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eaner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Biospheric values and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generative concern and environmental attitude with moderation by generative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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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绿色供应链管理（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GSCM）已被认可为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的战略响应，但其在发展中国家公共部门的应用仍然有限。为弥补这一空白，本研究旨在探究生物圈价值观对GSCM的直接作用，以及通过生成性关切和环境
最近，绿色供应链管理（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GSCM）已被认可为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的战略响应，但其在发展中国家公共部门的应用仍然有限。为弥补这一空白，本研究旨在探究生物圈价值观对GSCM的直接作用，以及通过生成性关切和环境态度的间接作用。此外，研究还考察了生成性领导对这些关系的调节作用。基于自然资源基础观（Natural Resource-Based View，NRBV）理论，研究人员构建了理论框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收集了巴基斯坦哈扎拉分区公共部门员工的251份有效回答。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PLS-SEM）证实，生物圈价值观正向促进GSCM。同时，生成性关切和环境态度在生物圈价值观与GSCM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此外，生成性领导显著调节生物圈价值观与GSCM、生成性关切和环境态度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通过将NRBV拓展至公共部门可持续实践，并强调生成性关切和环境态度作为关键中介，为理论做出贡献；同时确立了生成性领导作为关键情境增强因素。实践上，研究结果表明，将亲环境价值观和生成性领导嵌入公共组织，有助于其实施废弃物减量、可持续供应链和资源效率战略。
题目解析：生物圈价值观驱动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心理机制与领导情境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近年来，全球可持续发展议题日益紧迫，人类活动已超出地球生态承载能力，气候变化、资源枯竭和环境退化迫使各国政府寻求长期环境战略。绿色供应链管理（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GSCM）作为将环境考量融入传统供应链管理的企业战略，能够平衡经济与环境绩效，增强长期韧性。然而，现有GSCM研究多聚焦于工业化国家的私营制造企业或公私合作项目，对发展中国家公共部门的关注显著不足。巴基斯坦公共部门存在官僚体制僵化、环境政策执行不一致和环境意识薄弱等问题，政策决心与运营实践之间的鸿沟凸显出研究公共部门可持续行为转化中心理与人为因素的必要性。既有研究过度强调技术因素，忽视了员工价值观、领导风格等无形资源对GSCM的驱动作用。个体持有强生物圈价值观虽与亲环境行为紧密相关，但仅靠自发的环境义务感并不足以促进GSCM，需要结合动机因素（生成性关切）和环境态度，并借助生成性领导的支持，才能系统应对GSCM挑战。为此，本研究提出两个核心问题：生物圈价值观是否通过生成性关切和环境态度对GSCM产生直接与间接效应？生成性领导是否在这些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
二、研究内容与核心结论
研究人员以自然资源基础观（Natural Resource-Based View，NRBV）和价值-信念-规范（Value-Belief-Norm，VBN）理论为理论基础，构建了涵盖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整合理论框架。NRBV认为企业可通过污染预防、产品监管和清洁技术三大战略能力实现可持续竞争优势；VBN理论则阐释了个体价值观通过信念和个人规范外化为亲环境行为的道德心理过程。研究以巴基斯坦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哈扎拉分区政府部门中直接或间接参与环境事务的执行官、管理人员、主管和员工为对象，采用简单随机抽样，通过问卷收集了251份有效回答。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PLS-SEM）分析结果表明：生物圈价值观正向促进GSCM（H1）；生物圈价值观正向影响生成性关切（H2）和环境态度（H3）；生成性关切（H4）和环境态度（H5）均正向促进GSCM；生成性关切（H6）和环境态度（H7）在生物圈价值观与GSCM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生成性领导显著调节生物圈价值观与环境态度（H8a）、生成性关切（H8b）以及GSCM（H8c）之间的关系，且调节效应均为正向。
