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正义:艰难的过去、争议的记忆与情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Heritage justice: difficult pasts, contested memories and affect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29日 来源: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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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一系列挑战,例如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与歧视、殖民实践、制度性种族主义、战争与冲突以及气候变化等,持续压迫着世界各地的边缘化群体,遗产的作用需要被重新审视。虽然遗产制度能够维持并创造各种形式的权力不平衡,但遗产政治不仅仅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支配装置。人们理解、体验、

  
随着一系列挑战,例如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与歧视、殖民实践、制度性种族主义、战争与冲突以及气候变化等,持续压迫着世界各地的边缘化群体,遗产的作用需要被重新审视。虽然遗产制度能够维持并创造各种形式的权力不平衡,但遗产政治不仅仅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支配装置。人们理解、体验、建构、(重新)解释和制造过去的方式,能够赋予边缘化群体民主化遗产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抵抗压迫。超越地方和国家层面并转向跨国层面,不同的国家和社群也利用遗产来使自身主张合法化,或使他人主张非法化并加以抵制,无论这种利用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为了推进关于上述复杂动态如何在持续的制度性不平等与边缘化以及不同社会群体的反抗与抵制之间相互作用中展开的讨论与反思,批判遗产研究协会(Association of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 ACHS)的早期职业研究者网络(Early Career Researchers Network, ECRN)举办了两次以“遗产正义”为主题的研讨会。第一次于2021年5月举行。第二次于2023年8月举行,题为“遗产正义II:争议、运动与情感”,继续讨论遗产正义,并更具体地关注批判遗产研究中两个相互关联的领域:争议与困难遗产;情动与情感。
本研究以社论形式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源于批判遗产研究协会早期职业研究者网络(ACHS-ECRN)于2023年8月举办的第二届“遗产正义”研讨会,主题为“遗产正义II:争议、运动与情感”。研究背景方面,全球范围内不平等、歧视、殖民实践、制度性种族主义、战争和冲突及气候变化问题持续压迫边缘化群体,促使遗产的作用被重新审视。尽管遗产制度能够维持并制造权力不平衡,但遗产政治也可能成为抵抗压迫的场域。然而,现有讨论往往侧重于制度性支配,而对边缘群体如何通过记忆和情感赋权关注不足。为此,研究人员旨在通过汇集不同地域的案例,探讨困难记忆如何被各方争议,以及情感与情动如何推动遗产实践走向民主化与去殖民化。

在研讨会提交的十七篇论文/项目中,研究人员精选了五篇来自英国、西班牙、塞浦路斯、美国和秘鲁的研究案例,并通过后续写作工作坊支持作者完善成果。这些研究共同探索了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等根源下的困难记忆在当代遗产实践中的争议,并展示了旨在革命化、民主化遗产实践的真实或进行中的项目。关键方法包括:Diego de la Calle y Díaz运用口述历史访谈与档案分析研究西班牙后过渡时期的记忆体制;Aldo Accinelli Obando比较分析秘鲁《国家文化遗产总法》与《考古干预条例》及土著社区的观点;Marit van de Warenburg采用案例研究法分析英国橄榄球联合会和美国联合教会的灵歌使用争议;Izzy Bartley运用参与式行动研究法在利兹博物馆测试棋盘游戏的去殖民化潜力;Savia Palate则通过开发USHer应用程序记录塞浦路斯建筑遗产并收集用户反馈。样本来源覆盖西班牙、秘鲁、英国、美国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塞浦路斯瓦罗沙等地。

