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电产业近年来迅速扩张，以应对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和提升能源安全的战略需要。核能在中国低碳转型中也发挥着越来越核心的作用，提供了一种稳定、大规模的零碳基荷电力来源，与国家碳达峰和长期脱碳目标相一致 [1]、[2]、[3]。从2017年初至2024年底，全球共有52座核反应堆进入建设阶段，其中25座采用中国设计方案，反映出中国核电产业日益增长的技术成熟度 [4]。随着装机容量不断增加，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核电装机容量将超过欧盟和美国 [4]。
回顾历史，中国发展核能的雄心可追溯至1956年。该年，《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订草案）》确立了"在十二年内，中国应能独立建造中等规模核电站和交通运输用实验核反应堆"的目标 [5]。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追求核能能力的进程与全球范围内的并行发展浪潮同步展开——北美、欧洲和亚洲的各国纷纷启动民用核能计划，受战后技术乐观主义和原子能前景的驱动。1951年，美国在爱达荷州国家反应堆试验站利用实验快堆一号（EBR-I）成功实现核能发电 [6]。1954年，苏联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工业规模核电站——奥布宁斯克核电站，开创了核电大规模商业化发电的先河 [7]。
然而，中国发展国内核能的道路既非线性，也非迅速。尽管最初的探索始于20世纪中叶，但中国首座核电站——秦山一期——直到1985年才开工建设，直到1991年才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从理想构想到实际运营的漫长历程。与苏联相比，后者早在1954年就投运了奥布宁斯克核电站，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落后了大约四十年。尽管与先进核能国家存在初始差距，但在此后的四十年中，中国核电发展的步伐显著加快。中国不仅掌握了二代和三代核电技术，还推进了四代系统和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研发与示范 [8]、[9]、[10]。作为核电出口堆型的华龙一号已逐步进入国际市场，标志着中国在向海外推广自主核电技术方面取得了重要里程碑 [11]、[12]。
中国核电产业的迅速扩张吸引了大量学术关注，现有研究聚焦于四个方面：铀资源安全、监管治理、标准化发展和知识产权地缘政治。在铀资源安全方面，邢等 [13] 预测在中情景下，到2030年中国的铀需求将达到20,113吨铀（tU），凸显了中国核燃料循环对外部供应中断的脆弱性。
其他学者提出了与安全管理治理和标准化相关的问题。许 [14] 对中国碎片化的监管格局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指出九个中央政府机构和三个国有企业存在职责重叠。作者认为，安全的核能发展需要一致的政策和有效的法规，但中国面临着官僚竞争、协调不力以及中国国家核集团（CNNC）和中国广核集团（CGN）等强势国有企业不当影响等挑战。郑等 [15] 考察了中国核能产业的标准化战略，指出了四个关键问题：（1）分权化的标准管理体系与多个技术委员会并存；（2）由于引入多种反应堆类型导致的顶层设计不足；（3）标准制定滞后于项目进展；（4）企业从标准化工作中获得的利益有限。
部分学者从知识产权的角度审视了核能地缘政治。迈耶 [16] 揭示，知识产权的版图与美欧衰落这一广为流传的叙事相矛盾——美欧都拥有更高价值的专利，即在关键技术上深耕并非常积极地在国外申请专利。尽管北京看起来创新活跃，但中国专利的价值存在争议。中国参与者主要关注国内，缺乏同等程度的海外参与 [16]。
现有研究倾向于从各自的独立视角审视中国的核能发展，对中国在面临诸多障碍的情况下为何能够实现核能的显著规模化扩展，所给出的解释相对有限。本研究通过将中国的核能转型困难从离散的挑战重新框架化为相互关联的问题，来重新审视这些困难。更具体地说，本研究试图通过回答以下问题来回顾中国的核能发展：
中国核能产业的关键子系统有哪些？它们的演进与互动如何塑造了核电发展的长期轨迹？
本研究建立在"社会技术转型"和"政策学习"的理论框架之上。社会技术转型框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视角，使我们能够分析不同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该框架帮助我们将在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制度动态互动中定位中国核能的发展。另一方面，政策学习框架提供了一种观察子系统内部及子系统之间渐进演化的视角，将其视为多个政府附属行为者主动学习的一种动态过程。这两个视角的整合，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中国核能产业在过去四十年间的发展展开过程。分析框架和数据收集过程详见第二部分"分析框架"和第三部分"方法论与研究数据"。第四部分呈现子系统政策学习的平行分析，第五部分讨论跨系统对齐与"系统纠缠者"的角色，第六部分得出最终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