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ediatric and Perinatal Epidemiology》：Maternal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Child Socio-Emotional and Behavioural Outcom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Prenatal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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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妊娠是理解不良童年经历（ACEs）代际效应关键通路的重要时期。然而，与产后机制相比，连接母亲ACEs与后代心理健康结局的产前机制仍知之甚少。
目的：综述妊娠期可能促成母亲ACEs与儿童社会情绪和行为发育之间关系的生物-心理-社会机制。
数据来源：研究人员
背景：妊娠是理解不良童年经历（ACEs）代际效应关键通路的重要时期。然而，与产后机制相比，连接母亲ACEs与后代心理健康结局的产前机制仍知之甚少。
目的：综述妊娠期可能促成母亲ACEs与儿童社会情绪和行为发育之间关系的生物-心理-社会机制。
数据来源：研究人员系统地检索了PubMed、PsycInfo和Web of Science，从建库至2026年2月。
研究选择与数据提取：研究人员纳入了评估产前生物、心理或社会机制连接母亲ACEs与儿童社会情绪/行为结局（0-18岁）的同行评审观察性研究（队列、病例-对照、横断面）；排除了定性研究和灰色文献。两名评审员独立筛选研究并提取关于研究设计、中介变量和效应量的数据，分歧由第三名评审员解决。
综合：采用叙述性综合以表格形式总结研究特征、中介路径和分析策略。结果按产前机制类型综合。
结果：在确定的2641条记录中，评估了122篇全文，13项研究符合纳入标准。产前母亲抑郁和焦虑是最常研究的机制，显示出一些独立于产后因素效应的证据，但大多数发现指向“风险链”模型，即产前心理健康与产后环境相互作用。生物医学产前风险和母亲-胎儿依恋也显示出中介效应，但未考虑产后影响。符合条件的少量研究强调了产前传递通路探索的有限性。
结论：产前心理健康困难，特别是与产后因素相互作用时，可能在ACEs的代际传递中起作用。需要进一步使用稳健方法区分产前和产后贡献的研究，以为针对性干预提供信息。
1 背景
研究一致证明了不良童年经历（ACEs）对成人身体和心理健康的不良影响，以及其对后代的潜在影响。母亲ACEs与后代的社会情绪和行为困难相关，这些结局若不加以解决，可能增加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风险，并对儿童和家庭福祉产生负面影响。最近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总结了连接母亲ACEs与这些儿童结局的潜在机制。已识别的关键因素包括产后母亲心理健康、母亲不安全依恋、不良养育方式以及儿童自身遭受的虐待。
健康与疾病的发育起源（DOHaD）框架表明，子宫内的负面暴露可以塑造包括精神障碍在内的慢性疾病的后期发作。值得注意的是，几项研究报告了母亲童年逆境与胎儿期及新生儿早期后代大脑发育改变的关联，早于产后因素的影响。妊娠可能代表一个敏感期，在此期间母亲逆境效应可传递给下一代。然而，相关的产前机制仍知之甚少，需要阐明这些通路如何运作。
ACEs与妊娠期间失调的生理反应和精神病理相关，这可能直接破坏胎儿发育。间接地，产前母亲心理健康以及适应和为母亲角色做准备可能影响产后环境，包括母亲产后心理健康、母子互动和潜在的虐待，这些都是儿童社会情绪和行为发展的关键决定因素。识别对风险传递贡献最强的机制对于打破逆境循环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中介分析似乎是探索产前和产后因素作用的强有力方法学工具，并允许评估母亲ACEs与儿童心理健康结局之间的因果路径。然而，据研究人员所知，尚无系统评价专门检查产前期的潜在机制，限制了对代际通路的全面理解。
本研究的目的是综述和总结关于可能促成母亲ACEs与婴儿及儿童社会情绪和行为发育之间关系的产前生物-心理-社会机制的现有文献。
2 方法
研究人员根据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优先报告条目（PRISMA）指南进行了系统检索。相应方案已在PROSPERO注册（CRD42023495297）。
