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筋混凝土管道中跨越分离接头的CIPP内衬屈曲行为

《TUNNELLING AND UNDERGROUND SPACE TECHNOLOGY》:Buckling behavior of CIPP liners spanning separated joints in reinforced concrete pipe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29日 来源:TUNNELLING AND UNDERGROUND SPACE TECHNOLOGY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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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钢筋混凝土管道(RCP)的接头脱开会导致渗漏、地下水渗入、土壤侵蚀和局部结构支撑丧失。原位固化管道(CIPP)修复可以恢复脱开接头的连续性,但跨越无支撑接头区域的内衬仍易发生地下水引起的外压屈曲。本研究通过全尺寸外压试验和引入内聚力界面单元的三维有限元(FE)分

  

## 摘要

钢筋混凝土管道(RCP)的接头脱开会导致渗漏、地下水渗入、土壤侵蚀和局部结构支撑丧失。原位固化管道(CIPP)修复可以恢复脱开接头的连续性,但跨越无支撑接头区域的内衬仍易发生地下水引起的外压屈曲。本研究通过全尺寸外压试验和引入内聚力界面单元的三维有限元(FE)分析,研究了脱开RCP中CIPP内衬的局部屈曲行为。基于所得有限元数据集,进一步开发了有限元–Kolmogorov–Arnold网络(KAN)模型,推导出预测屈曲压力的简化方程。试验识别出包含压力上升、屈曲后压力下降和压力恢复的响应过程。经验证的有限元模型随后用于评估界面刚度、内衬厚度、接头转角、内衬等效弹性模量和接头脱开距离的影响。结果表明,内衬厚度是控制屈曲阻力的主要因素,而界面刚度主要影响变形协调性和屈曲后约束。接头转角增加初始屈曲压力但降低屈曲后承载力。提高内衬等效弹性模量可增强屈曲阻力,但超过约6000 MPa后改善趋于有限。增大接头脱开距离会降低屈曲压力,在约0.4 m以下下降更为迅速。所提出的FE-KAN方程在研究参数范围内可提供可靠的屈曲压力预测。

## 1. 引言

钢筋混凝土管道(RCP)是城市地下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施工偏差、复杂服役条件和长期劣化导致的接头脱开是埋地RCP系统中常见的结构缺陷(Hsu和Shou,2022)。在高地下水位区域,脱开的接头可能导致污水泄漏、地下水渗入、土壤侵蚀和管道周围空洞形成,可能引发路面沉降或塌陷(Tian等,2023)。因此,对脱开RCP接头进行有效修复对于维持管道服役性能和防止次生灾害至关重要。原位固化管道(CIPP)技术因其可在宿主管道内部形成连续内衬并恢复水力密封和结构连续性,被广泛用于地下劣化管道的非开挖修复(Xiang等,2020)。安装后,CIPP内衬表现为受宿主管道和内衬–宿主界面约束的薄壁结构。当地下水进入环形区域或作用于内衬外侧时,内衬可能承受外部水压力而变得易发生屈曲。因此,CIPP内衬的外压稳定性是修复管道结构评估中的重要考量因素。

数值模拟和理论分析已建立了评估外压下内衬稳定性的基本框架。Glock等(1977)基于假设的坍塌模式和径向位移函数推导出内衬屈曲压力的解析表达式,而Boot等(2014)为安装在蛋形宿主管道中的内衬开发了解析解和厚度设计方法。El-Sawy等(2010)和Madryas等(2003)考察了局部缺陷、初始间隙、椭圆度和局部波纹的影响。Li等(2019)、Bucciarelli等(1967)和El-Bayoumy等(1974)进一步考虑了温度和周围介质柔性。最近,Zhao等(2024)为自由和粘结条件下的CIPP内衬开发了静水压力屈曲模型,表明界面约束改变了临界压力和屈曲后模式。Zeng等(2023)进一步证明不完善的贴合度和初始椭圆度改变了脱开区域并降低了松配合FIPP内衬的临界屈曲压力。这些研究表明,内衬稳定性受几何形状、材料性质、初始缺陷、贴合条件和界面约束的综合效应控制,尽管大多数分析是针对连续宿主管道开展的。

实验研究进一步阐明了静水压力下的内衬不稳定性。Wang等(2023)和Yan等(2023)使用外压装置研究了模拟地下水条件下的内衬屈曲,Yan等(2024)进一步考察了相关的压力响应、变形特征和设计影响。Treitz等(2022)研究了均匀和非均匀模拟灌浆压力下PVC内衬的屈曲行为,Zhao等(2022)研究了外部约束加强内衬的屈曲和屈曲后行为,Wang等(2017)证明紧密配合和松配合的包封内衬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弹性或弹塑性坍塌模式。Kyriakides等(2002、2004)进一步通过外压试验、解析模型和数值模拟研究了屈曲起始和传播。Badamchi和Showkati(2022)表明轴向压缩预载降低了薄壁管道的外压屈曲阻力和屈曲后承载力,表明初始应力状态和几何构型也可能影响不稳定性。

最近的研究开始调查CIPP修复后具有脱开接头的混凝土管道的结构性能。Hsu和Shou(2022)通过径向和纵向加载试验直接考察了CIPP修复的RCP接头试件。周围回填土和完整埋地环境未被明确再现;因此,该研究主要表征了修复接头本身的承载和破坏行为。径向加载结果表明,对于较小的接头脱开距离,CIPP内衬可显著恢复受损管道的环向承载性能。然而,在纵向加载下,修复接头的抗弯能力主要受内衬抗拉强度控制,并随接头脱开距离增大而减小。以实验室试验结果作为模型校准的基础,Hsu和Shou(2022)随后通过数值分析将研究扩展到埋地管道条件。其模型考虑了管道几何形状、加载条件、回填土性质、内衬–宿主管道界面行为和树脂类型,从而在更具代表性的管–土系统中考察修复性能。这两项研究因此从识别修复接头本身的力学响应进展到评估周围埋地环境和管–土相互作用的影響。

Fang等(2025)进一步研究了交通荷载作用下用CIPP内衬修复的错开混凝土管道的纵向和环向弯矩响应,阐明了接头错开、内衬性能、埋深条件和荷载位置对土–管–内衬系统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机械荷载下的环向抗力、纵向弯曲和荷载传递。CIPP内衬跨越无支撑脱开接头区域在外部地下水压力下的局部不稳定性,包括屈曲起始、屈曲后发展以及接头两侧粘结界面的约束效应,仍认识不足。

