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Silenced by design: The collapse of gig worker voice under algorithmic control in an authoritarian labour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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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正在通过算法系统重塑劳动的组织方式，这些系统以最少的人工干预管理劳动。尽管越来越多的文献关注全球北方的这些系统，但其在政治集权和制度脆弱环境中的运作方式仍未得到充分理解。本研究探讨算法管理与威权劳动体制如何交织并重构工作者话语权。研究人员采用批判性主题分
数字化正在通过算法系统重塑劳动的组织方式，这些系统以最少的人工干预管理劳动。尽管越来越多的文献关注全球北方的这些系统，但其在政治集权和制度脆弱环境中的运作方式仍未得到充分理解。本研究探讨算法管理与威权劳动体制如何交织并重构工作者话语权。研究人员采用批判性主题分析（critical thematic analysis）方法，对土耳其41名零工工作者（gig workers）进行深入访谈，识别出一个分层过程：话语权在结构上被排斥（structural foreclosure）、在心理上被内化（psychological internalisation），并在约束下以非正式方式重新组装（informal reassembly），从而拓展了关于威权环境中算法治理（algorithmic governance）和工作者能动性（worker agency）的理论。研究结果揭示了不透明的数字管理系统对当代人力资源管理（HRM）和劳动政策中的尊严、问责制及民主监督所构成的风险。
**算法性失语体制：威权劳动市场中的话语权消解、心理内化与隐性抵抗**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数字平台经济的迅猛扩张正在深刻改变劳动的组织形态。算法系统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分配、监控和评估工作任务，将协调与控制融合于单一技术装置之中，使得管理权威不再体现于主管人员，而是编码于决定可见性、奖励和惩罚的界面之中（Kellogg et al., 2020）。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全球北方（global north）背景下算法管理对工作者话语权的影响，然而在政治集权、制度脆弱的环境中，算法管理如何与威权劳动体制相互作用、如何重构工作者的话语权与服从模式，仍缺乏系统考察（Cameron, 2024; Wu & Huang, 2024）。
土耳其为此提供了理想的研究情境。该国呈现出威权劳动体制的典型特征：工会密度低于14%，集体谈判设置1%的行业门槛，罢工常以国家安全为由被中止，争议被强制纳入仲裁，监管检查受政治关系影响（Erbil, 2025; Tansel, 2019; ?elik, 2016）。零工工人被归类为"esnaf kurye"（法律上的自雇快递员），被排除在劳动法保护之外，保险、维护、设备、燃料和风险成本全部转移至工人自身（?ztürk, 2023）。2023年青年失业率超过20%（Tü?K, 2023），2024年快递员组织报告至少63名工人死亡，主要源于时间压力下的事故（Kurye Haklar? Derne?i, 2025）。在此背景下，Yemeksepeti（食品配送）、Getir（按需杂货与快递）、Trendyol Go（电商物流）以及Uber（网约车与配送）等平台已协调城市服务劳动的绝大部分。
该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算法管理嵌入威权劳动体制后，如何通过结构性排斥、心理内化和非正式重组三个相互关联的机制，系统性地消解零工工作者的话语权？研究者引入"算法性失语体制"（algorithmic silencing regime）概念，描述算法治理与威权劳动制度如何相互作用以塑造控制与表达。这一体制的独特性不在于算法控制本身的存在，而在于制度脆弱且自由裁量的国家如何与平台权力形成特定联结——这与中国的"高能力发展型国家"平台治理模式形成对比（Lei, 2021; Sun et al., 2023）。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研究者整合了四个理论框架构建分析透镜。Hirschman（1970）的退出-话语-忠诚模型（Exit-Voice-Loyalty model）绘制了工人对不满的行为反应图谱，揭示算法系统如何限制退出、将话语吸收为反馈并利用声誉指标操纵忠诚。Foucault（1975/2020）的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概念阐释了工人如何通过可见性与评估将算法控制内化为预期性自我规制。Couldry和Mejias（2019）的数据殖民主义（data colonialism）框架将算法控制视为对行为与情感数据的单向提取，暴露了信息不对称与沟通能动性的丧失。Hardt和Negri（2004）的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理论则识别了情感与沟通劳动的 commodification，揭示耐力、关怀与社交如何在数字控制下维持价值创造。
