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rgy Economics》:Just transition? Exploring the climate finance, regulatory quality, trade openness and renewable energy nex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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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金融对可再生能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采用双重机器学习与动态面板阈值模型。•监管质量与贸易开放度存在临界点效应。•低收入国家中改善效果尤为显著。引言随着热浪和野火等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和强度不断上升,全球气候变化正严重冲击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体系(Newman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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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金融对可再生能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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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双重机器学习与动态面板阈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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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质量与贸易开放度存在临界点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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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国家中改善效果尤为显著。
引言
随着热浪和野火等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和强度不断上升,全球气候变化正严重冲击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体系(Newman and Noy, 2023)。发展中国家承受了最严重的冲击,其可持续发展前景面临巨大挑战。在此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凭借清洁、可持续、低碳的特性,已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与能源系统低碳转型的核心路径。然而,排放的空间分布与能源转型能力存在深刻的不平等(Wang et al., 2023)。排放量最大的六个国家贡献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约63%,而最不发达国家仅占3%。历史排放责任与气候脆弱性之间的这种不对称性,产生了一种迫切的道德与实践要求:那些对人为气候变化贡献最小、却面临最严重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国际支持以向低碳能源系统转型(UNFCC, 2021)。在这一进程中,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金融,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公正转型的关键机制,对于缩小国家间转型差距、实现全球气候治理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公正转型的概念起源于贸易运动行动,并由国际劳工组织于2015年正式化,为应对这一不对称性提供了规范框架。国际劳工组织《指南》将公正转型定义为以尽可能公平和包容的方式绿化经济,创造体面就业机会,不让任何人掉队。在气候金融与能源转型的语境下,这一概念超越了劳动力市场调整范畴,涵盖三个相互关联的公正维度:分配公正关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间财政与技术资源的公平配置;程序公正涉及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金融治理与项目设计决策过程中的参与;认可公正则承认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机制下差异化历史责任、能力和发展需求。从这一视角看,气候金融不仅是资源动员机制,更是纠正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性不平等的工具,确保可再生能源转型不会加剧既有的发展差距。
从理论层面看,首先,全球气候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即任何国家的减排行为都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非排他性收益(Hong et al., 2020)。这种特性导致搭便车问题,从而为跨境资金转移提供了经济学依据,以将正外部性内部化(Briera and Lefevre, 2024)。其次,发展中国家面临多重市场失灵,系统性地抑制了私营部门对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Khan et al., 2020)。这些失灵涵盖资本市场不完善、投资者与项目开发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清洁能源部署带来的正知识溢出效应。这些理论基础支撑了发达国家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发展中国家动员气候金融的承诺。然而,当前领域存在一个持续的实证悖论:尽管在制度层面承诺扩大气候金融规模,发展中国家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仍显著落后。本研究将公正转型框架转化为实证分析,通过考察气候金融与可再生能源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国家间是否存在差异,从而评估气候金融在分配和程序两个维度上的有效性。
然而,国际资本流动的有效性并非有保障,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接收国的吸收能力及制度质量。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看,监管质量决定了金融中介的交易成本和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高质量的监管有助于推动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建立可信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降低国际投资者的不确定性,从而有可能提升气候金融的有效性(Winarto and Parwoto, 2025)。反之,当监管质量低于某一临界水平时,通过寻租行为、资源错配或执行失败,可能导致气候金融失效甚至产生反效果。
类似地,贸易开放度是气候金融有效性的关键制度渠道。开放贸易体制促进清洁能源技术、零部件和技术专长的跨境流动,使发展中国家在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实现规模经济(Li and Shao, 2022; Umar and Safi, 2023)。然而,日益增加的贸易壁垒——例如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措施——引入了新的市场准入障碍,增加了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当贸易开放度受到约束时,技术转让与市场准入的限制可能阻碍气候金融充分发挥其部署潜力(Weko and Goldthau, 2022),无论资金流动规模如何。这一实证空白进一步因对影响气候金融有效性的制度临界点关注不足而加剧。
因此,本研究基于已识别的理论差距与实证空白,提出三个研究问题:(1)在发展中国家中,气候金融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及公正能源转型的实现在多大程度上相关联?(2)监管质量是否对气候金融与可再生能源发展之间的关系表现出阈值效应?如果是,其从抑制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的关键阈值是多少?(3)贸易开放度在气候金融有效性中扮演何种角色?
本研究聚焦于发展中国家中气候金融与可再生能源发展之间的关系。首先,为考察气候金融与可再生能源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处理内生性和维度灾难问题,我们应用双重机器学习框架(Mngumi et al., 2022; Zhang et al., 2022)。其次,考虑到气候金融与可再生能源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本研究采用动态面板阈值模型评估不同水平的监管质量和贸易开放度对气候金融与可再生能源之间关系的阈值效应。再次,考虑到低收入国家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本研究考察气候金融与可再生能源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收入群体间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结构如下。第2节回顾相关文献并提出研究假设。第3节讨论研究方法与数据。第4节呈现实证结果并进行讨论。最后,第5节得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章节摘要
气候金融与可再生能源发展
气候金融的兴起与演变同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紧密相连。早期的气候金融主要关注资金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以支持接收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与适应行动(Bhandary et al., 2021),这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京都议定书》中有明确体现。这反映了国际层面的
数据描述
基于数据可获得性,本研究考察了2000—2019年间71个发展中国家中气候金融与可再生能源发展之间的关系(见附录表A1)。选择这一样本的原因有两个:2000年标志着OECD-DAC气候金融追踪机制和《京都议定书》机制开始运行,而2019年则避开了新冠肺炎疫情可能造成的扭曲。鉴于数据质量的局限性,缺失观测值采用
双重机器学习结果
本研究采用五折交叉拟合的双重机器学习模型估计气候金融与可再生能源发展之间的关系,主要和辅助回归模型均使用Lasso回归算法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3。模型(1)在全样本区间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我们发现气候金融对可再生能源的回归系数
结论
尽管气候金融作为推进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关键路径具有理论潜力,但其实际有效性面临现实挑战。这些挑战部分与贸易壁垒和监管质量缺陷有关。通过引入双重机器学习(DML)模型,本研究缓解了与高维混淆因素和灵活函数形式假设相关的潜在估计偏误。实证检验显示存在正相关关系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Wang, Lili:撰写——初稿,方法论,形式化分析,数据整理,概念化。Pang, Jun:撰写——初稿,监督,资源,方法论,经费获取,概念化。
未引用参考文献
Anantharajah, 2021
Inter 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et al., 2023
Lin et al., 2023b
Salmerón et al., 2018
Tariq et al., 2022
Wang and Pang, 2025
Wu, 2022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不存在已知的竞争性经济利益或个人关系可能影响本文所报告的工作。
致谢
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4&ZD105)资助。
Lili Wang|Jun P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