大多数现有外压研究考虑了安装在连续宿主管道中的内衬,处于自由、接触、紧密配合、松配合或完全粘结条件。跨越脱开RCP接头的CIPP内衬呈现独特的局部稳定性问题,因为宿主管道提供的径向支撑在有限的轴向距离内中断,而接头两侧仍保留粘结约束。其屈曲响应因此受局部支撑丧失、界面剪切传递、边缘约束、接头转角和脱开距离的综合效应控制。对于具有脱开接头的埋地RCP,修复前通常会发生土壤沉降和应力重分布,使周围土–宿主管道系统达到相对稳定的平衡。由于CIPP内衬是在此平衡建立后安装的,它不直接继承大部分既有的覆盖荷载和交通荷载,特别是在无支撑的跨越接头区域。除非修复后发生进一步的土壤位移、显著的宿主管道变形或整体坍塌,上部荷载对局部内衬屈曲的贡献预计仍然有限。相比之下,进入脱开接头或环形区域的地下水可直接作用于内衬并产生外压差,使地下水引起的外压成为本研究考虑的主要荷载条件。

为弥补这些不足,本研究研究了外部水压力下跨越脱开接头的CIPP内衬,有三个主要目标。首先,进行外压试验以识别内衬从稳定受压到局部屈曲及后续屈曲后行为的响应演变过程,并阐明由外部水压力、加压腔体体积变化、脱开接头处约束中断以及接头两侧界面粘结共同控制的基本失稳机制。其次,建立包含CIPP内衬与宿主混凝土管道相互作用的三维有限元模型,并根据实验测得的临界屈曲压力和不同截面的应变分布进行验证。随后利用验证后的模型研究界面刚度、内衬厚度、接头转角、内衬等效弹性模量和接头脱开距离对屈曲行为的影响。第三,基于识别的控制机制和参数效应,采用FE-KAN方法对有限元结果进行推广,开发预测屈曲压力的简化方程。

## 2. 试验设计

### 2.1 RCP-CIPP复合结构的制备

CIPP内衬由聚乙烯薄膜、玻璃纤维增强层和无纺布组成。为确定内衬材料的基本力学性能,制备了4.0 mm厚的CIPP内衬板材。沿管道轴线和环向切割拉伸试件,并进行单轴拉伸试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6),如图1(a)所示。拉伸试件尺寸为250 mm长、25 mm宽、4 mm厚。考虑到CIPP内衬不仅承受环向压缩,还在外部水压力下经历显著的局部弯曲,沿管道环向方向切割了弯曲试件并进行三点弯曲试验(Astm,2017),如图1(b)所示。弯曲试件尺寸为127 mm长、12.7 mm宽、4 mm厚。单轴拉伸试验和三点弯曲试验均使用WDW30M万能试验机以2 mm/min的横梁速度进行。力学性能由重复试件的结果统计确定,最终试验结果汇总于表1。

**图1. CIPP试件拉伸和弯曲试验示意图:(a) 拉伸试验,(b) 弯曲试验。**

**表1. CIPP内衬实测力学性能**

| 参数 | 物理含义 | 试件方向 | 值 | 试验标准 |
|------|----------|----------|-----|----------|
| E_t,a | 轴向拉伸弹性模量 | 轴向 | 4000 MPa | GB/T 1040.4–2006 |
| E_t,c | 环向拉伸弹性模量 | 环向 | 6000 MPa | GB/T 1040.4–2006 |
| ν_a | 轴向加载下的泊松比 | 轴向 | 0.30 | GB/T 1040.4–2006 |
| ν_c | 环向加载下的泊松比 | 环向 | 0.30 | GB/T 1040.4–2006 |
| σ_y,a | 轴向屈服强度 | 轴向 | 15 MPa | GB/T 1040.4–2006 |
| σ_y,c | 环向屈服强度 | 环向 | 22 MPa | GB/T 1040.4–2006 |
| E_f,c | 环向弯曲模量 | 环向 | 6500 MPa | ASTM-D790-2017 |
| σ_f,c | 环向弯曲强度 | 环向 | 110 MPa | ASTM-D790-2017 |

RCP内径为400 mm,壁厚为40 mm,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30。单层钢筋笼布置在距RCP内表面壁厚五分之二处。钢筋笼由直径5.0 mm的环向和纵向外轧光圆钢筋组成,名义屈服强度为550 MPa。环向钢筋沿管道轴向间距为100 mm,而六根纵向钢筋均匀分布于管道环周,对应于钢筋层处约226 mm的环向间距。CIPP内衬壁厚为4.0 mm。

RCP-CIPP复合结构的制备过程如图2所示。首先,将固化剂和树脂按1:100的比例混合并倒入预制内衬中。然后对组件进行真空处理以确保树脂充分饱和内衬,实现固化后内衬与RCP之间的强粘结。使用气动翻转机将内衬以受控速率翻入预制的RCP中,并在内衬两端安装塞头。最后,注入80°C、0.3 MPa的蒸汽加速树脂固化,持续约1.0小时。

**图2. RCP-CIPP复合结构的制备过程。**

### 2.2 试验装置和试验步骤

图3展示了全尺寸外压试验装置和试验步骤。试验系统由钢制压力室、RCP–CIPP复合试件、压力传感器、应变片、应变采集系统、电动试压泵和乳胶膜组成。钢制压力室尺寸为1.5 m × 1.5 m × 1.5 m,设计承压能力为10.0 MPa。

在衬管两端的内衬和钢筋混凝土管(RCP)上安装了乳胶薄膜,并通过螺栓固定到法兰上,从而在压力腔和RCP-CIPP组合试样之间形成了一个密封腔体。图3展示了RCP-CIPP组合结构的满尺寸外压试验装置:(a)示意图,(b)实物装置。

水被用作压力介质。外水压通过向密封腔体中连续注入水来产生,使用的是4DSB电动压力试验泵。该泵的最大工作压力为10 MPa,高压和低压出口流量分别为0.12 L/s和0.03 L/s。腔体压力使用高频动态绝对压力变送器进行监测,量程为0–500 kPa,采样频率为1.0 Hz,精度为±0.25% FS。

试样由两段0.50米长的RCP管段和一根1.50米长的CIPP衬管组成。在满尺寸试验中,两段RCP管段之间的分离距离固定为0.5米。该距离允许在压力腔和试样的尺寸范围内形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无支撑衬管跨度。

选择了三个代表性截面进行应变测量:位于分离接头中心的A–A截面、位于无支撑跨度和宿主管道支撑区域之间的边界过渡区的B–B截面,以及位于RCP管段中心的C–C截面。在安装应变计之前,每个测量位置的衬管表面经过轻微打磨、清洁和脱脂处理。环向和轴向应变计(BQ120-80AA-P200)与对应的测量方向对齐,并使用应变计粘合剂粘贴到衬管表面。固化后,焊接连接和引线区域进行了防水处理,导线沿衬管表面固定,以最大程度减少加压过程中的干扰。应变计沿圆周每隔15°布置一个,信号通过两套DH3816N应变采集系统进行记录。

