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场所之外的组织控制：一种新兴心理社会危害的多方法研究

《Safety Science》：Organizational control outside of work: a multi-method investigation of an emerging psychosocial hazard

　　

工作场所之外的组织控制：一种新兴心理社会危害的多方法研究
摘要：理论与研究已记录了组织在工作时间内控制劳动者的方式。然而，随着新的技术可能性和工作与家庭之间更大程度融合的社会趋势，一些组织已采用在工作主要情境之外控制劳动者的做法，这一现象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聚焦澳大利亚的飞进飞出（FIFO）营地，并借鉴总体制度（TI）理论，探讨雇主提供的营地中组织控制实践的性质，并调查这些实践如何影响劳动者身份认同和心理健康。研究人员将定性方法（即访谈，n=24）与定量方法（即问卷调查，n=479）相结合，研究结果表明，控制实践通过严苛的规则、监视以及将日常方面视为特权等方式，在FIFO营地中以深刻的方式显现。这些实践通过身份抑制和身份二元性侵蚀劳动者的身份认同。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控制实践总体上对劳动者心理健康有害，且这种影响主要通过身份抑制而非身份二元性发挥作用。研究人员倡导进一步研究此类组织控制实践对心理健康以外结果以及其他非工作情境的影响。在实践层面，研究人员鼓励组织领导者在控制实践与安全和生产力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以保障劳动者心理健康。

**论文解读：工作场所之外的组织控制——FIFO营地中的心理社会危害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进入2020年代，部分组织中雇主对员工的控制程度显著增强。随着远程监控技术的普及（如新冠疫情期间居家办公监控技术的激增）以及算法管理的兴起，组织控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例如，亚马逊员工被算法基于离线时间进行监控和管理；特斯拉和SpaceX等公司则为员工提供住房，促使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进一步模糊。这种组织控制向非工作情境的扩展趋势，使得劳动者在 employer-provided 的住宿环境（如宿舍、营地）中，其私人生活空间和时间也日益受到雇主的规制。

然而，现有研究对此类现象的探讨相对滞后。传统的工作设计理论和劳动过程理论主要关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的控制与自主性问题，对于发生在主要工作情境之外的控制实践缺乏理论解释力。从职业健康与安全视角来看，工作场所之外的组织控制可能构成一种新兴的、关键的心理社会危害（psychosocial hazard）。心理社会危害被定义为“工作设计或管理中任何增加工作相关压力风险的因素”，若长期或严重存在，可导致心理和身体伤害。尽管法律框架日益承认心理和身体健康均与工作相关风险有关，但针对发生在主要工作情境之外（如员工营地）的心理社会危害研究仍然稀缺。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聚焦澳大利亚的飞进飞出（fly-in fly-out, FIFO）工人群体。FIFO工人通常工作于距家乡数千公里的矿场或海上平台，并在工作周期内居住在雇主提供的营地中。这种生活方式为组织在主要工作场所之外施加控制创造了条件。基于总体制度（total institution, TI）理论（Goffman, 1961），本研究旨在探究FIFO营地中组织控制实践的表现形式及其对劳动者身份认同和心理健康的影响。该论文发表于《Safety Science》。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序贯混合方法设计（exploratory sequential mixed methods design, QUAL → QUANT），包含两个相互补充的子研究。

**研究一（定性研究）** 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样本为来自澳大利亚资源行业（石油天然气、采矿和建筑）的24名陆上FIFO工人。研究人员通过行业和工人代表机构（最高机构）提名并从40名候选者中筛选，以最大化样本在行业、排班、性别和雇主类型（承包商、运营商）方面的代表性。访谈于2018年进行，平均时长56分钟。访谈问题围绕FIFO工作的一般体验、心理健康、典型工作日、工作-家庭转换等开放式主题展开，不直接提及组织控制或身份认同，以避免引导性偏差。数据分析采用基于Gioia等人（2013）方法的引导式内容分析，并使用Nvivo Plus软件。两名研究人员独立编码，Krippendorff's α = 0.88。

**研究二（定量研究）** 采用问卷调查法，样本为479名澳大利亚离岸FIFO工人（平均年龄44.36岁，其中男性446人），数据于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通过在线调查收集。研究人员基于研究一的发现和TI理论，开发了15个条目的新量表，涵盖三种控制实践（感知严苛规则、感知监视、感知日常方面特权化）和两种身份影响（身份抑制、身份二元性）。量表的有效性通过专家Q分类任务（9名工作设计专家，PSA范围0.78-1，CSV范围0.67-1）、验证性因子分析（CFA，五因子模型CFI=0.99，TLI=0.99，RMSEA=0.04）和判别效度检验（与工作自主性量表区分）予以确认。心理困扰采用K10量表测量。数据分析采用PROCESS宏（Model 6）进行自助抽样（bootstrapping）的序列中介效应回归分析。