2.1 研究检索
通过在PubMed、Web of Science和PsycINFO中进行全面检索识别相关同行评审文章。在检索策略中，研究人员使用了与代际或母亲童年逆境相关的MeSH术语和关键词组合，采用截词符号捕获词形和短语变体。此外，还包括与儿童行为和社会情绪发展相关的术语。为确保纳入评估潜在传递机制的研究，进一步纳入了参考统计中介的术语。不同术语使用布尔运算符“OR”和“AND”组合以构建检索并最大化识别相关研究（检索字符串见支持信息）。检索运行从建库至2026年2月16日。
2.2 纳入与排除标准
考虑了所有评估母亲ACEs与儿童社会情绪/行为结局关联中机制的同行评审观察性研究，包括回顾性和前瞻性队列、病例-对照和横截面研究。无语言限制。排除了定性研究、评价研究、灰色文献、观点文章、评论和社论。
研究人员关注妊娠期间发生的生物、心理和社会机制。评估从出生开始发生的机制（产后中介）的研究，如果没有单独分析识别产前中介效应则被排除。当研究未报告中介效应量时，联系通讯作者请求额外信息。
研究人员纳入了年龄在0-18岁的儿童，其结局测量在18岁之前评估。结局包括：内化症状（如焦虑、抑郁、退缩、躯体化）、外化症状（如多动/注意力不集中、攻击/违抗、冲动）、气质测量以及任何诊断的精神障碍。排除了未评估儿童社会情绪发育或评估了整体儿童发育但没有单独分析社会情绪或行为发育的研究。
任何来自母亲童年（18岁前）的ACEs测量被视为暴露变量。评估家庭环境外经历的研究，如目睹社区暴力或种族歧视，也被纳入。母亲18岁后发生不良事件的研究被排除。
2.3 筛选
使用Rayyan软件消除重复并进行标题和摘要的初始选择。第一步是标题和摘要筛选，使用数据库检索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进行。该筛选过程由两名不同的评审员（S.A.和A.M.）独立进行。第三名评审员（J.W.）筛选了10%的标题和摘要，并在必要时咨询以达成共识。第二阶段，获取全文进行详细评估。选择符合所有纳入标准的研究。分歧由评审员之间讨论并达成共识解决。使用Zotero进行纳入文章的引文管理。
2.4 数据提取
数据提取由两名独立评审员（S.A.和A.M.）使用标准化提取表进行。从保留的研究中收集以下项目：（i）研究特征：作者、年份、原产国；（ii）研究设计、样本量、研究环境（如临床与社区环境）；（iii）母亲ACEs（使用的测量工具和ACEs类型）；（iv）儿童结局；（v）结局测量时儿童年龄；（vi）中介变量（使用的测量工具、关联方向和效应量）。两名评审员（S.A.和A.M.）之间的任何差异与J.W.讨论以达成共识（如果需要）。
2.5 质量评估
使用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NOS）的适应版本评估研究的偏倚风险，用于队列、横断面和病例-对照研究。NOS评估非随机研究在三个领域的偏倚：参与者选择、可比性和结局变量的确定。研究人员修改了“暴露确定”条目，当使用验证工具测量母亲ACEs时给予1分，当ACEs工具未验证时给予0分（表1）。每项研究的总体评分范围为0-9分，≥7分为高质量研究，5-6分为中等质量，≤4分为低质量研究。
2.6 数据综合
为支持研究结果的叙述性综合，研究人员编制了一个表格（表2），总结了产前机制的中介效应，并比较了研究间的关键要素，包括中介效应量、产后因素的考虑以及按儿童生物性别分层。然后协作审查和讨论结果，以确定报告最多的连接母亲ACEs与儿童社会情绪发育的产前机制。
2.7 伦理批准
本研究不需要伦理批准，因为它是对已发表文献的系统评价，不涉及主要数据收集或人类受试者。
3 结果
3.1 纳入研究
电子检索产生2641项研究；122项被选择进行全文筛选，13项符合全部纳入标准（图1）。大多数研究采用纵向队列设计，在北美进行（n=9），在社区环境中。然而，三项研究关注高风险人群，包括生活在战区的妇女、经济弱势样本和便利样本，通过招募就诊于精神科诊所的孕妇。九项研究发表于2020年之后。表3提供了纳入研究的详细特征（研究设计、样本特征、ACEs测量和结局测量）。表S1提供了全文筛选过程中导致文章排除的标准概述。
参与者包括66,038对母婴对。母亲在纳入时平均30.2岁；儿童在平均45.8个月（范围：2个月-13岁）时评估，约48%的样本为男孩。母亲ACEs最常用10项ACEs问卷（n=5）和童年创伤问卷（CTQ）（n=6）测量。八项研究计算了总体ACEs评分，16%的母亲报告三种或更多ACEs，而两项研究采用童年虐待和创伤史的潜变量结构方程建模。