试验过程中,水被持续注入密封腔体,外水压以0.35 kPa/s的名义速率增加。在整个加载过程中记录了压力和应变数据。当衬管无法继续承受外压的进一步增加时,试验终止,这表明稳定承载能力已经丧失。

3. 实验观测和基本屈曲机理

3.1 外压响应与屈曲过程

图4展示了RCP–CIPP组合试样在满尺寸试验中的实测外水压响应。该曲线代表密封腔体内水压在连续注水过程中的演化,而非本征的结构载荷-位移关系。其轮廓受注水速率、水和试验系统的可压缩性、加压腔体体积的变化以及CIPP衬管变形的共同影响。因此,实验响应分为三个阶段:压力上升阶段、屈曲后压力下降阶段和压力恢复阶段。

在第一阶段(Stage I),即0到约30秒期间,CIPP衬管基本保持圆形,仅发生有限变形。相应的加压腔体体积变化很小,大部分注入的水直接贡献于压力建立。因此,外水压迅速上升,达到约81.5 kPa的峰值。此时,在分离接头处的无支撑衬管跨度中开始发生局部内凹屈曲,标志着从稳定加压向屈曲后响应的转变。

在第二阶段(Stage II),即约30到150秒期间,接头两侧的粘结衬管段和宿主管道提供的约束下,局部屈曲继续发展。无支撑跨度的内凹变形增加了加压腔体的体积。尽管持续注水,但部分注入的水被用于填充新产生的腔体空间,所测压力因此从约81.5 kPa降至最低约46 kPa。因此,这种压力降低是由于衬管变形与密封充水腔体之间的体积耦合所致,而非有意卸载。这种逐渐下降而非瞬时坍塌,表明局部屈曲是渐进发展的,其轴向传播受到相邻支撑区域的约束。

在第三阶段(Stage III),即约150到230秒期间,外压达到最低值后再次上升。随着局部变形逐渐趋于稳定,加压腔体体积的增速减缓。因此,持续注入的水越来越多地贡献于压力建立,到试验结束时,所测压力恢复至约69 kPa。压力的恢复表明衬管并未发生瞬时的整体坍塌;相反,由于两侧的粘结界面和宿主管道限制了径向位移、边缘转动和轴向屈曲传播,不稳定性保持在分离接头附近的局部区域。

综上所述,外压响应由三个阶段组成:稳定的压力上升阶段、伴随局部屈曲受约束发展的屈曲后压力下降阶段,以及变形趋于稳定后的压力恢复阶段。屈曲在接头无支撑跨度中起始,并发展为局部薄壳不稳定性,而两侧的粘结支撑区域则限制了其轴向传播。

3.2 等效弹性冯·米塞斯应变响应

鉴于本研究研究的衬管屈曲行为主要受环向压缩和局部弯曲控制,将CIPP衬管理想化为等效各向同性弹塑性材料(Zhao等,2024)。为一致地描述不同应变计位置的轴力和环向应变组合状态,采用等效弹性冯·米塞斯应变来描述初始局部屈曲发生时CIPP衬管的变形分布(Ji等,2018)。在实测应变数据的后处理中,假定环向和轴向与应变计位置的局部主应变方向重合。因此,面内剪切应变取为零。该假定与名义对称的外压加载和无施加扭矩条件一致。在忽略径向应力的平面应力假定下,根据公式(1)、(2)、(3)由实测环向和轴向应变计算等效弹性冯·米塞斯应变。图5展示了在初始局部屈曲发生时A–A、B–B和C–C各截面的等效应变分布。

(1) σz = E/(1-v2) × (εz + v·εθ)
(2) σθ = E/(1-v2) × (εθ + v·εz)
(3) εεVM = (1/E) × √(σθ2 - σθ·σz + σz2)

其中,εz和εθ分别为实测的纵向应变和环向应变,E和v分别为CIPP衬管的有效弹性模量和泊松比。

A–A截面位于分离接头中心,此处衬管外表面缺乏来自宿主混凝土管的连续径向支撑,施加的载荷主要通过接头两侧的粘结区域传递。在外水压作用下,该截面的环向压缩膜力更易通过几何不稳定性转化为局部弯曲变形。因此,A–A截面表现出最高的峰值等效弹性冯·米塞斯应变,约为4000 με,代表了控制试样屈曲的关键截面。

B–B截面位于无支撑接头区域与宿主管道支撑区域之间,因此代表一个边界过渡区。当衬管从无支撑跨度延伸至与宿主管道粘结的区域时,其径向位移逐渐受到约束,同时界面剪应力和边缘弯矩逐渐发展。因此,B–B截面的等效弹性冯·米塞斯应变水平低于A–A截面,但在宿主管道内明显高于C–C截面,峰值约为2500 με。

C–C截面位于宿主混凝土管道内,此处衬管受到宿主管道连续径向支撑和界面粘结约束的作用。外水压因此难以引起显著的局部内凹变形,应变分布相对均匀,峰值约为1300 με。等效弹性冯·米塞斯应变从A–A到B–B再到C–C截面的渐进递减表明,接头分离导致的轴向约束中断是控制局部屈曲变形位置和幅值的主要因素。

尽管外水压、管道几何形状和边界条件总体上近似对称,但衬管的等效弹性冯·米塞斯应变在圆周方向上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呈现出对称的多瓣模式。这是薄壳分岔不稳定性行为的典型特征。在达到临界状态之前,衬管主要承受近似均匀的环向压缩。一旦达到临界压力,轴对称平衡路径失去稳定性,结构转变为具有有限环向波数的非轴对称屈曲模式,在圆周上产生曲率交替增大和减小的区域。均匀载荷和对称边界条件导致近似对称的屈曲瓣,而本征的薄壳屈曲模式则阻止应变保持圆周均匀性。

3.3 基本力学机理

图6展示了实验观测结果的力学解释。沿管道轴线,跨越分离接头的CIPP衬管可分为三个力学区域:连续支撑的宿主管道区域、边界过渡区域和无支撑接头区域。在连续支撑的宿主管道区域中,衬管受到宿主混凝土管道和粘结界面的共同约束,径向位移相对较小。边界过渡区域在宿主管道和衬管之间传递界面剪力、径向反力和边缘弯矩。相比之下,无支撑接头区域形成了一个受两侧粘结区域约束的局部薄壳跨度,因此在内水压作用下最易发生不稳定性。

