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碳政策引导创新？中国政策工具与政策组合的比较证据

《Energy Economics》：Which carbon policies redirect innovation? Comparative evidence on policy instruments and policy mixes in China

　　

中国企业表现出强烈的非绿色创新持续性；聚焦的限制性和支持性政策组合改善了绿色转向；广泛的政策捆绑并未带来明显的额外创新收益；政策一致性比所部署的工具数量更为重要。

哪些碳政策引导创新？——基于中国政策工具与政策组合的比较证据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核心挑战不仅在于如何激励更多绿色创新，还在于如何减少企业对碳密集型技术路径的持续依赖。创新具有内在累积性，企业通常基于既有的知识、惯例和生产能力进行创新，这种继承优势使某些研究方向比其他方向更容易推进。当这些累积能力集中于碳密集型或非绿色技术时，即使环境规制趋严、绿色机遇增多，企业仍可能被锁定在既有创新路径上。现有文献主要关注环境政策是否提升绿色创新，但较少研究不同类型的碳转型政策是否与减弱非绿色创新持续性、重新配置既有技术能力相关。实践中，气候治理很少依赖单一政策工具，政府常组合运用市场机制、规划设计、行政改革与金融激励。政策组合文献强调政策互动的重要性，但实证研究往往孤立评估单项政策，难以揭示多重政策叠加下的企业反应。中国在保有大量碳密集型生产的同时实施多种气候政策，为比较不同政策工具及组合提供了理想场景。该研究聚焦四种政策工具：碳排放交易政策（CETP）、低碳城市试点政策（LCCPP）、垂直环境管理改革（VEMR）和绿色贷款利息补贴政策（GLISP），它们分别体现市场化碳价格、地方规划指导、监管可信度增强和融资成本降低等不同治理逻辑。该论文发表在《Energy Economics》。

二、数据、样本与实证方法

研究人员使用2003—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专利与财务数据。专利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的绿色专利研究数据库，采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识别绿色专利；财务与公司治理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样本排除了ST*、PT公司及金融行业，最终包含3425家企业的30,943个企业—年度观测。实证方法上，以专利申请量衡量创新，非绿色专利为总专利与绿色专利之差；采用永续盘存法构建绿色与非绿色专利存量，折旧率设为15%。核心模型为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利用政策实施时间与地点的差异构造政策暴露指示变量，并与滞后专利存量交互，检验政策是否改变路径依赖。稳健性检验涵盖替换因变量、调整折旧率、更换知识存量测度、加入行业—年度固定效应等。

三、主要研究结果

（一）非绿色创新锁定的基线证据

通过将当前非绿色与绿色专利申请量对滞后的两类专利存量进行回归，研究人员发现，滞后非绿色专利存量对非绿色专利申请的系数为0.3522，对绿色专利申请的系数仅为0.1131；滞后绿色专利存量对绿色专利申请的系数为0.2530，对非绿色专利申请的系数为0.1600。这表明企业显著倾向于沿既有技术轨迹创新，非绿色知识存量更可能产生更多非绿色创新，而非转向绿色领域，从而证实了非绿色技术锁定现象。

（二）限制性政策组合

将碳定价（CETP）与强化环境监管可信度（VEMR）视为限制性工具，其联合暴露（Mix_Restrictive）在绿色专利方程中与滞后非绿色专利存量的交互项显著为正（0.0444），在非绿色专利方程中交互项弱显著为负（-0.0317）。该结果表明，限制性组合主要促进既有非绿色知识向绿色专利转化，而对直接打破非绿色路径持续性的作用相对有限。

（三）支持性政策组合

规划性引导（LCCPP）与金融支持（GLISP）构成支持性组合（Mix_Supportive）。其与滞后非绿色专利存量的交互项在绿色专利方程中显著为正（0.0575），在非绿色专利方程中不显著。该结果说明，支持性组合通过“方向引导+能力支持”的互补机制促进绿色转向，但并不直接压制非绿色创新，绿色转向主要源于企业将既有能力重新配置到绿色领域。

（四）全面政策捆绑

当四种政策同时施行形成完整捆绑（Mix_All）时，其与滞后非绿色专利存量的交互项在绿色专利方程中不再显著（0.0286），未发现额外的绿色转向收益。这表明政策数量并非越多越有效，广泛捆绑可能产生协调摩擦或边际收益递减，无法带来超越聚焦组合的额外创新激励。

（五）政策组合的动态效应

对限制性与支持性组合的动态检验表明，政策实施前各交互项系数大多统计不显著，说明主要结果并非由预先趋势驱动；政策实施后，在绿色专利方程中，政策组合暴露与滞后绿色专利存量的交互项逐步转为积极，表明政策组合强化了既有绿色能力的进一步积累，但并未直接削弱非绿色创新本身。

（六）单项政策工具分析

在统一框架下分别考察四种政策，结果发现：CETP与LCCPP在绿色专利方程中与滞后非绿色专利存量的交互项均显著为正（分别为0.0601、0.0459），在非绿色专利方程中不显著，表明它们主要通过温和的再配置作用促进绿色转向；VEMR是唯一同时在非绿色专利方程中显著为负（-0.0371）且在绿色专利方程中显著为正（0.0361）的政策，说明监管可信度的提升既能削弱非绿色创新持续性，又能增强绿色转向；GLISP在绿色专利方程中交互项显著为正（0.0493），其作用机制主要在于降低融资成本从而促进既有能力向绿色领域转移。

（七）政策状态分析

将企业划分为无政策暴露、仅限制性、仅支持性、混合组合（限制性与支持性同时存在但不含全部四种）和全面捆绑五种状态。结果显示，混合组合在绿色专利方程中与滞后非绿色存量交互项显著为正（0.0577），全面捆绑的系数为0.0628，二者差异不显著；Wald检验进一步拒绝了超可加性假设，表明限制性与支持性工具的联合效应小于各自单独效应之和，存在部分替代关系。这一结果再次支持“政策协调比政策数量更重要”的结论。

四、讨论与结论

该研究揭示了气候政策工具在削弱非绿色创新持续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CETP、LCCPP与GLISP主要与绿色转向相关联，而VEMR是唯一同时作用于两个边际（减弱非绿色持续性、增强绿色转向）的工具，说明监管可信度对松动既有技术路径尤为关键。政策组合方面，聚焦的限制性组合或支持性组合均比广撒网式的政策捆绑更能促进绿色转向，政策互补性与连贯性优于单纯累积工具数量。论文结论部分指出：碳政策设计应同时关注促进绿色创新与削弱非绿色创新持续性；工具选择需要认识到监管可信度的独特作用；政策组合应有针对性地协调而非无序堆叠。该研究为新兴经济体在多重政策环境下的低碳转型提供了实证参考，但也存在样本局限于上市公司、未细致考察行业异质性等局限，未来研究可继续探索政策设计与技术结构调整的互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