关于儿童结局，婴儿气质（2-4个月）使用父母报告的婴儿行为问卷-修订版（IBQ-R）测量（n=2）。内化和外化症状在婴儿（12-35个月）用简明婴儿-学步儿社会情绪评估（BITSEA）（n=2）和年龄与阶段问卷：社会情绪（ASQ:SE）（n=1）评估。在年龄较大的儿童和青少年（4-18岁）中，这些症状使用多种工具测量，包括儿童行为清单（CBCL）（n=4）、发展与幸福评估（DAWBA）（n=1）和优势与困难问卷（SDQ）（n=1）等验证工具。
3.2 质量评估
基于适应的NOS，五项研究具有良好方法学质量，六项中等质量，两项低质量（表4）。跨研究的一个关键局限是依赖父母报告测量评估儿童结局。此外，大多数研究缺乏对未暴露组的充分描述或比较。
3.3 妊娠期发生的中介机制
九项研究评估了心理中介变量，包括产前抑郁和焦虑、边缘型人格症状、感知压力、母亲依恋和母亲对儿童的表征。两项研究评估了产前健康风险，一项研究检查了产前物质使用的作用。一项研究探索了生物标志物，特别关注妊娠期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功能。见表2和图2对识别的产前中介路径的总结。
3.3.1 产前母亲抑郁
六项研究评估了产前抑郁作为中介。三项研究发现对婴儿气质和压力调节以及2岁时外化或内化症状没有中介效应。相反，两项研究发现母亲ACEs通过产前抑郁对儿童结局的间接效应，效应独立于产后因素持续存在。特别是，Mattera等人发现母亲ACEs评分通过产前抑郁症状与婴儿低反应性关联，仅存在于产后母亲敏感性低至中等水平时。
3.3.2 产前母亲焦虑
两项研究评估了母亲ACEs评分通过产前焦虑症状对儿童结局的效应。一项研究发现产前焦虑症状在母亲ACEs评分与儿童内化症状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而另一项研究未发现产前焦虑的中介效应。
3.3.3 产前心理健康困难共病
四项研究分析了妊娠期间伴随的抑郁和焦虑是否为母亲ACEs与儿童结局之间的中介。其中两项发现对儿童外化和内化症状的中介效应，而另外两项显示在特定产后条件下有中介效应，例如产前和产后症状的序列中介效应，以及产后母亲敏感性的调节，中介效应仅在低和中等敏感性水平时明显。事后分析表明，母亲ACEs通过产前抑郁和焦虑对儿童外化症状有间接效应（当分别建模时），但当一起建模时均未显示独特效应，表明其效应有相当大重叠。
3.3.4 母亲-胎儿依恋
Roth等人探索了妊娠晚期母亲依恋风格（安全、焦虑和回避维度）的中介作用。他们发现母亲ACEs预测较低的安全依恋，导致较高的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焦虑和回避维度未显示中介效应。
3.3.5 disrupted产前母亲对儿童的表征
Ahlfs-Dunn等人评估了母亲对儿童的表征的作用，定义为母亲关于儿童及其母亲角色的内在想法、情感和期望。尽管母亲童年创伤与 disrupted产前表征（定义为矛盾或不连贯的叙述）相关，但这些表征与儿童社会情绪困难无关。
3.3.6 产前健康风险和物质使用
两项研究检查了产前健康风险作为中介的作用。Moon等人发现了母亲ACEs与儿童ADHD症状之间通过总体产前风险评分的间接关联。在一项病例-对照研究中，Roberts等人报告母亲童年虐待与后代自闭症风险增加相关，部分由妊娠期糖尿病和产前吸烟中介。此外，Min等人发现产前物质使用（酒精、烟草、大麻和可卡因）不在母亲童年虐待与青少年后代精神病理症状的途径中。
3.3.7 妊娠期HPA轴功能
仅一项研究评估了生物标志物，关注母亲皮质醇觉醒反应（CAR），在两个时间点测量。在两个时间点与母亲ACEs相关的增加CAR，与4岁时较少的后代内化症状相关。这些发现表明产前CAR在中等产前压力下可能作为潜在的韧性因素。总皮质醇水平、昼夜斜率和曲线下面积（AUC）未显示对儿童结局的中介效应。
3.4 儿童性别的效应修饰
仅一项研究探索了儿童性别的效应修饰。模型支持合并的产前焦虑和抑郁对男孩外化症状的中介效应。此外，产前焦虑和抑郁对男孩和女孩的内化行为有合并的间接效应。
4 评论
4.1 主要发现
本系统评价旨在识别促成母亲ACEs与儿童社会情绪和行为结局关联的产前机制。尽管对Barker的DOHaD框架的兴趣日益增长，这些机制仍未得到充分探索。评价确定了13项研究，主要聚焦母亲精神病理学；少数检查了其他心理方面（母亲-胎儿依恋、产前母亲对儿童的表征）或生物中介变量（产前健康风险、HPA轴功能）。总体而言，产前抑郁和焦虑似乎有助于ACEs的代际效应，不仅通过与产后环境的相互作用，也作为独立中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