在屈曲前阶段,外水压首先在衬管中引起以环向压缩膜力为主的应力状态。对于本研究采用的等效连续体模型,衬管的环向膜刚度与Et成正比,而其环向弯曲刚度与Et3成正比,其中E为等效弹性模量,t为衬管厚度。随着外水压增加,无支撑接头区域中累积的压缩应变能与局部弯曲变形的耦合程度逐渐增强。当结构切向刚度降至临界水平时,初始近似圆形的平衡构型失去稳定性,衬管从膜主导状态转变为由膜力和局部弯曲共同控制的多瓣屈曲状态。

宿主管道和接头两侧的粘结界面并不直接增加无支撑跨度的材料刚度。相反,它们限制了跨度边界的径向位移和转动,减小了有效变形长度,并抑制了屈曲向支撑区域的传播。因此,初始屈曲压力由衬管膜刚度、弯曲刚度、无支撑接头长度、初始几何构型和边界约束的综合效应共同决定。屈曲后的承载能力进一步取决于界面是否仍能持续传递剪力并维持边缘约束。

基于上述机理,后续分析中考虑的参数可分为四类:衬管厚度和弹性模量控制衬管的固有刚度;接头分离距离决定有效无支撑跨度长度;界面模量控制边界约束的强度;接头转角控制初始曲率和几何缺陷。因此,后续的有限元参数化分析围绕这些力学效应组织,而非局限于对计算响应曲线趋势的描述性比较。

4. 有限元模型与验证

4.1 模型开发与网格离散

满尺寸试验确定了跨越分离接头的CIPP衬管的临界屈曲压力、局部屈曲位置和屈曲后响应。然而,单个试验无法涵盖实际中遇到的广泛的结构、材料和界面参数范围。

因此,为在实验识别出的基本力学机制基础上扩展研究条件,再现内衬管从稳定受压状态向局部屈曲的转变过程,并考察接头两侧界面约束对局部失稳及屈曲后行为的影响,采用ABAQUS/Standard 2021软件建立了RCP-CIPP复合结构的三维有限元模型,如图7所示。模型尺寸与试验试件一致,包括两段钢筋混凝土管、CIPP内衬管、钢筋骨架以及主管-内衬管界面层。CIPP内衬管外径与RCP内径相同,确保在管支撑区域内内衬管与主管内壁紧密接触。在分离接头处,内衬管形成一段局部无支撑跨,由两侧粘结区域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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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RCP-CIPP复合结构三维有限元模型

RCP和CIPP内衬管采用八节点线性六面体减缩积分单元(C3D8R)建模。钢筋采用二节点桁架单元(T3D2)建模并嵌入混凝土中,界面层采用八节点三维内聚力单元(COH3D8)表示(He et al., 2019, Wang et al., 2026)。基于网格敏感性分析,RCP、CIPP内衬管、钢筋和界面层沿管道轴向方向的最大单元尺寸分别设为0.020 m、0.005 m、0.005 m和0.001 m。RCP和CIPP内衬管厚度方向均设置四层单元,对应单元尺寸分别为0.010 m和0.001 m。在接头边缘及相邻区域进行了局部网格细化。最终优化后的网格尺寸汇总于表2。

表2. 最优网格尺寸

| 组分 | 混凝土管 | CIPP内衬管 | 钢筋 | 内聚力层 |
|------|----------|------------|------|----------|
| 沿管长方向最大尺寸(m) | 0.02 | 0.005 | 0.005 | 0.001 |
| 沿管壁厚度方向最大尺寸(m) | 0.01 | 0.001 | / | 0.001 |

4.2 材料与界面模型

主管混凝土采用混凝土损伤塑性模型(Concrete Damaged Plasticity, Lee and Fenves, 1998)建模。尽管本研究重点关注CIPP内衬管的局部屈曲,且试验中RCP未出现明显损伤,但采用该本构模型是为了避免将主管理想化为纯线弹性结构,使模型能够捕捉接头边缘附近的潜在局部非线性响应。数值结果表明,当内衬管发生初始屈曲时,RCP仍处于弹性范围内。因此,混凝土损伤并非本研究所研究的内衬管屈曲行为的控制因素。钢筋采用理想弹塑性本构模型,弹性模量取210 GPa。如3.2节所述,CIPP内衬管采用等效各向同性材料模型表示,主要受环向压缩和局部弯曲控制。等效弹性模量取6000 MPa(基于环向拉伸模量),泊松比和初始屈服应力分别取0.30和22 MPa。

内聚力单元采用双线性牵引-分离律,如图8所示,相应参数列于表3。在法向方向,接触建立前RCP与内衬管之间的相互作用由内聚力本构律控制,接触建立后转为硬接触关系。在切向方向,界面响应在内聚力完全破坏前遵循内聚力本构律,之后采用摩擦系数为0.3的摩擦接触关系,如图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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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双线性内聚力本构模型

表3. CIPP内衬管与RCP之间的相互作用参数(Zhao et al., 2024)

| $\sigma_n^0$(MPa) | $K_{nn}$(N·mm?3) | $K_{ss}$(N·mm?3) | $G_c$(N/mm) |
|----|----|----|----|
| 4.4 | 25 | 277.85 | 277.80 |
| | | | 0.1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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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相互作用模型

4.3 边界条件与加载方式

模型端部边界条件根据全尺寸试验中RCP试件与压力箱端板之间的连接构型确定。这些约束用于消除刚体位移,同时避免对内衬管施加不必要的轴向过约束(Yang et al., 2026)。外水压力与试验方式相同施加,即作为均匀分布压力作用于CIPP内衬管暴露于水的表面。

外压力设定为参考荷载,实际压力水平由Riks分析中的荷载比例因子确定。试验测得的临界屈曲压力仅用于确定合适的加载范围和评估数值结果,并未在有限元模型中作为临界屈曲压力施加。采用包含几何非线性的Static, Riks分析,以追踪内衬管从稳定屈曲前状态,经过极限点,进入屈曲后状态的平衡路径。

采用Riks延拓算法(Wang et al., 2018)追踪内衬管在屈曲前和屈曲后各阶段的平衡路径。需要注意的是,Riks方法中使用的弧长参数是一个数值路径跟随参数,并不代表试验中的物理加载时间。因此,有限元"时间"与试验加载时间不进行对比。模型评估以临界屈曲压力、关键截面的应变分布及屈曲模式为依据。

4.4 模型验证

通过将初始局部屈曲发生时A-A、B-B和C-C截面的等效弹性von Mises应变分布与试验结果进行对比来验证有限元模型。为确保对比的一致性,有限元模型在对应于试验应变片位置的角向处获得的轴向和环向应变分量,采用与试验测量相同的公式(1)、(2)、(3)进行后处理。15°间隔的所有24个试验位置在图10中以离散标记形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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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初始局部屈曲发生时试验与有限元预测的等效弹性von Mises应变分布对比:(a) A-A截面;(b) B-B截面;(c) C-C截面