研究方法采用批判性主题分析（critical thematic analysis, Braun & Clarke, 2023; Lawless & Chen, 2019），辅以溯因推理（abductive reasoning, Timmermans & Tavory, 2012）。研究样本包括41名土耳其零工工作者，通过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招募（后者在威权政治敏感环境下成为方法论上的必要而非便利），涵盖食品配送、杂货配送、平台出租车和在线自由职业等多种工作类型。参与者分布于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等主要都市劳动市场。访谈采用半结构化面对面形式，包含21个开放性问题，围绕四个领域组织：（1）与算法系统的日常接触，（2）话语、沉默与异议的经历，（3）应对与抵抗实践，（4）对组织与政策支持的期望。数据分析经过四个阶段的溯因过程：开放编码、跨组聚类、理论对话、主题整合。最终形成三个主题：话语权的结构性排斥、责备与服从的内化、约束下的非正式话语实践。
**三、研究发现**
**主题一：话语权的结构性排斥（Structural foreclosure of worker voice）**
该主题包含三个次主题。在不透明评估与无法触及的管理者方面，参与者描述算法评估的不透明性既是焦虑来源也是规训机制。一位22岁的快递员Arda将绩效分数无故下降形容为"被幽灵惩罚"。在单向沟通与自动化惩罚方面，平台的基础设施复制了数据殖民主义的权力不对称：工人的表达被存储为数据而非被承认为言语。Doruk的遭遇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当客户虚假投诉时，他试图辩解却只收到自动警告消息。在不连贯规则与令人困惑的更新方面，平台不断改变支付系统和绩效指标的"任务系统"使工人处于持续的不确定状态，Volkan描述了"每次系统更新都让他感到困惑"的体验。研究者认为，这种不稳定性不仅是技术缺陷，更是一种治理技术——通过疲劳和依赖确保服从，将工人的认知灵活性商品化的同时抑制批判所需的反思距离。
**主题二：责备与服从的内化（Internalising blame and obedience）**
该主题包含三个次主题。从失望到自责方面，工人面对不透明的算法评估和不断变化的规则，学会将系统性的模糊性解释为个人不足。19岁的快递员Nafiz在收入突然下降时"第一反应不是系统不公平，而是自己一定做错了什么"。在关于停用与未来惩罚的恐惧方面，算法权威通过不确定性运作，工人的不安全感转化为预期性服从。司机Pars描述了账号被无解释暂停后"活在持续恐惧中"的状态，"沉默是生存的代价"。在情绪耗竭与退缩方面，持续的重校准和情感不确定性将参与转化为劳动、劳动转化为疲劳。Samet描述了从愤怒到"什么都感觉不到，只是累"的转变过程，而Cemile则指出"热情已被耗竭取代"。研究者认为，这种从责备到恐惧再到耗竭的递进展示了控制如何通过情感捕获而非强制命令来行使。
**主题三：约束下的非正式话语实践（Informal practices of voice under constraint）**
该主题包含三个次主题。在低语网络与相互示警方面，工人构建了超越管理层可见性的平行沟通基础设施。Baha区分了"官方应用"和"真正的应用是WhatsApp"——工人在群组中相互警告危险区域、问题客户和虚假报告者。在策略性服从与抵抗的隐藏文本方面，工人表面服从算法要求的同时默默颠覆其逻辑。Servet在界面上看似遵循应用路线，实际选择自己更安全的小路；自由职业者Itri接受低报酬任务以维持评分，但仅投入最少的精力和时间。在虚拟环境中的电子共情（e-mpathy）方面，研究者提出这一概念描述数字中介的、互惠的情感劳动形式：工人通过数字空间相互提供情感支持、认可和韧性。Demir将WhatsApp群聊称作"我们的数字咖啡休息时间"，Jale则描述了女性自由职业者Facebook群组如何成为情感生存的避难所。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者指出，算法管理在土耳其平台经济中的运作是长期专制劳动控制形式的延伸。技术语言掩盖了这一连续性，平台系统通过不透明的评级、自动化制裁和不断变化的指标复制了专断监督的熟悉模式。这种算法性失语超越了数字界面本身，反映了一种依赖不透明和恐惧的政治理性。该体制的持久性不仅依靠强制，更依赖于主体性的重组——服从与抱负融合，顺从被重新定义为理性行为。
研究的重要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影子话语"（shadow voice）概念，即加密的、非正式的、情感性的能动性模式，拓展了Hirschman原始三元组的范围。研究者明确指出：自我审查、信息不对称、不透明和平台专断等个体机制在既有文献中已有记载，本研究不是发现这些机制，而是展示当算法管理嵌入威权劳动秩序时，这些机制如何在体制层面被重组，并阐明土耳其特有的国家与平台联结方式——通过法律临界状态、自由裁量执法和经济不确定性进行治理，而非如中国那样通过发展型协调，也非全球北方那样通过受监管的管理模糊性。
研究者确认，类似的不安全、受约束的话语和有争议的组织在全球北方的平台工人中也有记录（Cini et al., 2022; Martindale et al., 2024）。在此框架内，算法性失语命名了根深蒂固的既有不稳定性（precarity）的数字重构——工人是在已然退化的替代选项中评估平台劳动；影子话语则命名了在其中持续存在的加密的、非正式的、情感性的能动性。土耳其案例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机制独特，而在于它以强化形式揭示了技术与政治支配如何组合成单一的沉默体制。
研究结论指出：算法管理远非技术现象，而是重新排序工作与服从的政治工程。它将威权统治的逻辑延伸至日常劳动的亲密回路中，同时引发自身的团结与关怀的反向运动。土耳其零工工作者不仅在忍耐这一体制，更照亮了其内在矛盾。他们的非正式集体主义、安静的坚持、电子共情的行为表明，即使在为隔离而设计的架构中，人类建立联系的能力依然存续。对人力资源管理而言，将算法指标视为绩效的中立表征而不加以反思性审视，就是将不公正制度化为效率；平台治理必须引入透明度、对话和人类监督，保障解释权、申诉权和数据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