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病理分期的生存结果。A,无复发生存期(RFS)。B,总生存期(OS)。CI,置信区间

《Cancer Research Communications》:Survival outcomes by pathologic stage. A, RFS. B, OS. CI, confidence in...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8月30日 来源:Cancer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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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图像查看器 摘要 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IBC)患者在接受以顺铂为基础的诱导化疗(NAC)后达到病理学完全缓解(pCR)与改善的预后相关,但获益的基因组预测因子尚未得到验证。基于在肺癌中的观察结果,我们假设高肿瘤突变负荷(TMB)的MIBC患者不太可能从NAC中获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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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IBC)患者在接受以顺铂为基础的诱导化疗(NAC)后达到病理学完全缓解(pCR)与改善的预后相关,但获益的基因组预测因子尚未得到验证。基于在肺癌中的观察结果,我们假设高肿瘤突变负荷(TMB)的MIBC患者不太可能从NAC中获益,表现为膀胱切除术后残留疾病。采用Tempus xT/xR平台分析接受顺铂为基础的NAC治疗患者的治疗前肿瘤标本。样本量由统计学设计预先规定。高TMB定义为队列中TMB五分位中的最高五分位。采用逻辑回归、Cox比例风险模型和Kaplan-Meier方法分析TMB值及基因组变异与预后的相关性。共纳入91例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63.6个月。pCR发生率为31.9%。中位TMB为8.9突变/百万碱基(Mut/Mb)。与预设假设相反,较高的TMB与更有利的预后相关。高TMB五分位患者的pCR率数值较高(47.4% vs. 27.8%;P = 0.165),无复发生存(RFS)/总生存(OS)改善[风险比(HR),0.456;P = 0.08和HR,0.495;P = 0.16]。采用具有临床意义的阈值,TMB ≥ 10 Mut/Mb与更高的pCR率[43.6% vs. 23.1%;优势比(OR),0.39;P = 0.044]及改善的RFS(HR,0.330;P < 0.001)和OS(HR,0.388;P = 0.013)相关。探索性分析显示,高TMB肿瘤中存在错配修复改变富集的趋势(OR,3.57;P = 0.087)。在采用顺铂为基础的NAC治疗的MIBC中,基线TMB ≥ 10 Mut/Mb与改善的病理学反应及生存相关,值得在当代围手术期方案中进行前瞻性评估。
意义:在采用顺铂为基础的诱导化疗治疗的MIBC中,我们发现基线TMB ≥ 10 Mut/Mb与更高的pCR率及改善的RFS和OS相关。这些发现支持将TMB作为当代围手术期治疗方案中预后生物标志物的前瞻性研究。

引言
尽管近年来治疗取得了进展,但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IBC)患者预后较差,在当代围手术期全身治疗方案中复发风险显著(1, 2)。对于符合条件的患者,在根治性膀胱切除术(RC)前接受以顺铂为基础的诱导化疗已成为标准治疗选择之一,与死亡风险的适度降低相关(3)。近期,围手术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加入显示出比单纯化疗更好的预后(1, 2)。先前的临床研究提示,诱导化疗(NAC)后达到病理学完全缓解(pCR)是MIBC总生存(OS)改善的替代标志物(4)。寻找与NAC后pCR相关的基因组异常的努力已识别出候选基因的致病性突变,包括ERBB2以及DNA修复酶,如ATM和ERCC2,但这些发现尚未经过前瞻性验证,也未得到一致观察(5–8)。肿瘤内基因组异质性通过治疗诱导的达尔文式选择耐药亚克隆而导致化疗耐药,从而造成肿瘤反应不完全和治疗失败(9–11)。肿瘤内异质性也与肿瘤突变负荷(TMB)正相关(参考文献12, 13)。高TMB增加肿瘤新抗原负荷,从而改善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的反应,但TMB对化疗反应的影响尚不明确(14)。在NAC后,基因组异质性增加与MIBC不良生存相关(15)。这一观察结果表明,在未治疗状态下的"高TMB可能是基因组异质性的替代指标,从而是化疗耐药亚克隆概率的指标。这一假设得到肺癌患者回顾性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发现高TMB肿瘤可能对化疗反应较差且生存更差(16–19)。TMB ≥ 10突变/百万碱基(Mut/Mb)可预测哪些患者更可能从ICI中获益,但在MIBC中与预后或化疗反应预测相关的特定TMB阈值尚不清楚。基于在肺癌中观察到的TMB与化疗反应不佳的关系,我们设计本研究以检验以下假设:高基线TMB可识别出不太可能从顺铂为基础的NAC中获益的MIBC患者,定义为RC后存在病理学残留疾病。此外,基因组测序数据用于探索性分析,以识别与高TMB相关的分子变异。