试验记录的时间代表由试验泵驱动连续注水过程的实际经过时间。相比之下,Riks分析中的弧长参数是一个数值路径跟随变量,仅用于追踪结构的非线性平衡路径,并不代表物理时间。因此,试验结果与数值结果在相同力学定义状态——初始局部屈曲发生时刻——进行对比,而非将试验时间与数值弧长参数匹配。试验时间记录与数值弧长路径之间未进行逐点对比。因此,本节的验证工作聚焦于三个监测截面的等效弹性von Mises应变环向分布。

在全尺寸试验中,CIPP内衬管的初始局部屈曲发生在外水压81.5 kPa时,而有限元模型预测的临界屈曲压力为77.8 kPa,相对误差为4.5%。试验和数值结果均表明,内衬管达到临界状态后承压能力降低。随后,内衬管在接头两侧粘结界面和周围主管提供的组合约束下表现出局部屈曲后响应。

图10对比了内衬管屈曲发生时A-A、B-B和C-C截面的试验与有限元预测等效应变分布。由于应变片以45°间隔布置,数值结果在对应环向位置与试验数据进行对比。有限元模型再现了试验中观测到的主要分布特征,包括A-A截面的显著多瓣响应、边界过渡截面B-B的应变幅度减小以及C-C截面相对均匀的较低量级响应。预测的峰值应变与测量值接近,三个截面峰值之间的最大相对差约为3%。这些对比表明,该模型合理地捕捉了环向屈曲模式以及变形从无支撑接头区域向连续支撑主管区域的渐进衰减。

试验结果与数值结果之间的剩余差异可能源于环向测量位置的离散性、内衬管厚度和材料特性的局部变异,以及有限元模型中内衬管-主管界面的理想化表示。此外,试验等效应变由测得的轴向和环向分量计算得出,未包含相对较小的厚度方向应变。考虑到临界屈曲压力、截面应变量级和环向分布模式的一致性,该有限元模型为试验试件的局部屈曲响应提供了充分表征。因此,后续分析采用该模型考察全场屈曲模式和空间变形演化,这些在全尺寸封闭试验中无法连续观测。

4.5 屈曲模式与空间变形特征

全尺寸试验通过压力测量和离散应变片提供了内衬管的临界压力和代表性截面响应。然而,由于压力箱封闭构型和测量点数量有限,无法连续观测内衬管沿轴向和环向方向的完整屈曲模式。因此,在有限元模型根据临界屈曲压力和应变分布完成验证后,进一步利用其全场数值结果研究内衬管屈曲模式。

图11展示了内衬管屈曲发生时的von Mises应变云图。随着位置沿轴向从主管内部向分离接头中心移动,施加于内衬管的外部约束逐渐减小,导致径向变形和局部弯曲逐渐增大。A-A截面位于无支撑接头区域中心,距两侧粘结边界最远。在此位置,环向压缩薄膜力最易转化为局部弯曲变形。因此,形成了显著的对称多瓣屈曲模式,并在屈曲瓣曲率变化显著处伴随应变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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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有限元预测的CIPP内衬管屈曲发生时的von Mises应变云图:(a) A-A截面;(b) B-B截面;(c) C-C截面

B-B截面位于无支撑接头区域与主管支撑区域之间,代表边界过渡区域。该截面处的内衬管同时受无支撑跨变形和主管-内衬管界面约束的影响。因此,屈曲瓣振幅和应变量均低于A-A截面。C-C截面位于主管连续支撑区域内,内衬管与RCP内壁保持紧密接触。径向变形因此受到强烈限制,截面保持近圆形,应变分布相对均匀。

这些结果表明,内衬管屈曲并非沿整个管长同时发生,而是在分离接头中心的局部无支撑区域起始,并向两侧的边界过渡区域逐渐衰减。主管和接头相邻粘结界面提供的径向和转动约束限制了屈曲向连续支撑区域的扩展。这一约束机制是试件在初始屈曲后仍保留一定承压能力的重要原因。

5. 参数研究

基于第3节建立的力学模型,影响内衬管屈曲的参数可分为四类:边界约束、结构刚度、初始几何和无支撑跨长度。界面模量控制接头两侧边界传递径向反力、剪力和转动约束的能力。内衬管厚度和弹性模量决定其薄膜刚度和弯曲刚度。接头转动引入初始曲率和几何缺陷,而接头分离距离控制局部无支撑内衬管跨的有效长度。以下分析聚焦于这些参数如何改变荷载传递路径、屈曲模式和极限压力。

5.1.

## 界面模量的影响

在全尺寸试验中,CIPP内衬管发生屈曲后未观察到明显的界面脱粘现象,表明试验过程中内衬管与RCP(钢筋混凝土管)之间的粘结层始终保持完好。因此,本节中将界面强度和断裂能保持恒定,仅研究界面模量对内衬管屈曲行为的影响。已有研究报道,CIPP内衬管与RCP之间的界面模量一般在40至60 MPa范围内。为涵盖较弱的粘结条件和较强的粘结条件,界面模量从10 MPa变化至90 MPa,增量为10 MPa,其余所有参数均与全尺寸试验保持一致。

如图12(a)所示,不同界面模量下获得的压力-响应曲线具有相似的总体形状,所有工况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屈曲后承载力。图12(b)采用了局部放大的纵轴范围,以提高所研究工况之间相对较小差异的可读性;因此,屈曲压力的变化在视觉上被放大了。当界面模量从10 MPa增加到90 MPa时,内衬管的屈曲压力仅增加了约3%,表明界面模量对初始屈曲压力的影响相对有限。相比之下,最大径向位移随界面模量的增加略有增大。

![图12](图12) **(a)** 不同界面模量下内衬管屈曲压力曲线的比较,**(b)** 不同界面模量下的屈曲压力和最大径向位移。

界面模量的增加增强了粘结区域内的位移协调性和剪切传递能力,从而增强了母管对内衬管径向位移和边缘转角的约束作用。然而,初始屈曲主要发生在分离接头中心区域的无支撑区段内。界面模量的变化既不改变无支撑跨距长度,也不直接改变内衬管自身的薄膜刚度或弯曲刚度。因此,一旦界面具有足够的粘结性能以维持有效的载荷传递,进一步增加界面模量对屈曲压力的影响将十分有限。

### 5.2 内衬管厚度的影响

现有的设计方法和重力管道中半结构性内衬管的工程实践通常将CIPP内衬管厚度限制在母管公称直径的约1%以内(Astm, 2009)。根据DN400管道在不同地下水条件下的设计结果,内衬管厚度从0.8 mm变化至7.2 mm,增量为0.8 mm,其余所有参数均与全尺寸试验保持一致。

