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锁定的碳及空气污染物排放主导中国家庭足迹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cotechnology》：Habit-locked-in carbon-air-pollutant emissions dominate China’s household footprints

　　

摘要
家庭消费是全球碳及空气污染物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日常行为模式逐渐固化，降低了需求对减缓政策的响应性。基于消费的核算方法已通过供应链追溯了这些环境负担，但由行为惯性所锁定的排放规模仍未得到充分量化。本研究团队的研究表明，碳及空气污染物的锁定排放占中国家庭驱动CO₂、PM_2.5、NO_x和SO₂排放总量的近84%，远超净消费增长的贡献。食品消费的锁定份额最高（约97%），其次为居住消费（84–86%）。人均习惯锁定排放在华东和华北地区达到峰值，其中32–53%的排放来源于内蒙古和山东的生产体系。面向2035年的情景分析显示，在基准情景下，习惯锁定CO₂排放将于2030年左右达峰，而习惯锁定空气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唯有当碳中和导向政策与消费惯性减弱相结合时，才能实现最大且最均衡的减排量——CO₂减排1,285 Mt，同时PM_2.5减排218 kt、SO₂减排729 kt、NO_x减排126 kt。上述发现表明，中国实现高效的需求侧协同减排，需要以低排放、可负担的替代方案系统性地替换习惯锁定的碳及空气污染物排放。

**习惯锁定排放：中国家庭消费碳及空气污染物协同减排的关键瓶颈——论文解读**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家庭消费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供应链效应，已成为人为CO₂和空气污染物排放的重要贡献者。在生活水平快速提升的发展中地区，家庭支出的增长尤为显著，但消费扩张带来的环境压力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抵消末端减排技术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既有研究多基于消费侧核算框架，利用投入产出模型揭示家庭最终需求与直接排放及上游生产活动之间的关联，并识别了关键生产部门、供应链路径和区域间不平等性。

然而，一个关键的理论视角——内部习惯形成——尚未被系统地纳入排放锁定效应的量化框架之中。内部习惯形成理论认为，过去的消费模式通过建立“习惯存量”塑造当前的消费偏好，从而对未来的消费轨迹产生锚定效应。消费者为维持自我效能感，倾向于维持或提高既有的购买水平，形成“棘轮效应”，使消费上调易于下调。这种消费锁定效应进一步被社会比较和炫耀性消费动机所强化。尽管有研究测算了满足人类基本需求或体面生活水平所对应的环境足迹，但习惯形成对消费驱动排放锁定的贡献程度仍缺乏系统性评估。

中国已确立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并持续推进空气污染物协同减排。家庭消费占全国碳足迹的34%，其引致的PM_2.5排放每年导致约25万人过早死亡。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居民存在显著的消费惯性，且城乡和区域差异明显。这些行为模式使得消费端协同减排措施面临重大不确定性。因此，量化家庭消费中由习惯形成驱动的CO₂及主要空气污染物排放水平，识别其空间格局和跨区域转移特征，并评估不同政策路径下的减排潜力，对于制定有效的需求侧协同减排策略至关重要。

**2. 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构建了融合内部习惯形成模型与环境扩展多区域投入产出（EE-MRIO）模型的系统评估框架。具体而言，研究人员基于2014–2019年中国280个城市和244个农村样本的面板数据集（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估计各消费类别的内部习惯形成系数λ。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多分辨率排放清单模型（MEIC）提供的2017年和2020年排放数据（CO₂、PM_2.5、NO_x和SO₂），结合2017年中国省级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在EE-MRIO框架下核算习惯形成相关排放（HFE）和净增长相关排放（NIE）。未来情景模拟依托中国动态排放预测模型（DPEC），设计了三维度交叉的19种综合情景，并通过协同减排系数（SRC）评估锁定排放的CO₂-空气污染物协同减排效应。不确定性评估采用投入产出生命周期评价（IO-LCA）中广泛应用的误差传播方法。

**3. 主要研究结果**

**3.1 习惯形成引致的排放锁定效应**

研究发现，习惯形成引致的锁定排放CO₂平均水平为每人1.72吨（2017年），占家庭消费碳足迹的65–89%；PM_2.5、NO_x和SO₂排放量的68–91%同样由习惯锁定效应驱动，而净消费增长的贡献不足16%。华北地区（如内蒙古）因化石能源主导的能源系统和集中的工业活动，锁定排放水平最高（CO₂为每人4.4吨，PM_2.5为每人1.5千克，NO_x为每人3.8千克，SO₂为每人8.1千克）；华东地区次之，中西部省份较低。分消费类别来看，食品消费的锁定份额最高（CO₂约为97.3%，三种空气污染物约为97.2–97.4%），而居住消费在锁定排放总量中的贡献最大（占家庭消费CO₂排放的13.3–56.2%）。交通消费的锁定份额最低（68.6–70.5%），教育消费的锁定份额较高（86.2–87.2%）。