三、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基于实证主义哲学和演绎法的横截面问卷调查设计。依据Saunders等提出的“研究洋葱”模型，研究依次确定实证主义哲学、演绎法、单一定量方法、横截面调查策略。目标样本为巴基斯坦哈扎拉分区政府各部门员工，通过G*Power软件计算最小样本量为138（效应量0.15，α=0.05，检验效能0.95，预测变量5个），最终收集251份有效问卷。所有测量量表均改编自既有文献，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数据分析采用PLS-SEM，包括测量模型评估（信度、收敛效度、区分效度）和结构模型评估（直接效应、中介效应、调节效应、R2与Q2预测相关性）。为检验共同方法偏差，采取了程序性补救（清晰说明研究目的和指导语）和统计性补救（Harman单因素检验，最大因子方差44%低于50%阈值）相结合的举措。
四、研究结果
4.1 多变量假设与共同方法偏差
为满足PLS-SEM的多元假设要求，研究人员对多重共线性（内层方差膨胀因子VIF<5）、正态性（偏度和峰度阈值±2）以及异常值（Mahalanobis D2阈值：小样本≥2.5，大样本≤4）进行检验，均通过。程序性补救包括清晰的信息封面和简洁无歧义的题项表述。
4.2 可靠性、收敛效度与区分效度
测量模型分析显示，所有变量的Cronbach's alpha和组合信度（CR）均高于0.70，平均方差提取值（AVE）均高于0.50，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收敛效度。区分效度采用交叉载荷、Fornell-Larcker准则和异质-单质比率（HTMT）进行检验，HTMT值均低于0.90阈值，显示各构念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4.3 直接假设检验（H1–H5）
基于5000次重抽样的自助法（bootstrapping）分析结果显示：生物圈价值观→GSCM（H1：β=0.249，t=3.988，p<0.01）路径显著，H1成立；生物圈价值观→生成性关切（H2：β=0.592，t=11.381，p<0.01）路径显著，H2成立；生物圈价值观→环境态度（H3：β=0.605，t=12.842，p<0.01）路径显著，H3成立；生成性关切→GSCM（H4：β=0.369，t=5.944，p<0.01）路径显著，H4成立；环境态度→GSCM（H5：β=0.309，t=4.743，p<0.01）路径显著，H5成立。
4.4 中介效应检验（H6–H7）
间接效应分析表明：生成性关切在生物圈价值观与GSCM之间起中介作用（H6：β=0.218，t=5.171，p<0.01），H6成立；环境态度在生物圈价值观与GSCM之间起中介作用（H7：β=0.187，t=4.410，p<0.01），H7成立。
4.5 调节效应检验（H8a–H8c）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生成性领导×生物圈价值观→环境态度（H8a：β=0.123，t=1.829，p<0.05）调节效应显著；生成性领导×生物圈价值观→生成性关切（H8b：β=0.137，t=2.226，p<0.05）调节效应显著；生成性领导×生物圈价值观→GSCM（H8c：β=0.110，t=3.039，p<0.01）调节效应显著。模型解释力方面，环境态度（R2=0.359，Q2=0.254）、生成性关切（R2=0.347，Q2=0.222）和GSCM（R2=0.669，Q2=0.468）均显示良好的预测相关性和解释力度。
五、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验证了NRBV和VBN理论在公共部门情境中的适用性。NRBV视角下，领导承诺、共享价值观和环境意识等无形资源可转化为支撑污染预防、产品监管和清洁技术的战略能力；VBN视角下，强生物圈价值观通过巩固环境信念和个人责任感，进而形成正向环境态度和生成性关切，最终落实为GSCM实践。研究发现，生物圈价值观不仅直接促进GSCM，还能通过生成性关切和环境态度产生间接效应，表明面向未来世代的道德关切和积极环境态度是价值观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关键心理路径。生成性领导的调节效应进一步表明，当领导者强调代际责任、伦理关怀和长期可持续目标时，员工内在环境价值观更容易表达为环境态度和生成性关切，并转化为GSCM相关行为。这一发现确立了领导风格在连接个人价值观与组织可持续实践中的情境强化作用。
研究结论指出：生物圈价值观通过生成性关切和环境态度直接和间接地促进公共部门绿色供应链管理。基于NRBV和VBN理论，道德和心理因素在塑造可持续行为中至关重要，而生成性领导则将这些关系强化，将个人道德动机转化为集体环境行为。理论上，研究将NRBV扩展至无形人力资源维度，并在组织情境中验证了VBN的道德-行为链条；实践上，研究建议将生物圈价值观和生成性领导纳入公共部门可持续计划之中，通过培训、领导力开发、绿色采购政策和激励机制，促进废弃物减量、资源效率提升和可持续供应链战略的落地。尽管研究局限于单一地区且为横截面设计，但为未来更广泛情境中价值导向可持续性与领导力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