材料与方法
研究人群
从2009年1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在Atrium Health Wake Forest Baptist综合癌症中心网络内,获取接受NAC后行RC治疗的MIBC患者的化疗未治疗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TURBT)标本。符合条件的患者年龄≥18岁,经组织学确诊为膀胱肌层浸润性尿路上皮癌,且有可用的治疗前肿瘤存档组织。所有患者均接受诱导性吉西他滨和顺铂(G/C)或标准或剂量密集甲氨蝶呤、长春碱、多柔比星和顺铂(MVAC)方案。临床数据从机构数据库和电子病历中回顾性提取。数据存储在安全、符合HIPAA规定的有限数据集中。本研究按照《赫尔辛基宣言》和良好临床实践指南进行。由于研究的回顾性质和存档标本的使用,获得了知情同意书豁免和HIPAA授权。研究方案(LCI-GU-MIBC-001R)经Atrium Health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

统计学分析与设计
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评估高TMB对接受NAC治疗MIBC患者病理学反应率的影响,并检验高TMB(定义为队列中最高五分位≥20%)与NAC后残留疾病可能性增加相关的假设。次要目标包括按五分位、三分位和10 Mut/Mb阈值分析TMB与复发率、无复发生存(RFS)和OS的相关性。探索性目标包括分析与最高TMB五分位相关的基因变异和表达模式。基于所有患者病理学残留疾病率为0.65的历史观察(4),研究功效假设TMB非高组和高组病理学残留疾病率分别为0.57和0.95。在这些患病率假设下,采用双侧alpha为0.05,需要83例可评估受试者的队列才能提供至少90%的功效来检测这一治疗效果大小。由于基因组测序和标本质量验证按批次顺序进行,处理与资格确认之间存在时间滞后,在早期样本完全裁定前纳入了额外病例,导致入组人数超过预设目标。共评估了105例患者,其中91例具有足够的肿瘤材料进行测序。主要分析采用逻辑回归建模病理学残留疾病的概率。估计了高TMB与非高TMB之间的未调整优势比(OR)。额外的单因素逻辑回归模型用于评估基线临床特征的预后意义。时间至事件结局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进行分析,并使用log-rank检验进行统计学检验。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估计TMB及其他协变量的风险比(HR)。所有统计分析均由Atrium Health Wake Forest Baptist综合癌症中心的生物统计学教员完成。

基因组分析
采用Tempus xT检测(Tempus AI, Inc.)对TURBT标本进行下一代测序(NGS),以确定TMB水平和识别基因组变异,如先前所述(20, 21)。Tempus xT是一种靶向的肿瘤-正常配对DNA面板,可检测648个基因中的单核苷酸变异、插入和/或缺失以及拷贝数变异,以及22个基因中的染色体重排,具有高灵敏度和特异性。

基因表达分析
对于具有足够肿瘤材料的标本,也采用Tempus xR检测(Tempus AI, Inc.;参考文献22, 23)进行RNA测序。Tempus xR是一种全转录组NGS检测,覆盖人类基因组39 Mb的目标区域,量化转录本和基因水平表达,并识别染色体重排导致融合RNA物种表达的转录证据。根据TMB状态将患者分组(最高五分位 vs. 较低四个五分位)。使用Salmon以准比对模式提供高准确性转录本定量,同时考虑序列特异性、片段GC含量和位置偏差,以人类基因组GRCh37作为参考。转录本水平定量使用tximport包导入R统计环境(v4.4.3)。使用DESeq2包进行差异基因表达分析。若校正P值(Benjamini-Hochberg)小于0.1且绝对log2折叠变化大于1,则基因被认为显著。

