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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观遗传机制(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染色质重塑)重塑了肝细胞癌(HCC)中的miRNA表达。•DNA高甲基化使肿瘤抑制性miRNA沉默;相同的机制在其他实体瘤中反复出现,但产生组织特异性后果。•循环miRNA组合物的曲线下面积(AUC)在HCC检测中可达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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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观遗传机制(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染色质重塑)重塑了肝细胞癌(HCC)中的miRNA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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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高甲基化使肿瘤抑制性miRNA沉默;相同的机制在其他实体瘤中反复出现,但产生组织特异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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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miRNA组合物的曲线下面积(AUC)在HCC检测中可达0.7–0.9,但仍缺乏多中心验证和标准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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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NA靶向疗法面临递送、脱靶和免疫原性等重大障碍,MRX34临床试验的中止即为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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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链非编码RNA(lncRNA)和其他非编码RNA以表观遗传方式调控miRNA,为生物标志物和药物开发增加了新的维度。
引言
肝细胞癌(HCC)是最常见的原发性肝癌,占病例的85–90%,每年影响约100万人,发病率最高的地区为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患者年龄主要集中在65–69岁(Koulouris et al., 2021)。慢性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感染、肝硬化、饮酒和代谢性疾病是主要危险因素(Jaber et al., 2024)。目前的系统性治疗方案——索拉非尼、瑞戈非尼、仑伐替尼以及较新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疗法——受到耐药性和毒性的限制,五年生存率仅为18%左右(Damaskos et al., 2022; Huang et al., 2020; Laface et al., 2022),凸显了对新型治疗策略和诊断策略的迫切需求(Panneerselvam et al., 2023)。
微小RNA(miRNA)是编码能力弱的小分子非编码RNA,在转录后水平调控基因表达,并在HCC中影响增殖、凋亡和转移(Khan et al., 2022)。单个miRNA可作为肿瘤抑制因子或癌基因发挥作用:其表达异常与HCC细胞的异常增殖和存活相关(Xu et al., 2018),部分miRNA通过靶向特定通路基因促进侵袭,另一些则抑制侵袭(Morishita et al., 2021),且HCC组织中miRNA表达异常与疾病进展和不良预后相关(Yerukala Sathipati and Ho, 2020)。多种miRNA在早期检测和预后评估方面也显示出作为生物标志物的潜力(Sayed et al., 2024),使其成为诊断和治疗领域的理想靶点(Khare et al., 2022)。
表观遗传学——不改变底层DNA序列但具有遗传性的基因表达变化——主要通过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和非编码RNA活性发挥作用,其失调参与包括HCC在内的多种癌症的发生发展(Cheng et al., 2019)。异常的DNA甲基化是HCC早期事件,可导致染色体不稳定性并沉默肿瘤抑制基因(Varghese et al., 2021),且由于这些表观遗传变化原则上是可逆的,因此它们代表了现有疗法的理想联合靶点(Arif et al., 2020)。
