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ce and Youth》：Positive and negative empathy as predictors and outcomes of prosocial behavior toward friends and str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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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他人负性情绪（如痛苦）的共情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双向关系已有大量研究。然而，尚无研究考察在早期青少年期，对他人正性情绪（如快乐）的共情与指向朋友和陌生人的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双向关系。一项为期一年的纵向研究纳入了384名青少年（56.5%为女性；平均年龄=12
关于对他人负性情绪（如痛苦）的共情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双向关系已有大量研究。然而，尚无研究考察在早期青少年期，对他人正性情绪（如快乐）的共情与指向朋友和陌生人的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双向关系。一项为期一年的纵向研究纳入了384名青少年（56.5%为女性；平均年龄=12.63岁）。结果显示，共情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双向关系。正性情感共情预测了随后指向陌生人的亲社会行为，而指向陌生人的亲社会行为则预测了负性和正性认知共情的变化。同样，正性认知共情和正性情感共情预测了随后指向朋友的亲社会行为，而指向朋友的亲社会行为又反过来与随时间推移的正性及负性认知共情的增强相关。本研究为深入理解在这一发展阶段中正性与负性共情如何关联并影响不同类型的亲社会行为提供了独特视角。
**论文解读：早期青少年正性/负性共情与指向朋友及陌生人的亲社会行为的双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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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共情（empathy）是社会情感发展的核心能力，指个体理解并回应他人情绪状态的心理过程。长期以来，大量研究聚焦于负性共情（negative empathy，即对他人痛苦、悲伤等负性情绪的共情反应）与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之间的关联，并普遍认为高共情水平个体更倾向于做出有益于他人的行为。然而，学界对正性共情（positive empathy，即对他人快乐、成功等正性情绪的共情反应）的关注相对不足，尤其是在早期青少年群体中的研究十分匮乏。
早期青少年期是个体社会关系迅速扩展的关键阶段，同伴互动逐渐超越家庭范畴，青少年需要同时处理与亲密朋友和陌生同伴的关系。在这一背景下，不同类型的共情（正性与负性，认知与情感）是否差异化地预测指向不同社会目标（朋友与陌生人）的亲社会行为，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此外，以往研究多将共情视为亲社会行为的前因变量，但依据交互决定论（reciprocal determinism），亲社会行为也可能反过来促进共情的发展。然而，现有双向关系研究仅考察了负性共情，未将正性共情纳入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研究缺口，本研究旨在通过纵向追踪设计，考察早期青少年正性共情和负性共情（各自包含认知与情感成分）与指向朋友及陌生人的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双向预测关系，提出两个研究假设：H1——正性、负性共情与指向陌生人的亲社会行为正向互惠预测；H2——正性、负性共情与指向朋友的亲社会行为正向互惠预测，且正性共情与指向朋友的亲社会行为的关联更突出。
### 二、研究方法与关键技术
本研究采用为期一年的纵向面板设计，样本来源为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六所中学的384名早期青少年（T1时平均年龄12.63岁，SD=0.68；流失率15.6%）。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如下：
1. **量表测量**：使用珀斯共情量表（Perth Empathy Scale，PES）测量正/负性共情中的认知（情绪识别）与情感成分；使用Richaud等人（2017）开发的西班牙语儿童与早期青少年共情问卷测量负性认知共情中的观点采择成分；使用正性观点采择量表测量正性认知共情中的观点采择成分；使用Padilla-Walker等人（2018）开发、Mesurado等人（2022）验证的西班牙语版不同目标亲社会行为量表测量指向朋友和陌生人的亲社会行为。
2. **统计分析**：采用SPSS 29进行描述性统计和Pearson双变量相关分析；采用Mplus 7进行交叉滞后面板分析（cross-lagged panel analysis），构建十二个交叉滞后模型，分别检验六种共情成分与两类亲社会行为（指向陌生人和指向朋友）的双向效应，并以性别作为控制变量。由于数据非正态分布，使用稳健极大似然估计（MLR），缺失数据采用全信息极大似然（FIML）处理，在随机缺失（MAR）假设下进行参数估计。
### 三、研究结果
**（一）相关分析**
双变量相关分析显示，T1时所有变量与T2时所有变量均呈显著相关，但负性情感共情（T1）与负性认知共情观点采择成分（T2）之间、负性认知共情观点采择成分（T1）与负性情感共情（T2）之间未达显著相关。该结果为后续交叉滞后模型提供了初步关联证据。
**（二）不同共情成分与指向陌生人的亲社会行为**
交叉滞后分析结果显示：正性情感共情（T1）显著正向预测指向陌生人的亲社会行为（T2）（β=.10, p<.05）；反之，指向陌生人的亲社会行为（T1）显著预测负性认知共情中的情绪识别成分（β=.14, p<.01）、负性认知共情中的观点采择成分（β=.14, p<.01）以及正性认知共情中的观点采择成分（β=.15, p<.01）在T2的水平。各模型对共情成分的解释方差介于25%~32%，对亲社会行为的解释方差为44%。
**（三）不同共情成分与指向朋友的亲社会行为**
交叉滞后分析结果显示：正性认知共情中的情绪识别成分（β=.14, p<.01）和正性情感共情（β=.15, p<.01）在T1均显著正向预测指向朋友的亲社会行为（T2）；反之，指向朋友的亲社会行为（T1）显著预测负性认知共情中的情绪识别成分（β=.18, p<.001）、正性认知共情中的情绪识别成分（β=.14, p<.01）以及负性认知共情中的观点采择成分（β=.15, p<.05）在T2的水平。各模型对共情成分的解释方差介于24%~34%，对亲社会行为的解释方差介于44%~45%。
###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要点：** 两个研究假设均获得部分支持。正性情感共情（即分享他人正性情绪的能力）是预测指向朋友和陌生人的亲社会行为的关键因素，这与积极情绪扩展-建构理论（broaden-and-build theory）一致：体验正性情绪能拓宽个体的认知与行动 repertoire，促使个体做出助人行为。正性认知共情的情绪识别成分仅预测指向朋友的亲社会行为，这可能归因于青少年对朋友的情绪表达更熟悉、更具关系背景，从而更容易准确识别朋友的快乐情绪并做出建设性回应；而对陌生人的正性情绪识别则需要更多认知努力，在缺乏训练的情况下难以自然转化为助人行为。
反向路径中，指向陌生人的亲社会行为促进了负性认知共情（情绪识别与观点采择）以及正性认知共情的观点采择成分的发展，这可能是因为助人行为创造了一种“新的亲近感”，促使青少年更关注和理解他人的情绪状态。指向朋友的亲社会行为则促进了正性认知共情的情绪识别成分和负性认知共情的两个认知成分，这可能是由于在亲密关系中助人提供了更多识别朋友情绪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亲社会行为并未促进共情的情感成分，这对以往理论提出了细化。
**研究结论：** 本研究表明，共情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复杂而有差异的双向关系。正性情感共情对指向朋友和陌生人的亲社会行为均具有预测作用，而正性认知共情则特异性地预测指向朋友的亲社会行为；不同类型的亲社会行为反向促进认知共情（而非情感共情）的特定成分。该发现支持了共情与亲社会行为相互强化的发展观点，也为设计基于正性共情训练的青少年亲社会干预项目提供了实证依据。研究局限性包括仅有两个时间点、依赖自我报告测量以及样本来自阿根廷特定社会文化背景，未来研究应延长追踪期限、采用多源评估并在不同文化情境中验证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