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位游客来到巴塞罗那待三天。她通过TripAdvisor预订了评分最高的餐厅,通过Airbnb的个性化推荐选择住宿,然后让智能手机引导她前往帕克·格尔(Park Güell)、圣家堂(La Sagrada Familia)和哥特区(Gothic Quarter)。在每个景点,她都会拍摄她在Instagram上看过的角度,实时分享照片,并在当晚发布一个精心挑选的相册,命名为“我的真实巴塞罗那体验”。她的这段旅程与成千上万遵循相同算法路径的游客几乎没有区别。她对这次旅行给予了高度评价:高效、便捷、且能够连接各种服务。然而,巴塞罗那那些令人惊喜、带来挑战或改变人们体验的元素,却并未被纳入她的旅行计划中。
这一情景揭示了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智能旅游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应用(Buhalis & Amaranggana, 2015; Gretzel et al., 2015; Li et al., 2017)承诺提供前所未有的效率、个性化和连通性。主流观点似乎很简单:更多的技术意味着更多的便利,而更多的便利则带来更好的体验,因为那些曾经定义旅行的摩擦、不确定性和低效率都被技术消除了。
但这种乐观的看法基于一些值得审视的假设:效率真的能提高体验质量吗?个性化是否扩大了人们的交往机会?连通性是否加深了人们的参与感?讽刺的是,智能旅游技术可能会削弱它们所声称要改善的体验本身。这一可能性正是本研究的重点。
尽管现有研究规模可观,但仍存在一些盲点。大多数研究集中在技术能力、商业创新和满意度指标上,它们默认了技术发展的规范性前提(Femenia-Serra et al., 2019; Sustacha et al., 2023)。满意度指标告诉我们游客是否得到了预期中的体验,但没有探讨这些预期是否值得追求。即便是批判性研究也通常仍在这一评估框架内(Müllner et al., 2025),它们记录了推荐系统如何引导游客流量,从而可能对当地社区产生不利影响,但将解决方案简单归结为算法结果的更公平分配——而没有真正质疑算法的中介作用。效率指标量化了手段的优化程度,却忽略了目的本身的重要性。这些研究虽然让我们很大程度上了解了智能旅游的运作方式,但却很少探讨其对游客、社区以及旅游作为一种潜在变革性实践的意义。
长期以来,旅行一直因其能够打破常规的观看方式、促进与陌生事物的邂逅以及催化自我认知而被重视。旅行的变革潜力在于不确定性、脆弱性和对惊喜的开放性——而这正是算法系统试图最小化或消除的品质。通过预测乐趣、优化路线和汇总评价以降低失望风险,这些系统实际上剥夺了真正令人惊喜、具有挑战性和具有变革性的体验发生的条件。智能旅游带来的便利性可能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不是用效率指标来衡量的,而是用本文所提出的“体验深度”来衡量的。
批判哲学框架可以阐明这些动态:海德格尔的“框架理论”(1977)解释了智能旅游如何将目的地视为待计算和优化的对象;福柯的“治理理论”(2008)通过祖博夫(Zuboff, 2019)的“监控资本主义”视角,揭示了个性化行为背后的治理机制;鲍德里亚的“模拟理论”(1994)则表明,智能旅游用对地方的表征替代了与地方本身的直接体验。
这些观点共同指出了本文的核心贡献:便利性的悖论。这一概念指出了那些旨在改善旅行的技术如何反而破坏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的反直觉现象。算法推荐、效率优化和连通性都承诺了体验的提升,但实际上却削弱了体验的多样性、不确定性和真实存在感。这些结果并非偶然的故障,而是支配系统设计的工具理性导致的结构性后果。
本文采用了一种批判哲学的分析方法,探讨智能旅游如何产生可预测且同质化的体验,并提出了一种在技术中介环境中保留旅行变革潜力的新概念。为此,本文采用了批判哲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概念探究不同于纯粹的经验研究和解释性哲学。遵循批判理论的传统(Horkheimer, 1972),这种方法不仅描述现象,还揭示潜在的结构、隐藏的假设和被排除的替代方案。这样的工作具有实证研究无法实现的重要功能:它构建了分析框架,揭示了隐藏的假设,并为其他可能性创造了空间(Tribe, 2010)。这里提出的概念——如“体验深度”和“便利性的悖论”——是为后续的经验研究提供的分析工具,而非需要立即验证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