**争议的过去、困难遗产与(去)殖民化**。这一部分指出,过去的争议性和不和谐性构成了批判遗产研究的基础。不同行动者会对过去进行多种版本的再解释、争议或接受。Accinelli Obando通过比较秘鲁考古法规与土著社区对古物的传统使用,发现这些法规体现了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授权遗产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 AHD),其根基是殖民性和资本主义原则,不充分承认非前西班牙遗产,并在新自由主义统治下推动考古遗产的商品化。法规还隐藏着一个矛盾:被盗掘的物品一旦进入私人收藏即可被国家合法登记,而盗掘者通常是因历史性等级制度陷入贫困的土著或农民,私人收藏者则多为特权阶层或外国人。de la Calle y Díaz通过口述历史访谈和档案分析,将西班牙后过渡时期记忆体制对共产主义者记忆的排斥理论化为“遗产剥夺”(heritage dispossession),即某些过去被结构性排除在遗产体制之外,使群体丧失承认、政治存在、声音或可叙述性。Savia Palate提出“不安但共享的遗产”概念,通过USHer应用程序记录塞浦路斯一百处建筑遗产,揭示民间建筑作为“非预期遗产”体现“潜在建筑历史”,即使被拆除也继续定义瓦罗沙居民的生活。Izzy Bartley采用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在利兹博物馆中测试三款棋盘游戏(Ticket to Ride: India, Archaeology: The New Expedition, Papua),发现游戏能够引发关于殖民化和去殖民化的对话,但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的权力不平衡会影响讨论;她因此将自身定位从“玩家-研究者”调整为“研究者-玩家”。

**情动与情感**。这部分强调遗产从根本上是一种情感实践(affective practice)。Smith和Campbell指出,“授权遗产话语”对情感持有负面态度,但专家们实际上在情感上投入巨大。关注情感有助于超越仅依靠认知表达的遗产分类方式,并为边缘群体提供发声渠道。在本特刊中,Palate展示了日常情感联系如何赋予遗产以意义;Accinelli Obando揭示秘鲁“私人收藏”被赋予特权而“传统使用”被边缘化,甚至将原住民接触日常场所和生活方式的行为定罪;van de Warenburg分析了表演两首源自北美种植园奴隶的灵歌时产生的“文化挪用”冲突中的不安情绪,证明情感在承认与误承认的日常斗争中的重要性及在权力和影响再分配中的作用;de la Calle y Díaz指出,特定社区的亲密记忆与制度承认之间的不和谐导致“情感自我审查”。

**从制度性压迫到变革性转变的遗产正义实践**。这部分具体阐述了五篇论文如何展现从压迫到变革的谱系。de la Calle y Díaz指出,1977年西班牙共产党承认君主制旗帜并支持大赦法,导致共产主义者记忆被主动抹除,如马德里卡拉班切尔监狱在2008年被拆除,尽管前囚犯曾动员反对;但记忆通过家庭代际对话等亲密渠道存续。Accinelli Obando认为,通过合法化传统遗产使用并承认不同群体遗产的多层含义,秘鲁的法规可以被重构以容纳非霸权观点。van de Warenburg比较了英国橄榄球联合会和美国联合教会在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后对灵歌使用的不同措施,揭示文化挪用辩论不仅关乎谁在复制以及何种目的,还关乎什么被记住或被抹除,并可能成为记忆行动主义,引导人们关注过去的当代后果。Bartley通过迭代式的游戏测试,展示了游戏作为工具如何促进围绕殖民主义历史和遗产的有意义讨论。Palate的USHer应用程序中的“我正在寻找另一栋建筑”按钮允许用户补充建筑条目,由此反思遗产优先级的判断标准,指出关怀、使用和参与应被纳入考量。

讨论与结论方面,这些案例共同表明,实现遗产正义需要两个紧密相连的承诺:直面有争议的过去,以及接纳遗产中的情动与情感。遗产从来不是中立的,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等继承下来的权力动态持续塑造着谁的过去被官方铭记、谁的被省略。通过关注情动,可以看到“授权”遗产实践往往带有隐性的情感投资,并可以被重新导向同理心和理解。因此,遗产正义概念既是去殖民化遗产的呼吁——确保困难历史和边缘化声音得到承认,也是通过情感投入使遗产人性化的呼吁。这一整体路径邀请遗产学者和实践者重新思考传统界限,采用创造性和参与性方法,将遗产重新想象为社会正义和集体赋权的变革性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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