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可持续性：阿布扎比日常废弃物实践中的信任与基础设施

《Environmental Sociology》：Delegating sustainability: trust and infrastructure in everyday waste practices in Abu Dhabi

　　

本文考察了环境关切、制度信任和多元文化社会结构如何塑造阿布扎比酋长国的日常废弃物实践。基于一项结合代表性调查（N=950）与十二个焦点小组（N=59）的混合方法研究（mixed-methods study），本文探究了在快速城市化、高度多元化的非西方社会中，亲环境关切与具体行为改变之间持续存在的脱节，即通常所称的价值-行动差距（value-action gap）。在实践社会学理论与环境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分析表明，该差距产生于制度信任、基础设施条件和社会分化的家庭安排之间的交互作用，从而对家庭废弃物分类参与度有限源于个体态度这一观点提出挑战。居民对政府和科学专业知识表现出广泛信心，但质疑废弃物管理的透明度和有效性。设施可及性是参与的最强预测因子，其影响超过社会人口学变量。在考虑共同基础设施条件后，不同国籍群体的回收实践差异甚微；然而，移民历史和家庭劳动的委托塑造了分化的环境取向。通过将阿布扎比置于全球环境社会学辩论中，本文认为，价值-行动差距更应被理解为制度化环境治理的结构性特征，而非个体动机缺陷。

**论文解读：委托可持续性——阿布扎比日常废弃物实践中的信任与基础设施**

**研究背景与意义**：在当代环境治理中，废弃物管理与回收被视为连接可持续目标与日常行动的象征性实践。尽管回收被广泛推广为一种日常环保行为，但在高消费和高废弃物产生的社会中，其执行仍不均衡。阿联酋尤其是阿布扎比酋长国，作为快速城市化、外籍人口占多数的非西方社会，其人均城市固体废弃物产量居全球高位，高于OECD平均水平。政府自2020年以来将环境可持续列为优先事项，但居民层面的回收参与仍有限。既有研究通常将这种“意识—行为”不一致称为“价值—行动差距”（value-action gap），并倾向于从个体态度或信息不足角度解释。本研究基于环境社会学和实践理论，提出该差距实为制度信任、基础设施和家庭劳动分工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个体动机缺失。这一视角不仅有助于理解阿布扎比的特殊情境，也为全球环境社会学提供了非西方多元社会的经验证据。论文发表于《Environmental Sociology》。

**研究方法简述**：研究人员采用混合方法设计，其一是对阿布扎比酋长国三个市政区域（阿布扎比、艾因、达夫拉）的950名居民进行代表性在线调查（2025年1—4月），问卷覆盖环保态度、废弃物感知、实践、家庭习惯、障碍、动机与偏好等七大主题，并依据2023年人口统计信息进行事后加权校准（raking procedure）；其二是于2024年12月至2025年2月开展12个焦点小组，共59名参与者，涵盖不同国籍、职业和住宅区域，基于半结构化指南讨论废弃物实践的意义、惯例和情感取向。资料分析采用描述统计、卡方检验、回归分析、多重对应分析（MCA）及焦点小组主题编码。

**研究结果**：
**环境关切与生态问题感知**：多重对应分析显示，环境关切在阿布扎比已广泛共享，核心差异维度是居民对科学和制度解决环境问题的信心。61.1%的受访者认为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说明环境责任已成为社会规范。
**废弃物的感知：从风险到资源再到宗教伦理**：调查和焦点小组表明，废弃物同时被视为风险与资源。年龄较长者更倾向将废弃物视为收入来源，高收入者较少担忧处理成本；非阿联酋国籍者对健康风险更为敏感。焦点小组中多位阿联酋参与者强调，减少浪费是宗教信仰和传统美德，但快速致富带来的“便利文化”与代际变化削弱了这些传统实践。
**日常环境实践**：64.4%的受访者报告过去一年采取过至少一项环保行动。开放式回答中，塑料减量（37.3%）和回收（27.2%）是主要行动。封闭式得分显示，减量和负责任消费较为常态，而回收与再利用的得分偏低，说明个人化低成本行动优先于依赖基础设施的实践。
**可持续行动的障碍：实用性与可负担性**：约半数受访者报告至少一种障碍。基础设施可及性是最强障碍，40.4%不知道回收点位置，34.3%难以到达；多变量回归显示，知道回收地点者的分类行为优势比约为2.4倍（OR=0.41），教育、收入不再显著。经济因素占33.7%，社交压力占31.5%，焦点小组补充了公寓空间限制和移动能力不足的影响。
**信息、信任与透明度**：约36.9%不知道可回收物种类，13.9%不知道方法；27.3%质疑分类物是否真正被回收。焦点小组参与者要求看到处理后结果，说明当废弃物系统不可见时，居民参与取决于对机构程序的信任，而非内生态度。

**讨论与结论**：作者将上述现象概括为“委托可持续性”（delegated sustainability）：环境责任在原则上被集体认可，却在操作上被委托给政府机构、专家系统以及家庭内的特定成员（常为女性或家务工人）。这种委托以高制度信任、隐蔽式基础设施和家务外包为前提。研究进一步发现，基础设施可及性是预测参与的最强变量，而非民族、收入或教育；不同国籍群体在相同条件下实践趋同，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道德框架和风险感知上，并未转化为差异化行为。家庭内分工造成责任碎片化，进一步加剧道德关切与实际执行的分离。因此，作者强调，理解价值—行动差距应关注环境责任如何被社会分配、基础设施如何被组织、制度过程如何被信任，而不能简单归因于个体动机。这一结论对可持续政策具有启示：应同时调整物质设施、意义和技能，而非仅提供更多设施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