**3.2 锁定排放的跨区域转移**

区域间锁定排放的净转移呈现不均衡格局。内蒙古和山东作为主要净出口省份，合计贡献了全国锁定CO₂排放的53.4%、PM_2.5的32.4%、NO_x的34.1%和SO₂的47.4%。广东、北京、江苏、浙江和河北等消费密集型省份则通过区域间供应链净输入锁定排放。主要转移通道具有邻近性和本地化特征，如内蒙古至河北是最大的锁定排放转移流。CO₂和NO_x的净转移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而PM_2.5和SO₂的净转移则呈现更大的空间分离性，华东地区是主要驱动者。

**3.3 2035年碳与空气污染物协同减排挑战**

情景模拟结果表明，在基准情景（BAU）下，习惯锁定CO₂排放将于2030年前后达峰，但在2035年仍维持在2,398.0 Mt的高位（与2017年持平）。相对严格碳约束（RSC）情景下CO₂排放轨迹与BAU情景相近，表明单纯依靠空气污染控制政策难以强化碳约束。最严格碳约束（MSC）情景则展现出最大的减排潜力，即便家庭消费增长和习惯形成效应不变，2035年全国锁定排放仍可较BAU情景减少46.4%。当习惯形成效应减弱（AHF）时，减排幅度进一步提升至52.9–64.9%。空气污染物方面，2035年所有情景下锁定排放均持续下降；MSC情景较BAU情景可实现PM_2.5、NO_x和SO₂额外减排35.1%、46.6%和27.8%。最大的综合减排效果出现于MSC与AHF组合情景，可达CO₂减排1,285 Mt、PM_2.5减排218 kt、SO₂减排729 kt、NO_x减排126 kt。

习惯形成效应的强化（EHF）会显著放大区域间锁定排放差异，其影响在非富裕省份更为突出；而习惯形成效应减弱（AHF）则使消费导向型省份获益更大，但内蒙古等供给侧结构对政策高度敏感的地区额外减排效果有限。到2035年，锁定SO₂和CO₂排放的协同减排系数（SRC）最高，但SRC整体呈下降趋势，反映出末端治理措施对空气污染物的削减速度快于系统性脱碳对CO₂的削减速度的时序错配。PM_2.5和NO_x的SRC随习惯形成效应减弱而上升，表明这两类污染物对需求侧干预的响应更为灵敏。

**4.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消费端减缓措施的重要性日益受到关注，但现有策略多针对总消费或总量消费，忽视了行为惯性对政策有效性的制约。本研究的框架通过区分习惯形成相关排放（HFE）和净增长排放（NIE），为协同规划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跨区域转移特征表明，消费密集型地区的需求侧调整应与出口地区的生产侧脱碳相协调，责任分配不应仅限于承载排放的生产省份。政策上应优先考虑结构化的习惯替代路径，通过社会反馈、定向补贴和价格改革使低碳替代方案成为便捷、可负担且可重复的习惯行为。同时，协同减排策略需考虑城乡和区域差异，将共性上游供应链改进与差异化的居住能源服务转型相结合。空间上，西南地区的高CO₂–SO₂协同潜力要求在近期推进电力和工业结构脱碳；NO_x对消费变化高度敏感的区域应通过交通和居住能源干预实现多污染物协同效益。习惯形成效应是一种衡量消费惯性的简化形式指标，而非因果性行为估计，但该分解框架和情景评估方法可推广至其他具有本地代表性数据的经济体。

结论部分：研究将内部习惯形成模型与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分析相结合，量化了中国30个省份城乡家庭消费相关的CO₂、PM_2.5、SO₂和NO_x排放，并通过跨区域贸易联系追溯了这些持续性排放的区域间转移。研究发现，内部习惯形成是维持中国家庭消费碳及空气污染物排放锁定的关键机制。习惯形成相关消费占家庭驱动排放总量的近84%，超过净消费增长的贡献。锁定强度在不同消费类别、区域和城乡之间差异显著，其中食品消费的锁定份额最高（约97%），其次为居住消费（84–86%）。人均习惯形成相关排放量在华东和华北地区达到峰值。情景分析揭示了碳和空气污染物排放的不同未来轨迹：在基准情景下，习惯锁定CO₂排放预计在2030年前后达峰，到2035年仍接近2017年水平；而习惯锁定PM_2.5、NO_x和SO₂排放预计持续下降。在更强碳约束与更低消费惯性相结合的情景下，碳和空气污染物排放的减排幅度更大。上述发现凸显了消费相关习惯形成在塑造未来排放路径中的重要作用，并表明解决消费侧惯性能与中国低碳和清洁空气转型中的供给侧减缓努力形成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