结果
患者特征与临床结局
91例患者接受了化疗未治疗TURBT肿瘤样本的NGS。大多数患者为白人(88%)和男性(69%)。该队列的中位随访时间为63.6个月(0.8–147.6个月)。所有患者均在RC前接受NAC,包括G/C(64.8%)或MVAC(35.2%)。4例(4.4%)患者接受辅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补充表S1)。29例(31.9%)患者达到pCR。38例(41.8%)患者复发,中位复发时间为4.9个月(IQR:3–12.2)。达到pCR的患者复发率与病理分期I期或更高疾病患者相比非常低(OR,0.08;P < 0.001)。不同化疗方案的复发率无显著差异(P = 0.182)。5年和10年RFS率分别为52.4%和40.7%,而5年和10年OS率分别为64.1%和48.2%(补充图S1)。对于病理分期I期或更高的患者,RFS [HR,5.742(2.251–14.644);P < 0.001]和OS [HR,7.214(1.191–23.748);P < 0.001]与达到pCR的患者相比显著较差(图1)。
图1.按病理分期划分的生存结局。A,RFS。B,OS。CI,置信区间。

肿瘤突变负荷与病理学反应的关系
所有肿瘤标本均计算了TMB(Mut/Mb)。整个队列的中位TMB为8.9(范围1.1–27.9)。定义最高五分位的TMB阈值为14.7。定义最高和最低三分位的TMB阈值分别为11.6和7.9。39例(42.9%)肿瘤的TMB≥10。达到pCR患者的中位TMB为11.1(范围3.7–27.4)。对于病理分期I–IV期(ypT1或更高)的患者,中位TMB为8.9(范围1.1–27.9)。本研究功效用于评估最高TMB五分位对pCR率的影响。肿瘤TMB处于最高五分位的患者pCR率为47.4%,而TMB处于较低四个五分位的患者为27.8%(OR,0.43;P = 0.165),这一结果与我们的初始假设相反。按TMB分组的临床病理特征见补充表S1。我们接着按TMB三分位分析pCR率,以确定TMB水平与pCR率之间是否存在连续关系。肿瘤处于TMB最高三分位和最低三分位患者的pCR率分别为45.2%和27.6%(OR,0.46;P = 0.138)。由于TMB ≥ 10与使用ICI的改善预后相关,我们还检验了这一TMB阈值的影响。TMB ≥ 10的患者pCR率为43.6%,而TMB < 10的为23.1%(OR,0.39;P = 0.044)。

TMB、复发与生存的关系
我们接着确定TMB水平对复发率和RFS的影响。复发和非复发患者的中位TMB分别为7.7和10.5。按TMB阈值的复发率见表1。对于TMB处于最高五分位的患者,中位RFS未达到,而较低四个五分位为54.2个月[HR,0.456(0.186–1.119);P = 0.08;图2A]。对于TMB ≥ 10的患者,中位RFS未达到,而TMB < 10的为15.1个月[HR,0.330(0.165–0.659);P < 0.001;图2B]。
表1.按TMB划分的复发率。