**三、研究结果**

**3.1 控制实践在FIFO营地中的表现（研究一）**

定性访谈识别出三种显著的组织控制实践，回应研究问题1：

**感知严苛规则（Perceived Stringent Rules）** ：工人报告营地中规则繁多、执行严格且惩罚严厉。参与者普遍反映规则“毫无逻辑”，违反规则可能导致失业，尽管部分规则涉及安全和效率，但工人常认为这些规则与自身需求和目标相悖。这种过度严苛的规则直接限制了工人的自由，并可能产生心理困扰。

**感知监视（Perceived Surveillance）** ：工人描述营地中监视无处不在，包括遍布营地的摄像头（被比作“老大哥”）、安保无人机、GoPro摄像头巡查、休息和计算机使用监控等。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参与者也提到来自其他工人的监视感，这使得他们在休闲时间也无法放松。监视延伸至雇主提供的住宿环境，超出了确保工作安全所需的必要范围。

**感知日常方面特权化（Perceived Treatment of Everyday Aspects as Privileges）** ：营地将通常理所当然的日常舒适（如外出就餐、自由活动、自主安排时间）构建为需要特别许可的“特权”。例如，离开营地需书面申请，甚至打开营地大门拍摄闪电也可能引来保安。这种做法将普通需求置于溢价地位，迫使工人必须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些“特权”，从而强化控制。

**3.2 控制实践对工人身份的影响（研究一）**

针对研究问题2，访谈识别出两种身份影响：

**身份抑制（Identity Suppression）** ：工人描述在营地的孤立环境中“失去自我”，组织通过训练和理念灌输将工人“塑造”为高效的生产工具。工人报告情感表达被压抑，变得“脱敏”，经历从“人”到“工人”的转变。

**身份二元性（Identity Duality）** ：工人体验到工作和家庭角色之间的强烈分裂感。参与者描述自己“回家时成为自己家里的陌生人”，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缺乏“你是谁”的流动感，难以维持跨领域的连贯身份认同。这与以往将FIFO工人描述为“过两种生活”的研究一致。

**3.3 控制实践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二）**

定量结果检验了三个假设：

**假设1（控制实践与心理困扰正相关）——得到支持**。三种控制实践（感知监视、感知严苛规则、感知特权化）均与心理困扰（K10）显著正相关（总效应系数分别为1.00、0.67、0.76，所有95%置信区间不包含0）。

**假设2（控制实践与负面身份影响相关）——得到支持**。三种控制实践均与身份抑制和身份二元性显著相关。具体而言，监视与身份抑制（β=0.24）和身份二元性（β=0.34）均正相关；严苛规则与身份抑制（β=0.22）和身份二元性（β=0.21）正相关；特权化与身份抑制（β=0.28）和身份二元性（β=0.20）正相关。

**假设3（身份影响中介控制实践与心理困扰的关系）——部分得到支持**。结构方程分析显示，控制实践与心理困扰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间接效应显著。具体而言，身份抑制显著中介了三种控制实践与心理困扰之间的关系（间接效应分别为：监视0.23，严苛规则0.20，特权化0.24）；而身份二元性仅显著中介了感知监视与心理困扰的关系（间接效应0.25）。这表明控制实践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主要通过身份抑制机制起作用。

**四、讨论与结论**

**4.1 理论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将工作设计理论扩展至主要工作情境之外的领域，证明组织控制的发生位置和深刻程度均已超越传统“工作自主性”概念的范畴，且控制实践与低自主性是两个可区分的构念。第二，将TI理论中的控制实践概念化为一个连续谱系，而非对组织类型的简单二分，支持了“更多或更少表现出TI特征”的观点。第三，识别出身份抑制和身份二元性作为控制实践影响心理健康的关键机制，特别是身份抑制成为核心传导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控制实践在FIFO营地中的显著表现可能部分归因于该情境独特的“极端性”——工作与生活高度重叠的寄宿环境。这种“煤矿中的金丝雀”式发现提示，在更常规的非工作情境中，类似控制实践虽然可能较不明显，但仍可能对劳动者产生不利影响。

**4.2 实践意义**

本研究的实践启示包括：第一，组织应评估和审视其在住宿环境中实施的监视、规则制定和特权化做法，避免过度严苛。鉴于澳大利亚等国的立法已将侵入性监视认定为与工作相关的心理社会危害（Australian Government, 2024），组织应重新审视这些控制实践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第二，在算法管理日益普及的背景下，组织需要权衡技术控制带来的效率收益与劳动者的心理健康代价。第三，建议组织在设计和调整控制实践时，通过参与式决策（participative decision making）征询工人意见，以在安全、生产力与心理健康之间取得平衡。

**4.3 研究结论**

本研究证实了FIFO营地中组织控制的存在、性质及其影响。研究发现，控制实践在FIFO营地中表现为感知监视、严苛规则和将日常方面特权化。这些实践与工人心理健康之间存在间接联系，主要通过身份抑制起作用，身份二元性的作用相对较弱。在技术能力持续扩展、组织对控制的关注日益增强以及雇主提供住宿趋势兴起的背景下，本研究结果证实了考虑主要工作情境之外组织控制实践的负面影响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