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探究：基于中国环保约谈政策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Sustainability》：Exploring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A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al Study Based on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terview Policy

　　

环境约谈作为一种软性规制（soft regulatory）措施，有助于推动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但其驱动综合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绩效的内在机制尚待深入探究。研究人员以2011至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交错双重差分（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模型实证检验环境约谈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这种软性规制压力显著提升了企业整体ESG绩效，该结果在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与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等一系列内生性检验中均保持高度稳健。机制检验表明，政策驱动的绩效改善主要由三个维度的结构性强化所推动：执行层绿色认知重塑、社会责任履行强化与实质性污染减排。异质性分析显示，环境约谈对ESG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与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研究不仅为软性环境规制的实施成效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企业绿色治理提供了实践路径。

研究背景方面，在全球经济向低碳与可持续发展转型背景下，ESG已从单一评价指标演变为衡量微观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与绿色治理现代化水平的综合框架。然而现有文献多孤立讨论硬性规制（如环境税、碳交易）或外部资本对市场主体的影响，对“软性垂直规制”（如环保约谈）如何系统重塑企业综合ESG绩效缺乏传输机制解构，且常将政策传导视为“黑箱”，亦忽视交错DID在传统双向固定效应（Two-Way Fixed Effects, TWFE）下可能存在的负权重偏差。中国生态环境部推行的环保约谈作为典型软性行政规制，历经2014年制度确立、2015至2019年全面铺开及2020年后与中央环保督察协同精炼四阶段，具备跨地区渐进错峰实施的准自然实验特征。研究人员据此以2011至2024年A股非ST/PT上市公司23784个公司-年度观测为样本（数据源于CSMAR、华证ESG评级、CNINFO年报文本及Python爬虫），探究该政策对微观企业ESG的净因果效应。论文发表于《Sustainability》。

关键技术方法上，研究人员构建多期交错DID基准模型，处理组按“企业所在省份在样本期内首次被约谈”赋值Treat与Post交互项，控制年份、行业、省份与公司固定效应，连续变量滞后一期并缩尾1%与99%；为校正样本自选择，采用截面与逐年倾向得分匹配（PSM-DID）及Heckman两阶段法；针对TWFE异质性处理效应偏差，补充Goodman-Bacon分解、Callaway-Sant'Anna（CSDID）与Sun-Abraham（SADID）异质性稳健估计；机制检验沿用Acharya等两步中介法，以污染排放对数、社会责任披露指数、年报绿色认知词频占比为中介变量；并施以平行趋势事件研究、1000次混合安慰剂、排除中央环保督察（CEPI）干扰、替换华证ESG等级、剔除直辖市等稳健性程序。

研究结果部分，基线回归显示环保约谈交互项系数0.534至0.588且在1%水平显著为正，Wild聚类自助（999次）置信区间严格大于零。平行趋势检验中，政策前各期系数联合不显著（F=1.22, p=0.3098），政策后第3年起显著跃升至0.593，印证中期滞后实质改善而非短期粉饰。内生性处理中，PSM后交互项0.704与0.737仍1%显著，Heckman逆米尔斯比不显著，排除选择性偏误。稳健性环节，Goodman-Bacon分解负权组件权重仅0.0004，CSDID与SADID动态轨迹与TWFE一致，安慰剂伪系数以零为中心分布，真值居右尾；控制CEPI后系数0.590仍显著，替换ESG等级与删直辖市样本结论不变。机制检验表明，约谈使污染排放对数下降0.045（1%显著），CSR披露指数升0.037（1%显著），高管绿色认知词频占比升0.001（10%显著），验证“E减排—S尽责—G认知重塑”三元传导。异质性分析中，非国企系数0.757（1%显著）而国企不显著；按政策前2011至2013年SA指数历史均值分组，低融资约束组促进效应更大，组间系数差显著，契合资源基础观与组织松弛理论。

讨论部分指出，软性规制借高密度信息披露与媒体聚焦构筑省内跨城市“强制性同构”压力，破解地方监管捕获；三元机制穿透企业边界直击管理层认知惰性，优于既往仅观信息披露的单维视角；产权与融资约束异质性反映非国企硬预算约束下信号修复动机更强，低融资约束者方能将高压转为实质绿色投资，高约束者陷“愿而不能”资源枯竭困境。

结论部分翻译如下：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任务，微观企业绿色治理效能提升是实现该宏观目标的坚实基石。研究人员视中国环保约谈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至2024年A股面板数据，在严格采用CSDID与SADID等前沿异质性稳健估计量及多种匹配方法排除内生性干扰后，实证考察垂直软性环境规制对企业ESG绩效及机制的影响。结果显示，环保约谈作为垂直软性规制典型代表，显著且实质提升微观企业综合ESG绩效，在排除中央环保督察等硬性规制混淆及混合安慰剂检验后结论高度稳健，证实其未诱发短期机会主义披露或表面漂绿，而是催化长期治理改善。在属地环境问责下，该政策具强渐进空间溢出与威慑传染效应，同省未直接被约谈城市企业因感知省内高压与同伴竞争，其ESG战略响应幅度与约谈地企业相当。机制上，总分跃升依赖“减排—尽责—绿色治理”三元底层结构改善：生产端破高碳路径依赖行实质减排（E），利益相关方端修复道德资本行社会责任（S），治理端重塑高管绿色注意力（G）。异质性上，非国企与低融资约束企业对软性信号更敏、绿色转型弹性更强；高融资约束者资本链脆，陷资源枯竭难支系统转型。研究为新兴经济体优化环境治理体系与赋能企业ESG实践提供可操作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