TMB分组 复发状态,n (%) OR 是 否 低四分位组 34 (47.2%) 38 (52.8%) 0.30, P = 0.065 高四分位组 4 (21.1%) 15 (79%) 低三分位组 19 (65.5%) 10 (34.5%) 0.23, P = 0.006 中三分位组 11 (35.5%) 20 (64.5%) 高三分位组 8 (25.8%) 23 (74.2%) 小于10 Mut/Mb 29 (55.8%) 23 (44.2%) 0.24, P = 0.003 10 Mut/Mb或以上 9 (23.1%) 30 (76.9%) TMB分组 复发状态,n (%) OR 是 否 低四分位组 34 (47.2%) 38 (52.8%) 0.30, P = 0.065 高四分位组 4 (21.1%) 15 (79%) 低三分位组 19 (65.5%) 10 (34.5%) 0.23, P = 0.006 中三分位组 11 (35.5%) 20 (64.5%) 高三分位组 8 (25.8%) 23 (74.2%) 小于10 Mut/Mb 29 (55.8%) 23 (44.2%) 0.24, P = 0.003 10 Mut/Mb或以上 9 (23.1%) 30 (76.9%) 图2. 按TMB分组的RFS。A,TMB最高五分位组(TMB-upper)对比TMB较低四个五分位组(TMB-lower)。B,TMB ≥ 10 Mut/Mb(TMB-hi)对比TMB < 10 Mut/Mb(TMB-lo)。CI,置信区间。 接下来我们评估了TMB对总生存期(OS)的影响。TMB最高五分位组患者的中位OS未达到,而较低四个五分位组的中位OS为79.8个月[HR,0.495(0.183–1.342);P = 0.16;图3A]。TMB ≥ 10的患者中位OS未达到,而TMB < 10患者的中位OS为71.7个月[HR,0.388(0.179–0.842);P = 0.013;图3B]。图3. 按TMB分组的OS。A,TMB最高五分位组(TMB-upper)对比TMB较低四个五分位组(TMB-lower)。B,TMB ≥ 10 Mut/Mb(TMB-hi)对比TMB < 10 Mut/Mb(TMB-lo)。CI,置信区间。 与高TMB相关的基因变异和差异基因表达 在表征本队列中TMB与临床结局的关系之后,我们进行了探索性分析,以鉴定基因组变异和基因表达模式,从而深入了解MIBC中高TMB相关的分子背景。我们评估了TMB最高五分位组的肿瘤是否富集了与高TMB相关的基因的致病性突变,如DNA聚合酶(POLE、POLD1)和错配修复(MMR;参考文献24)。本队列中未检测到POLE或POLD1基因的突变。九例患者携带MMR致病性突变[MLH1(n = 2)、MLH3(n = 1)、MSH2(n = 1)、MSH3(n = 1)、MSH6(n = 2)和PMS2(n = 2)]。两例携带MSH6突变的肿瘤(平均TMB 17.1)均位于TMB最高五分位组。总体而言,MMR突变的富集趋势倾向于位于TMB最高五分位组(OR = 3.57;P = 0.087),但与达到病理完全缓解(pCR)无显著关联(OR = 0.58;P = 0.713)。在本队列中至少检测到五例患者携带致病性突变的23个基因中,仅有EP300基因突变(n = 7)在TMB最高五分位组中显著富集(OR = 12.50;P = 0.004),但有趣的是,携带EP300突变的肿瘤均未达到pCR。61例(67%)患者接受了RNA表达谱分析。其中,13例(21.3%)样本的TMB值位于最高五分位组。我们进行了监督聚类,以鉴定高(最高五分位组)与非高(较低四个五分位组)TMB组之间的差异表达基因(DEG)。在对多重性校正后,44个基因在TMB高组和非高组之间表现出统计学显著的表达差异(补充表S2)。还对DEG进行了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通路分析,提示高TMB环境可能富集了糖鞘脂(GSL)生成失调,但队列规模限制了对结论的确证(补充表S3)。讨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基于高TMB将鉴定出不可能从新辅助化疗(NAC)中获益的患者的假设,评估了TMB在MIBC中的预后价值。然而,我们观察到了相反的关联。尽管使用TMB最高五分位组和三分位组的分析显示改善pCR率和生存率的数值趋势一致,但在既定的TMB ≥ 10 Mut/Mb阈值下观察到与病理反应、RFS和OS的统计学显著关联。由于在MIBC中尚未确立临床验证的TMB阈值,我们将高TMB定义为队列的最高五分位组(TMB ≥ 14.7 Mut/Mb)。在TMB最高五分位组中,观察到pCR(OR,0.43;P = 0.165)、RFS(HR,0.456;P = 0.08)和OS(HR,0.495;P = 0.16)改善的强烈趋势。这一发现尤其引人注目,因为该研究的设计功效是检测TMB与临床结局之间的相反关联。我们还评估了TMB截断值 ≥ 10 Mut/Mb,该阈值已在多种肿瘤类型中验证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获益的预测因子。TMB ≥ 10 Mut/Mb的患者更有可能达到pCR(OR,0.39;P = 0.044),并表现出显著改善的RFS(HR,0.330;P < 0.001)和OS(HR,0.388;P = 0.013)。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项证明TMB ≥ 10 Mut/Mb在独立于ICI暴露的情况下,对接受NAC治疗的MIBC患者具有预后价值的研究。先前的研究已鉴定出与MIBC中pCR率改善相关的单个基因组改变;然而,我们的发现可能是第一个与接受NAC的患者RFS和OS改善均相关的生物标志物。重要的是,本队列中辅助ICI的使用率非常低(4.4%),这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免疫治疗的混杂影响,而免疫治疗已成为当代围手术期方案的标准组成部分。与我们在局限性病变中的发现相反,在KEYNOTE-361中接受单纯化疗或与pembrolizumab联合治疗的晚期尿路上皮癌患者中,TMB与反应率改善无关(25)。