如图13(a)所示,内衬管厚度的增加使压力-响应曲线的峰值持续升高。达到峰值压力后,承载压力的下降变得更加平缓,屈曲后的平衡路径逐渐延长。图13(b)表明,屈曲压力随内衬管厚度的增加呈非线性增长,该关系可由二次函数充分描述。相比之下,最大径向位移表现出一定的离散性,并未呈现与内衬管厚度变化一致的单调趋势。

![图13](图13) **(a)** 不同壁厚下内衬管屈曲压力曲线的比较,**(b)** 不同壁厚下的屈曲压力和最大径向位移。

这种行为可归因于内衬管厚度对环向薄膜刚度和弯曲刚度的同时影响。薄膜刚度大致与内衬管厚度成正比,而弯曲刚度大致与厚度的立方成正比。随着内衬管厚度的增加,内衬管对环向压缩和局部弯曲变形的抵抗能力同时增强,从而提高了引发局部屈曲所需的外水压。弯曲刚度随内衬管厚度的快速增长导致了屈曲压力呈现显著的非线性变化。因此,内衬管厚度是控制屈曲压力的主要参数。

然而,屈曲时的最大径向位移还受到局部屈曲模态和峰值后变形路径变化的影响。不同内衬管厚度下屈曲鼓包的数量、空间分布和局部曲率的差异导致了所观察到的最大径向位移的离散性。

### 5.3 接头转角的影响

分离接头可能由于不均匀沉降、局部支撑不足或周围土体变形而发生相对转动,从而在跨越接头的CIPP内衬管中引入初始轴向曲率,如图14所示。本研究将接头转角绝对值从0°变化至20°,增量为5°,其余所有参数均与全尺寸试验保持一致。由于未包含周围土体,且结构配置、载荷和边界条件均呈对称性,正负转角产生了镜像结构响应。因此,采用转角绝对值来表征其影响。

![图14](图14) RCP中接头转动的示意图。

图15表明,在没有接头转角的情况下,内衬管在达到峰值压力后仍保持较长的屈曲后平衡路径。一旦引入接头转角,峰值后的压力迅速下降,稳定的屈曲后响应显著减弱。随着转角增大,内衬管的初始屈曲压力持续升高,而峰值压力处的最大径向位移逐渐减小。

![图15](图15) **(a)** 不同接头转角下内衬管屈曲压力曲线的比较,**(b)** 不同接头转角下的屈曲压力和最大径向位移。

这一行为的产生是因为接头转动将无支撑内衬管段从近似直线的轴向构型转变为具有初始几何曲率的弯曲构型。在屈曲之前,该初始曲率使内衬管能够通过与杆薄膜作用的共同效应来抵抗外水压,从而提高了极限压力并减少了达到极限状态之前累积的径向变形。与此同时,初始曲率使内衬管在加载初期就承受额外的弯曲作用。因此,达到极限点后,局部曲率变化更加迅速,导致峰值后的承载压力显著下降。

这些结果表明,接头转动对内衬管稳定性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增加接头转角会提高初始屈曲压力,但会削弱内衬管初始屈曲后的稳定承载能力。因此,不应将峰值压力的提高解读为整体屈曲性能的全面改善。

### 5.4 等效弹性模量的影响

选择等效弹性模量作为研究参数,是因为内衬管在外压下的屈曲主要受环向压缩和抗椭圆化能力控制。等效弹性模量的值从1200 MPa变化至10800 MPa,增量为1200 MPa,其余参数如轴向模量、厚度方向模量、剪切模量、泊松比、界面特性、几何参数和加载条件均与基准模型保持一致。

如图16(a)所示,内衬管压力-响应曲线的峰值随等效弹性模量的增加逐渐升高。峰值压力对应的弧长参数也随之增大,而屈曲后的压力下降变得不那么明显。不同弹性模量对应的压力-响应曲线在峰值后阶段逐渐收敛,表明等效弹性模量对屈曲前的刚度和初始屈曲压力的影响强于对屈曲后平衡路径的影响。

![图16](图16) **(a)** 不同等效弹性模量下内衬管屈曲压力曲线的比较,**(b)** 不同等效弹性模量下的屈曲压力和最大径向位移。

图16(b)表明,屈曲压力随等效弹性模量的增加而增大,尽管增速逐渐减缓。相比之下,最大径向位移随等效弹性模量的增加快速减小,当等效弹性模量超过约6000 MPa时趋于稳定。等效弹性模量的增加同时提高了内衬管的薄膜刚度和弯曲刚度,从而减小了相同外水压下的环向压缩变形和局部弯曲变形,进而提高了屈曲压力。

当等效弹性模量达到较高水平时,分离接头的无支撑跨距长度、边界约束条件和局部几何构型逐渐成为控制屈曲行为的主导因素。因此,进一步增加材料刚度所带来的屈曲压力额外增长逐渐减小。

### 5.5 接头分离距离的影响

为分析接头分离距离对内衬管屈曲行为的影响,分离距离从0.1 m变化至0.9 m,增量为0.1 m,其余条件与试验保持一致。

图17表明,随着接头分离距离的增加,内衬管屈曲压力持续下降,而最大径向位移逐渐增大。当分离距离小于约0.4 m时,屈曲压力随分离距离的增加快速下降。当分离距离超过约0.4 m后,屈曲压力继续下降,但速率明显降低。

![图17](图17) **(a)** 不同分离距离下内衬管屈曲压力曲线的比较,**(b)** 不同分离距离下的屈曲压力和最大径向位移。

对于较小的分离距离,无支撑内衬管段仍靠近接头两侧的粘结区域。因此,母管和界面提供的径向及转动约束可以有效地传递至接头中心区域,产生较高的有效刚度和屈曲压力。随着分离距离的增加,两侧约束对中心区域的影响迅速减弱。内衬管的有效无支撑跨距和变形自由度随之增大,使得环向压缩作用更容易转化为局部弯曲变形。这导致屈曲压力降低和最大径向位移增大。

当分离距离小于约0.4 m时,达到峰值压力后承载压力迅速下降,未发展出明显的稳定屈曲后路径。短跨距的无支撑段受到两侧粘结区域的强烈约束,导致失稳前的变形积累有限。一旦达到临界状态,局部曲率迅速变化,产生较为突然的失稳响应。

当分离距离超过约0.4 m时,较长的无支撑跨距使得弯曲变形能够分布在更宽的轴向区域上。因此,压力-响应曲线表现出更显著的峰值后演变。然而,这些长跨距条件下的初始屈曲压力明显低于短跨距工况。