认识到miRNA基因本身也受此表观遗传机制调控是相对较新的发现。最初的证据来自一项药物去抑制实验,即用DNA甲基转移酶抑制剂和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处理膀胱癌细胞,选择性地重新激活了嵌入CpG岛的miR-127——该miRNA在未处理的肿瘤细胞中处于沉默状态(Gewalt et al., 2023);次年一项遗传学去抑制研究利用DNMT1和DNMT3B缺陷的结肠癌细胞,证实这是直接的甲基化效应而非药物假象,并将发现扩展至miR-124a在多种癌症中的沉默现象(Wang et al., 2026)。这些研究确立了miRNA启动子受与蛋白质编码基因相同的染色质调控层次——DNA甲基化和组蛋白修饰——所控制,随后证明依赖ATP的染色质重塑同样调控这些位点的可及性。非编码RNA作为第四个相互作用层次的认知,源于发现miRNA和lncRNA不仅处于表观遗传调控的下游,还会反向调控表观遗传机制本身,例如靶向DNMTs、HDACs和Polycomb组分。因此,本综述围绕这四个维度组织——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染色质重塑和非编码RNA活性(表1)——因为它们代表了miRNA位点染色质可及性和转录输出的主要可逆、可遗传决定因素,区别于不可逆的遗传(突变)机制导致的miRNA失调,后者不在本综述范围内。
表观遗传学和miRNA生物学在HCC中紧密交织。miRNA通过靶向mRNA调控肿瘤抑制基因和癌基因的表达(Fernández-Barrena et al., 2020),而DNA甲基化和组蛋白修饰则反过来决定哪些miRNA得以表达(Fernández-Barrena et al., 2020)。一个经典的实例是组蛋白甲基转移酶EZH2的异常高表达,它沉默了具有肿瘤抑制作用的miRNAs miR-101和miR-125b,从而促进HCC发生(Bofill-De Ros and Vang ?rom, 2024);类似的EZH2–miRNA沉默回路在乳腺癌、前列腺癌和胃癌中也已被描述,提示这是一种广泛保守但受组织调节的机制(第3.6节)。长链非编码RNA(lncRNA)和环状RNA作为miRNA海绵增加了额外的调控层次(Ratti et al., 2020)。理清这一网络有助于发现HCC的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点(Duchaine and Fabian, 2019)。
章节摘要
miRNA的生物发生与功能
成熟miRNA的产生始于核内RNA聚合酶II对前体转录本(pri-miRNA)的转录,该转录本被DROSHA–DGCR8微处理器复合体切割为前体(pre-miRNA),再由Exportin-5转运至细胞质,经Dicer加工为约18–24个核苷酸的duplex,最后装载入RNA诱导沉默复合体(RISC)(Wang et al., 2024a; Kiselev et al., 2021)。在RISC中,成熟miRNA与互补序列碱基配对——通常位于3'
HCC中的表观遗传机制
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染色质重塑和非编码RNA活性均通过沉默肿瘤抑制因子、激活癌基因和改变染色质可及性而参与HCC的发生发展(表1);这些过程的失调支持了不受控制的增殖、凋亡逃逸、转移和治疗耐药(Zhang et al., 2019)。
HCC中miRNA的表观遗传失调
miRNA的表观遗传失调是HCC的主要驱动因素:异常的DNA甲基化和转录因子活性可同时激活癌源性miRNA并沉默肿瘤抑制性miRNA,从而促进增殖、凋亡逃逸和转移(Zhou et al., 2020; Ji et al., 2018)。这些miRNA大体可分为两个功能类别。
诊断和预后意义
循环miRNA是HCC的理想生物标志物,因为它们稳定存在于血液中,并反映上述表观遗传失调,但其诊断性能因miRNA种类、队列规模和对照组的不同而差异较大,且仅有少数组合已在独立的多中心队列中得到验证。
研究最为广泛的单一标志物miR-21,在一项包含6项研究、515例HCC患者的荟萃分析中,合并敏感度为85.2%,特异度为79.2%(AUC 0.89)
治疗潜力
由于表观遗传标记具有可逆性,恢复失调的肿瘤抑制性或癌源性miRNA的正常表达是HCC治疗中颇具吸引力的策略,既可通过直接靶向表观遗传机制实现,也可通过操控miRNA本身实现。然而,如下文详述,这一理念的临床转化远非机制层面的合理性所暗示的那样容易(Wei et al., 2019)。
未来方向
多组学整合正在重塑HCC研究领域,通过揭示分子亚型和肿瘤微环境,为预后评估和个性化治疗提供依据(Chang et al., 2024)。一个整合mRNA、lncRNA、miRNA、拷贝数变异和单核苷酸多态性数据的模型优于单组学模型,C指数超过0.77(He et al., 2011),贝叶斯网络方法如bnClustOmics则可根据与生存相关的基因组特征对患者进行分层(Gewalt
结论
miRNA表达的表观遗传调控是HCC生物学的核心: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和染色质重塑导致肿瘤抑制性和癌源性miRNA的失调,而通过miRNA本身调节表观遗传机制的双向反馈环路,共同驱动增殖、凋亡逃逸、血管生成和转移。这一系列研究为基于表观遗传的生物标志物和治疗策略提供了切实的乐观前景,但证据基础仍存在明显缺口: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Dhrubajyoti Sen:撰写——初稿。Sonia Bisht:撰写——审阅与编辑。Sangeetha Gupta:验证。
未引用参考文献
Lujambio et al., 2007
Wen et al., 2018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不存在与本文章内容相关的利益冲突。
致谢
作者感谢Amity药学院(AIP)提供撰写本综述手稿的设施支持。
Dhrubajyoti Sen|Sonia Bisht|Sangeetha Gup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