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局限性病变与转移性病变之间的根本生物学差异。具体来说,显性转移中显著较高的肿瘤细胞负荷可能增加化疗耐药亚克隆的可能性,这由潜在的基因组异质性和突变演化驱动。自本研究启动以来,MIBC的标准治疗已从单纯的新辅助顺铂为基础的化疗演变为常规包含围手术期ICI的使用(1,2)。尽管我们的队列中接受ICI的患者较少,但我们的发现表明,在联合化疗和免疫治疗的当代方案中,TMB的预后价值可能更大。这一假设得到了KEYNOTE-361的支持,在该研究中,与单纯化疗相比,接受联合化疗和pembrolizumab的转移性病变患者中,高TMB与PFS和OS呈正相关(25)。这些数据共同支持进一步研究TMB作为MIBC围手术期放化疗预后生物标志物。新兴的系统治疗选择凸显了TMB作为MIBC生物标志物的相关性。抗体药物偶联物enfortumab vedotin(EV),其递送细胞毒性载荷单甲基奥瑞司汀E,与pembrolizumab联合已在MIBC中显示出强劲活性,并随着监管批准的扩展,越来越多地被采用为顺铂替代的围手术期选择(26)。在转移性病变中,EV单药的真实世界分析鉴定出高TMB为OS的潜在预后因素,TMB-high患者的中位OS改善与非TMB-high患者相比(13.6 vs. 8.3个月;P = 0.014;参考文献27)。这些发现需要评估TMB是否同样能分层接受围手术期EV为基础方案治疗的MIBC患者的结局。我们利用基因变异和表达数据,检查了与TMB最高五分位组相关的分子背景,以期对MIBC中高TMB环境的潜在机制获得洞察。DNA错配修复缺陷的肿瘤与高TMB强相关(28)。与这一生物学特征一致,我们队列中携带MMR基因致病性改变的患者倾向于在TMB最高五分位组中富集(OR,3.57;P = 0.087)。EP300致病性突变与TMB最高五分位组显著相关(OR = 12.50;P = 0.004)。有趣的是,MMR基因改变和EP300突变均与达到pCR的可能性增加无明显关联,提示驱动TMB最高五分位组良好结局的潜在基因组机制是多因素的。在TMB最高五分位组中观察到的MMR基因改变富集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即其他DNA损伤应答(DDR)基因的突变可能混杂TMB与结局之间的关联。然而,TMB最高五分位组中未富集其他DDR基因改变。此外,本队列中未检测到ERCC2基因突变,反驳了观察到的发现存在显著DDR介导混杂的假设。重要的是,本研究的功效不足以检测基因变异与TMB最高五分位组之间的确定性关联,因此这些发现应被视为探索性和假设生成的。其他机制也可能解释了本队列中观察到的高TMB与临床结局之间的有利关联。较高的突变负荷可能与增加的neoantigen负荷和更具免疫原性的肿瘤微环境相关,这可能有助于作为细胞毒性治疗的间接效应增强免疫介导的肿瘤细胞死亡,尽管这一发现并非始终一致观察到(29,30)。有趣的是,接受RNA分析的亚组患者显示出高TMB组中GSL生物合成可能失调。GSL参与免疫信号传导和调节,这提出了GSL生成改变可能影响对化疗诱导的免疫介导细胞死亡的易感性的可能性(31,32)。然而,鉴于样本量有限且缺乏验证,这一观察应被视为探索性的,尽管它提供了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潜在机制洞察。应承认多项局限性。本研究分析的队列处于患者主要接受不含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的新辅助顺铂为基础的化疗的时代。尽管治疗模式正在演变,顺铂为基础的化疗在全球仍被广泛使用,这些发现提供了生物学洞察并生成了假设,最终可能为当前和新兴治疗策略的患者选择提供信息。尽管队列规模适度,但样本量是预先指定的,临床结局已成熟且与历史对照一致,并且在功效有限的情况下观察到显著关联,支持了发现的稳健性。队列规模不足以支持对基线临床因素进行稳健的多变量分析。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四例接受辅助免疫检查点抑制的患者均在TMB较低四个五分位组内(补充表S1);然而,鉴于总体使用率低,这不太可能显著混杂RFS结局。我们还观察到TMB组间化疗方案的失衡,最高五分位组中接受以MVAC为基础治疗的患者比例较高。尽管先前研究提示新辅助以MVAC为基础的治疗可能比G/C方案提供改善的疗效,但这一发现并非始终一致观察到,且在我们队列的复发率单变量分析中未得到支持(33,34)。本研究的一个重要优势是使用标准化的商业基因组检测,增强了结果的可推广性,并避免了机构特定的测序平台和生物信息学流程固有的局限性。总之,我们证明了TMB ≥ 10 Mut/Mb与本队列中接受NAC治疗的MIBC患者的病理反应改善、RFS和OS改善相关。这些发现为前瞻性评估TMB作为包含免疫治疗和新型系统治疗药物的当代围手术期方案生物标志物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数据可用性 本研究生成和分析的基因组数据源自商业测序平台(Tempus AI, Inc.),受数据使用协议限制,不允许公开存放原始测序数据。支持本研究发现的脱敏数据可在收到合理请求后从通讯作者处获得,但须获得机构批准并遵守适用的数据共享协议。作者利益披露 E.F. Burgess报告在本研究进行期间获得来自Atrium Health Foundation的资助,以及在提交工作之外获得来自Atrium Health Foundation的资助。L.C. Brown报告在提交工作之外获得来自Pfizer、Johnson & Johnson和GSK的其他资助。M. Ciampricotti报告在提交工作之外获得来自Tempus AI的其他资助。P.M. Doherty报告在本研究进行期间获得来自Tempus AI的其他资助。J.T. Symanowski报告在提交工作之外获得来自AstraZeneca、Camurus、GE HealthCare、Immatics、Eli Lilly、Jazz Pharmaceuticals和Merus的个人费用。其他作者未报告披露信息。作者贡献 E.F.