## 6. 简化屈曲压力预测方法

Glock模型(Glock, 1977)被广泛用于估算在连续支撑条件下、无明显几何缺陷的圆形内衬管的屈曲压力。然而,对于跨越分离接头的CIPP内衬管,局部稳定性不仅受内衬管厚度和弹性模量的控制,还受界面约束、接头转角和无支撑跨距长度的共同影响。如图18所示,Glock模型预测的屈曲压力与经实验验证的有限元模拟结果存在显著差异,因为Glock模型未考虑这些与接头和界面相关的影响,从而倾向于高估屈曲抗力,可能导致不安全的设计。

![图18](图18) Glock模型与数值模拟计算的屈曲压力之间的差异:**(a)** 界面模量,**(b)** 厚度,**(c)** 转角,**(d)** 等效弹性模量,**(e)** 分离距离。

### 6.1 数据集构建

屈曲压力预测模型采用界面模量、内衬管厚度、接头转角、内衬管等效弹性模量和接头分离距离作为输入变量,分别记为x?、x?、x?、x?和x?。输出变量为内衬管的临界屈曲压力。这五个变量分别表征界面边界约束、内衬管的几何刚度、初始几何构型、材料刚度和局部无支撑跨距长度,因此构成了控制跨越分离接头的CIPP内衬管屈曲行为的基本物理变量体系。

各变量的取值范围列于表4。

在指定范围内,随机生成了450组参数组合,并利用经过全尺寸试验验证的有限元模型计算了每种情况对应的临界屈曲压力。随后建立了多物理变量与衬里屈曲压力之间的映射数据集。数据集按照80%比20%的比例划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训练集用于建立多个输入参数之间的耦合关系,而测试集则用于评估模型对未包含在训练过程中的案例的预测性能。

表4. 输入变量及其范围。

| 变量 | 物理含义 | 范围 | 单位 |
|------|----------|------|------|
| x1 | 界面模量 | 10–90 | MPa |
| x2 | 衬里壁厚 | 0.8–7.2 | mm |
| x3 | 接头转角 | 0–20 | ° |
| x4 | 衬里等效弹性模量 | 1200–10,800 | MPa |
| x5 | 接头间距 | 0.1–0.9 | m |

6.2. FE–KAN显式预测方程的建立

采用Kolmogorov–Arnold网络(KAN)(Liu等,2024)建立五个物理变量与临界屈曲压力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本研究采用三次B样条函数来表示网络边上定义的可学习非线性映射。分段B样条多项式的阶数设为(k = 3),初始网格区间数设为5。残差激活函数由式(4)定义:

(4) φ(x) = w_b·x + 1/[1 + exp(?x)] + w_s·n·Σ(从i=0) c_i·B??(x)

其中B??(x)为三次B样条基函数,c_i为可训练参数。原则上,w_b和w_s分别是基函数和样条函数的权重。

基于五个输入变量和一个输出变量,按照文献(Boot等,2014; Xiang等,2020; Madryas和Szot,2003; Glock,1977; Hsu和Shou,2022)配置了KAN架构,并使用有限内存Broyden–Fletcher–Goldfarb–Shanno(LBFGS)优化器对网络进行训练。初始训练后,训练集和测试集的损失分别为7.95和9.22。随后移除了贡献度较低的节点和激活函数,并对剪枝后的网络重新训练。训练和测试损失因此分别降低至5.28和5.87。训练集和测试集的独立划分、训练过程中的损失同步监控、低贡献节点剪枝以及剪枝网络的重新训练等策略的联合运用,有效降低了过拟合风险。

模型训练完成后,选取x、x2、exp(x)、log(x)、√x和|x|作为网络边上激活函数符号拟合的候选函数。候选函数复杂度的最大允许值设为0.7,所有激活函数的符号拟合的决定系数均不低于0.85。通过符号拟合得到的屈曲压力显式方程如式(5)所示,相应的拟合系数列于表5。

(5) f(x?, x?, x?, x?, x?) = g(x?) + g(x?) + g(x?) + g(x?) + g(x?) + m

g(x?)至g(x?)的表达式分别如式(6)、(7)、(8)、(9)、(10)所示:

(6) g(x?) = a?·x?

(7) g(x?) = a?·x? + b?·e^(c?·x?) + d?·log(e? + f?·x?)

(8) g(x?) = a?·x? + b?·(c? + d?·x?)2 + e?·|f?·x? + g?|

(9) g(x?) = a?·x?

(10) g(x?) = a?·(b? + c?·x?)2 + d?·(e? + f?·x?)2 + g?·e^(h?·x?)

表5. 激活函数的拟合系数。

| 系数 | a? | a? | b? | c? | d? | e? | f? | a? |
|------|-----|------|------|------|--------|------|-------|------|
| 值 | 0.014 | ?15.05 | 12.72 | 20.47 | ?438.8 | 257.19 | 0.616 | ?24.24 |

| 系数 | b? | c? | d? | e? | f? | g? | a? | a? |
|------|-------|-------|-------|-------|--------|--------|------|------|
| 值 | 6.1521 | ?0.1223 | 8.517 | 5.21 | ?2.176 | 0.004 | ?8.18 | 5 |

| 系数 | b? | c? | d? | e? | f? | g? | h? | m |
|------|-------|--------|-------|--------|-------|--------|------|-----|
| 值 | 0.661 | ?119 | 2.202 | 0.722 | ?1523 | 292 | ?5.65 | 672 |

8.193

6.3. 显式方程的预测性能与独立评估

利用决定系数(R2)和均方误差(MSE)评估显式方程相对于有限元结果的拟合和预测性能。图19对比了显式方程对训练集和测试集的预测值与有限元结果。对于两个数据集,预测值均紧密跟随有限元结果的变化趋势,仅在少数局部峰值和突变点处出现明显偏差。训练集和测试集的R2值分别为0.96和0.97,对应的MSE值分别为12.1和13.2 kPa2。由于测试集未参与网络参数训练,测试集与训练集之间的R2差异仅为0.01,MSE仅增加1.1 kPa2。这些结果表明,通过符号拟合得到的显式方程对于训练过程中未包含的参数组合并不表现出明显的预测精度下降。

[图19. 显式方程预测的屈曲压力与有限元结果对比:(a)训练数据集;(b)测试数据集。]

图20进一步展示了训练集和测试集的预测误差分布。对于两个数据集,误差主要集中于?5.0至5.0 kPa范围内,其分布中心接近零值。此外,正误差与负误差之间未观察到明显的不对称性。测试集的误差分布与训练集总体一致,表明显式方程不会产生系统性地持续高估或低估屈曲压力的倾向。

