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在世界许多地区,高速互联网正日益被视为必要的基础设施而非奢侈品。大量文献记录了互联网接入对减贫、人力资本、女性赋权和经济成长的影响,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背景下(Khan和Ghadially, 2010, Galperin和Fernanda Viecens, 2017, Porter等, 2020, García-Mora和Mora-Rivera, 2021)。在经济发达的社会中,关注点已转向接入公平:宽带和无线连接中的"数字鸿沟"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特别是在城乡社区之间仍然显著。
尽管数字包容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但实证识别颇具挑战,因为基础设施部署和技术采纳与地区特征及长期发展轨迹相关。各地区在许多可观察和不可观察的维度上存在差异,这些维度同时影响连通性和结果变量,使得因果推断和反事实构建变得复杂。
长期被排斥于基础通信基础设施之外如何影响区域社会经济结果?我们研究了一个罕见的、对无线基础设施施加持续监管约束的案例:美国国家无线电静默区(NRQZ),这是一片横跨西弗吉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部分地区的13,000平方英里区域,自1958年起限制无线传输。我们利用这一历史性监管政策作为自然实验,考察持续通信基础设施约束的长期后果。该场景结合了明确划定地理边界与六十余年的下游调整过程,使我们能够研究人力资本、就业和地方制度方面的长期差异。
我们的实证策略是地理回归断点设计(RDD),将NRQZ边界内侧的县和普查分区与其边界外侧的县和分区进行比较(参考Dell, 2010, Schumann, 2014)。NRQZ边界与行政边界不重合,这缓解了断点可能反映离散政策体制的担忧。我们将估计出的断点解释为持续限制性监管制度的长期均衡效应:对连通性的直接约束可能影响教育、就业和服务供给,而这些效应在时间上可能被内生反应(如选择性迁移、企业进退和服务区位决策)所放大。
我们将结果变量分为两类。首先,我们关注基础设施与发展文献中广泛使用的"一阶"县级社会经济结果:失业率、教育水平(高中和学士学位占比)和收入。其次,为深入理解社区连通性和地方制度发展,我们采用县级和分区级的互补性指标。在县级层面,我们利用既有的综合指数作为互补性代理变量,并重要地纳入了来自"机会洞见"社会资本图集中衡量跨阶层社会联结的直接概念性指标(经济连通性)。在分区层面,我们使用地方制度的人均密度(如图书馆、博物馆/历史遗址以及公民/社会组织)来刻画社区互动和公民生活所处的地方制度环境。
本文通过突出被系统性排斥于现代连通性之外的后果——而非采纳新技术的后果——为技术与不平等研究做出贡献。这一区分对解读具有重要意义。多项具有影响力的研究考察了宽带及相关数字技术的引入,并记录了其对心理健康和社会资本等结果变量的负面影响,这与从线下参与向线上参与的替代效应一致(Braghieri等, 2022, Geraci等, 2022)。我们的场景作用于不同的边际:它捕捉的是持续的基础设施匮乏而非数字丰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结果补充了采纳文献,表明长期被排斥于连通性之外可能与更弱的人力资本和更稀薄的地方制度环境相关联。更广泛地看,NRQZ案例与早期基础设施扩展(如铁路、公路、电气化)的证据相呼应,后者在长期维度上塑造了区域发展和经济地理格局(Donaldson和Hornbeck, 2016, Burgess和Donaldson, 2010)。
最后,我们的分析与关于社会资本和公民生活的长期争论相关联。普特南的"独自保龄球"假说强调,向减少面对面互动的活动和组织的转变可能侵蚀公民参与和社会纽带(Putnam, 2015, Putnam等, 2000)。因此,先前的研究指出了两种竞争机制:连通性可能通过降低协调成本来促进公民参与,但增加线上参与可能挤出线下纽带。我们的证据关乎排斥边际:我们发现长期限制通信基础设施与社区连通性指标降低以及支持公民和社群生活地方制度减少相关联。这一模式与以下观点一致:在基线接入有限的地区,连通性主要发挥着促进参与的赋能基础设施作用,而非过度暴露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