作者贡献

Burgess:概念化、资源、数据整理、形式分析、监督、经费获取、验证、研究、可视化、方法学、撰写——初稿、项目管理、撰写——审阅与编辑。L.C. Brown:数据整理、形式分析、研究、撰写——审阅与编辑。M. McCormack:数据整理、研究、撰写——审阅与编辑。L. Liu:概念化、数据整理、软件、形式分析、研究、撰写——初稿、撰写——审阅与编辑。N. Steuerwald:资源、数据整理、软件、研究、撰写——审阅与编辑。E. Stoen:数据整理、研究、撰写——审阅与编辑。M. Ciampricotti:资源、撰写——审阅与编辑。P.M. Doherty:资源、项目管理、撰写——审阅与编辑。E. Williams:资源、撰写——审阅与编辑。P.E. Clark:形式分析、撰写——审阅与编辑。W. Zhang:监督、研究、撰写——审阅与编辑。J.T. Symanowski:概念化、数据整理、软件、形式分析、研究、方法学、撰写——初稿、撰写——审阅与编辑。

致谢

本项目的资金支持来自Don and Betty Anderson膀胱癌研究基金、5MPower基金会和卡罗莱纳膀胱癌基金。肿瘤测序由Tempus AI公司提供。L. Liu和W. Zhang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Atrium Health Wake Forest Baptist综合癌症中心癌症中心核心项目(P30CA012197)生物信息学共享资源的资助。生成式人工智能被用于协助本文手稿的语言编辑。作者审阅了手稿内容,并对其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责任。注:本文的补充数据可在《癌症研究通讯》在线版(https://aacrjournals.org/cancerrescommun/)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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