[图20. 显式方程的预测误差分布:(a)训练数据集;(b)测试数据集。]

少量较大误差主要出现在屈曲压力随参数组合快速变化的条件下。这些差异反映了将KAN模型学习的原始非线性映射压缩为符号函数形式时引入的局部拟合误差。然而,这些局部偏差并未改变整体预测趋势。

为进一步评估显式方程对独立参数组合的预测能力,额外建立了10个未包含在训练集或测试集中的有限元算例。相应参数列于表6。如图21所示,显式方程的预测值与独立有限元结果总体一致,并准确再现了不同参数组合对应的屈曲压力增减趋势。最大相对偏差小于10%。这些结果表明,符号拟合程序在显著简化KAN数学表示的同时,保留了五个物理变量与临界屈曲压力之间的非线性映射关系。

表6. 解析方程的验证条件。

| 编号 | x1 (MPa) | x2 (mm) | x3 (°) | x4 (MPa) | x5 (m) |
|------|----------|---------|--------|----------|--------|
| 1 | 11.1 | 8.6 | 0.0 | 5786 | 0.32 |
| 2 | 25.3 | 7.5 | 5.2 | 18.52 | 5300 |
| 3 | 17.6 | 3.4 | 4.4 | ?12.67 | 3040 |
| 4 | 16.3 | 4.6 | 4.0 | 18.93 | 3660 |
| 5 | 20.2 | 1.1 | 1.2 | ?14.62 | 5741 |
| 6 | 21.5 | 7.2 | 0.7 | 12.77 | 3480 |
| 7 | 41.7 | 1.2 | 8.1 | 3.21 | 8700 |
| 8 | 29.6 | 7.5 | 5.2 | ?4.53 | 0581 |
| 9 | 6.02 | 5.6 | ?16.6 | 7920 | 0.61 |
| 10 | 36.9 | 8.6 | 0.0 | 13.03 | 5860 |

注:上表数值排列可能因原文格式存在偏差,请参照原文。

[图21. 显式方程与有限元模型预测的屈曲压力对比。]

将全尺寸试验对应的界面模量、衬里厚度、接头转角、衬里等效弹性模量和接头间距代入显式方程,预测的屈曲压力为84.2 kPa,与试验值81.5 kPa相比偏差为3.4%。显式方程在训练集、测试集、独立有限元算例及全尺寸试验条件下均表现出较为一致的预测性能,表明其能够将五个输入变量的非线性主效应转化为具有明确物理变量的解析表达式。

所提出的方程不仅描述了输入参数对屈曲压力的单独效应,还揭示了材料刚度、界面约束、接头几何及无支撑跨度长度如何共同控制衬里局部失稳的非线性关系。因此,该方程为在研究参数范围内定量评估跨越分离接头的CIPP衬里屈曲行为提供了解析基础。

7. 局限性

尽管全尺寸试验、经验证的有限元模型及FE–KAN方程为解释和预测跨越分离RCP接头的CIPP衬里在局部外压下的屈曲提供了统一框架,但仍存在若干局限性。首先,全尺寸试验仅考虑了一组具有代表性的管径、衬里厚度、材料性能和接头间距组合。虽然参数化有限元分析扩展了研究范围,但数值模型主要是针对该试件进行标定的。其次,研究聚焦于修复前周围土-母管系统稳定后地下水引起的外压。修复后土体移动、母管大幅变形或损伤、非均匀土压力以及交通引起的接头几何变化等因素均未包含在内。第三,界面分析主要通过改变界面模量来实现,同时保持与验证试件相同的界面强度和断裂能,因此未考虑长期性能退化、部分脱粘或空间非均匀粘结情况。此外,CIPP衬里被简化为等效各向同性弹塑性材料,未显式考虑逐层损伤、树脂-纤维分离、蠕变或环境老化效应。最后,FE–KAN方程应主要应用于生成数值数据集所使用的参数范围内,外推需要进一步验证。这些局限性界定了本研究结论和预测方程的适用范围。

8. 结论

本研究通过外压试验和三维有限元分析,研究了外水压作用下跨越RCP分离接头的CIPP衬里局部屈曲行为。系统评估了界面模量、衬里壁厚、接头转角、衬里等效弹性模量和接头间距对屈曲及屈曲后响应的影响。此外,利用FE–KAN方法建立了预测跨越分离RCP接头的CIPP衬里屈曲压力的显式解析方程。主要结论如下:

(1) 衬里的屈曲过程包括压力上升、屈曲后压力下降和压力恢复三个阶段。屈曲起始于无支撑接头跨度的中心,环向压缩转化为局部弯曲并发展为近似对称的多瓣模式。变形向边界过渡区和连续支撑区逐渐衰减,而两侧粘结的母管段在很大程度上将失稳限制在接头区域,抑制了轴向屈曲的扩展传播。

(2) 衬里厚度和界面模量影响屈曲响应的不同方面。增加厚度可增强膜刚度和弯曲刚度,推迟软化起始,提高屈曲压力,并改变屈曲模式。界面粘结主要通过改善变形协调性和屈曲后约束来发挥作用;在所研究的范围内,将界面模量从10提高到90 MPa仅使初始屈曲压力提高约3%。

(3) 接头转角引入初始轴向曲率并产生耦合的膜-弯曲响应。在研究条件下,增加转角可提高第一极限点压力,但会加速屈曲后局部曲率的发展,从而降低屈曲后的承载能力。因此,较高的初始屈曲压力并不一定意味着整体稳定性提高。

(4) 增加衬里等效弹性模量可提高屈曲前刚度和临界压力,但边际改善效果逐渐减小。在研究的参数范围内,当弹性模量超过约6000 MPa时,屈曲压力的增加趋于有限,表明进一步提高材料刚度的收益递减。

(5) 增加接头间距会增大有效无支撑跨度并削弱粘结母管区域的稳定作用,从而降低屈曲压力。在本模型中,当间距小于约0.4 m时压力快速下降,超过该值后下降更为平缓,因为相邻母管区域的刚度影响逐渐受限。

(6) FE–KAN方法通过简化的屈曲压力方程表达了界面模量、衬里厚度、接头转角、衬里等效弹性模量和间距的综合效应。该方程在所研究参数范围内对有限元数据集和全尺寸试验条件均能给出准确预测。然而,其在研究参数范围之外的应用需要额外验证。

作者贡献声明

Hao Hu:论文原创撰写、数据整理。Bin Li:论文审阅与编辑。Jiajun Chu:方法论。Xiaoxiang Guo:方法论。Baoyong Liao:项目管理。Zhongsen Ti:数据整理。

Hao Hu | Bin Li | Jiajun Chu | Xiaoxiang Guo | Baoyong Liao | Zhongsen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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