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ersity》:Richness–Evenness Patterns in Urban Blue–Green Spaces: Contrasting Community Structure Between Natural Wetlands and Designed Parks in the Minjiang River Bas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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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蓝绿空间(Urban blue–green spaces, UBGSs)对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然而关于这些空间中植物多样性如何响应城市化进程,以及在不同类型城市蓝绿空间中的变化模式,我们的认识仍然有限。本研究沿中国岷江流域城市化梯度,对四个城市蓝绿空间样地
城市蓝绿空间(Urban blue–green spaces, UBGSs)对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然而关于这些空间中植物多样性如何响应城市化进程,以及在不同类型城市蓝绿空间中的变化模式,我们的认识仍然有限。本研究沿中国岷江流域城市化梯度,对四个城市蓝绿空间样地中的植物群落进行了调查。由于每种蓝绿空间类型仅由一个样地代表,所有比较均为样地特异性的描述性分析。研究人员采用物种丰富度(S)、Shannon–Wiener指数(H′)、Pielou均匀度指数(J′)、频度(F)和重要值(I.V.)等指标,描述了四个样地间的物种组成和多样性格局是否存在差异。全部样地共记录615条物种记录,其中被子植物占优势(92.6%),世界广布科(如菊科Asteraceae、禾本科Poaceae、豆科Fabaceae)在各样地中普遍存在,表明区域物种库具有强烈影响。然而,样地间比较显示出截然不同的格局:近自然的白鹤滩国家湿地公园具有最高的物种丰富度(S=12.87),但均匀度较低(0.49);而高强度人工管理的活水公园尽管丰富度最低(9.67),却呈现出最高的均匀度(0.68)。此外,在人工管理样地中观察到F与I.V.排序之间的不一致性,即观赏物种具有较高的空间盖度但I.V.排序较低。研究人员仅将这种排序不一致性作为观测发现进行报告,而非经过验证的指标。这种不一致性表明,仅凭丰富度可能无法完全反映群落结构,但其诊断价值尚未得到验证。研究人员对四个样地中观察到的丰富度与均匀度对比格局进行了解释。由于样地身份与管理强度、生境面积和景观背景相混淆,无法对生态或人为因素进行因果归因。均匀度与物种丰富度在不同样地间的变化格局各不相同,但这种关联仍属观测性发现。研究人员提出假设:一个有韧性的城市生物多样性网络可以整合互补性节点,以大型自然湿地作为物种丰富位点,以人工公园作为结构均衡单元,而非追求单一多样性目标。本研究为成都公园城市倡议下的规划考虑提供了初步见解,但这些建议应被视为有待进一步验证的假设,而非已确立的管理准则。所提出的网络方法虽然在概念上具有吸引力,但在推广应用前仍需通过重复性研究进行实证检验。
**城市蓝绿空间植物多样性格局的系统比较——以岷江流域四种类型样地为例**
**1. 研究背景与科学问题**
城市化作为全球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改变的驱动因素,导致生境破碎化、生物同质化以及生物多样性的显著丧失。城市植被中乡土物种所占比例相对于非城市区域呈不成比例的下降,这一趋势在城市植物多样性方面尤为突出。城市蓝绿空间(Urban blue–green spaces, UBGSs)作为城市区域内自然及人工水体与植被区域的互联网络,承载着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庇护所。然而,现有规划与管理实践往往优先考虑美学和游憩功能,可能削弱其保护价值。
尽管城市-乡村梯度理论为理解城市化影响提供了框架,已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单一生境类型,或将丰富度与均匀度分开考察,对同一流域内自然与人工设计空间之间这两个维度的协同关系缺乏系统比较。物种丰富度与均匀度往往对环境驱动因子产生独立响应——仅关注丰富度可能掩盖少数物种的优势效应,而过度强调均匀度则可能低估物种贫乏但结构均衡群落的生态价值。因此,在不考虑UBGS类型的情况下,保护与设计策略可能与场地的实际贡献错位。岷江流域成都段作为中国西南城市化前沿区域,其2018年启动的“公园城市”建设倡议为探讨上述问题提供了现实背景。研究人员选取该区域沿城市化梯度的四个城市蓝绿空间样地,提出三个描述性问题:各样地间是否呈现一致的物种组成和广布科优势格局?各样地频度–重要值排序关系是否存在可量化的差异?丰富度与均匀度是否在样地间表现出对比性格局,这种格局对不同类型的蓝绿空间管理有何启示?
