)理论与身份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 of Identity, CTI),采用质性现象学路径,结合半结构化访谈、观察及十三名本科生的数字互动材料,运用反思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探讨数字沟通实践如何塑造跨文化适应与身份工作。研究发现,面向东道主的数字化参与——如加入校园WhatsApp群组、本地社交媒体社群及同伴互动平台——有助于学生降低不确定性、理解在地规范并强化社会文化融合;反之,过度依赖面向母国的数字网络会延长不确定性并限制与东道主社群的互动。参与者还通过语码转换、选择性自我呈现、幽默及跨线上线下情境的数字互动策略协商多重身份层。本研究通过揭示数字媒体在文化邻近但民族国家相异的教育环境中不仅作为沟通工具,更作为情感与身份中介的基础设施,推进了跨文化传播学界的认识。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当代全球化强化了跨国教育流动与数字中介的跨文化互动,技术被视为塑造身份与互动的社会技术力量。既有研究多关注归国学生或采用定量路径,对正在跨境就读、且处于印尼—马来西亚这一文化历史交织走廊的学生实时数字实践关注不足。AUM理论指出跨文化接触伴随焦虑(情感性 apprehension)与不确定性(认知性预测困难),CTI则把身份分为个人层、展演层、关系层与群体层。研究人员指出,在文化邻近但国家边界清晰的环境中,数字媒体既可能桥接也可能缓冲跨文化参与,因此有必要弄清学生如何用数字实践管理焦虑并协商身份。该研究发表于《Cogent Social Sciences》,以填补跨境在读学生实时数字身份协商的文献空白。
研究方法概要
研究人员采用质性现象学设计,通过目的性现象学抽样选取13名正在跨境就读的本科生(印尼在马、马方在印尼),标准涵盖活跃使用WhatsApp、Instagram、WeChat及学术平台。数据收集于2023年12月至2025年1月,以半结构化访谈(30—60分钟)、课堂与宿舍观察、数字痕迹(聊天截图、社团公告、社媒互动)三角验证,经Telkom University伦理委员会批准(编号096/PNLT1/PPM/2023)。分析遵循Braun与Clarke六阶段反思性主题分析,以AUM与CTI为解释框架,至主题饱和停止招募。
研究结果
导航不确定性:数字信息寻求
研究人员发现数字媒体是跨文化应对基础设施。面向东道主的实践(加本地群、看在地vlog)降低早期不确定性;只靠母国网络者出现“知识墙”与同质性验证回声室。学生经历从同胞聊天室转向开放本地群的渐变轨迹,线上排练(如先和马来同学网聊再课堂开口)构成低代价展演空间。跨语言检索偏差(英文关键词得旅游营销式结果)与同伴验证循环(search–verify–decide)并存,说明信息寻求同时是认知与情绪调节策略。
数字信息实践中的跨文化理解
参与者主动过滤、验证、情绪化解读内容。英语关键词常导致无关结果并增加焦虑,切换本地语(如tempat wisata Bandung)才贴近在地意义。到东道主国后,面对面互动与语言磨合(印尼语/马来语发音、节奏)补充数字参照,但数字媒体本身不自动生成归属,需共享框架与可用关键词方能转化不确定性为理解。
讨论
数字媒体实践与跨境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身份协商
研究人员将沟通行为视为身份展演与协商。个人层因文化背景差异解读异同;关系层使同胞网既是信任滤镜也放大主观误导;群体层影响他者预期。语言障碍(授课语与日常语分离、口音语速)成为身份协商核心场域,呼应符号互动论与话语顺应(convergence/divergence)。文化冲击(饮食、交友封闭性)触发AUM式焦虑,而信任建立、放松常规、主动信息寻求使可预测性上升、焦虑下降。Kim的压力—适应—成长模型在受访者从震惊到融入班级友谊的轨迹中得到支持。
数字身份工作:跨境语境中的文化自我协商
平台被视作动态跨文化空间而非单纯渠道。面向东道主参与积累桥接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母国导向仅强化联结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数字身份工作与不确定性交织,学生借选择性自我呈现、语码转换、幽默实验混合自我。无引导的开放空间可能放大误解,故结构化虚拟交流(带反思与混组任务)更利能力建构。
结论翻译
本研究证明跨境教育中的跨文化适应不仅是获取新环境信息的过程,更是通过数字沟通实践对不确定性、归属感与文化自我持续协商的过程。参与者用数字媒体调节情绪脆弱性、预演社会期待并定位自身于陌生学术文化场域。面向东道主的参与降低不确定性,但信息接入不自动等同理解;语言障碍、算法偏差与陌生沟通风格使数字表征难以转译为具身社会理解。数字媒体同时是展演竞技场:同胞网提供情绪安全,东道主网牵引深层参与,产生“物理在校、符号边缘”的局部归属。随时间推移,跨越熟悉圈者发展出灵活杂合身份(hybrid identity)。概念上,研究扩展AUM与CTI,把数字媒体从沟通基础设施提升为活跃跨文化环境;实践上,大学应超越信息投递模型,建设含东道主—客居生在线社群、 moderated同伴互动、跨文化导师制与在地化数字导向的生态系统。局限在于仅聚焦马印走廊且为质性现象学,不代表统计推广;未来可走纵向与比较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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