**2.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于2024年7–9月生长旺季,沿岷江流域成都段城市化梯度选取四个城市蓝绿空间样地:白鹤滩国家湿地公园(BNWP)、活水公园(HSP)、云桥湿地公园(YWP)和沱江河小微湿地(QSW)。各类型均由一个样地代表,属于案例比较设计。共布设760个样方,草本样方标准化为1m×1m,乔灌样方根据场地植被结构调整大小。采用物种丰富度(S)、Shannon–Wiener指数(H′)、Pielou均匀度指数(J′)、频度(F,即物种出现样方数占总样方数的比例)和重要值(I.V.,由相对频度、相对均高和相对盖度计算)评估多样性。基于Bray–Curtis相异度进行非度量多维尺度分析(NMDS),利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ρ)描述各样地内F与I.V.排序的一致性。因样地身份与管理强度、面积、景观背景等完全混淆,未进行推断性统计检验。物种鉴定依据《中国植物志》和水生植物图鉴,遵循APG IV分类系统核对学名。
**3. 研究结果**
**3.1 植物组成特征**
四个样地共记录615条物种记录,其中被子植物占92.6%,蕨类植物占5.6%,裸子植物占1.8%。菊科(51条记录)和禾本科(47条记录)为记录最多物种的科。世界广布科如菊科、禾本科、豆科、唇形科和蔷薇科在各样地中均为物种最丰富的科,体现了强烈的区域性物种库效应。科和属水平上的比较呈现出梯度差异:近自然的BNWP含有5个含≥10属的优势科,而人工管理的HSP无优势科,YWP和QSW各含1个。各样地单种属占总属数的63.3%–82.3%,且均未记录到含≥10种的大属。
**3.2 频度与重要值排序关系**
通过各样地内F与I.V.排序关系的Spearman相关分析,研究人员发现了样地间的显著差异。BNWP的F与I.V.排序呈强正相关(ρ=0.82),表明高F物种通常也具有高I.V.。相反,HSP的F与I.V.排序相关性较弱(ρ=0.31),例如观赏物种蜘蛛抱蛋(Aspidistra elatior)F最高(0.359)但I.V.仅列第10位,洒金桃叶珊瑚(Aucuba japonica)F排第6位但I.V.列第15位,表明人工设计场地中空间分布广泛物种在群落结构贡献排序中相对较低。YWP(ρ=0.56)和QSW(ρ=0.48)呈中等程度相关。研究人员强调该排序不一致性仅为描述性观察结果,不作为已验证的指示指标。
**3.3 植物群落多样性**
各样地样方水平α多样性呈现对比性格局。BNWP具有最高的平均物种丰富度(S=12.87±2.17),而HSP最低(9.67±3.24)。然而,HSP表现出最高的平均Shannon–Wiener指数(H′=1.54±0.58)和Pielou均匀度指数(J′=0.68±0.19),BNWP虽丰富度最高但均匀度最低(J′=0.49)。YWP和QSW的均匀度居中(0.62和0.60)。BNWP内部不同生境类型(如草本、灌木和乔木生境)间的S、H′和J′也存在差异,说明其高丰富度可能部分与多种生境类型的共存有关。NMDS描述性检验(stress=0.187)显示四个样地之间存在广泛的物种组成分离。上述结果均为描述性统计,未进行任何推断性检验。
**4. 讨论与结论**
研究人员指出,样地间呈现一致的植物组成格局表明区域物种库对城市蓝绿空间植物群落的强烈影响。但大面积的近自然湿地(BNWP)含有更多高属数优势科,而人工管理公园缺乏此类科,暗示生境面积和管理背景可能影响科内属级多样性。F–I.V.排序不一致性在人工管理样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园艺设计保证了均匀的空间覆盖,但这些选择性种植的物种对群落结构的贡献率排序较低,这与以美学为导向的设计优先原则一致。这种描述性格局能否发展为成熟的指示指标,仍需在多个重复样地中针对独立测得的管理和生境变量进行敏感性验证。
丰富度与均匀度的对比格局——BNWP的高丰富度低均匀度与HSP的低丰富度高均匀度——提示高丰富度并不必然代表群落功能优良。多样化的微生境、局域竞争过程或随机优势效应均可能产生前一种格局,而后者可能与人工种植设计有关。由于每种UBGS类型仅由一个样地代表,样地身份与管理强度、面积、历史、景观背景和城市化压力完全混淆,无法对这些格局进行因果归因。所有解释均视为假说而非已验证的机制。
研究人员提出一个初始假说:不同UBGS类型构成的互补性网络——大型自然湿地作为物种丰富位点、人工公园作为结构均衡单元——可能比追求单一多样性目标更有利于提升区域城市植物多样性。然而,该网络策略仍属概念性假说,其有效性需通过在各类蓝绿空间中进行多重复样地的严格设计加以实证检验。基于四个特定样地的研究结果应视为初步、假说生成性的,不具有普适性的规划指导意义。本研究的贡献在于采用标准化方法对同一流域内四种蓝绿空间类型进行了系统比较,为成都公园城市倡议提供了观测性证据,并为未来重复性研究提供了可供检验的科学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