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字掣肘比特:中国地方财政压力与企业数字化
《Emerging Markets Review》:Deficits hamper bits: Local fiscal stress and corporate digitaliz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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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6年08月30日
来源:Emerging Markets Review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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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讨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对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进行文本分析,并以其数字无形资产投资数据加以验证,我们构建了2007至2020年间中国上市企业的公司层面数字化指数。在识别策略上,我们采用两种互补方法:一是使用巴蒂克式工具变量来外生化地方财
摘要
本研究探讨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对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进行文本分析,并以其数字无形资产投资数据加以验证,我们构建了2007至2020年间中国上市企业的公司层面数字化指数。在识别策略上,我们采用两种互补方法:一是使用巴蒂克式工具变量来外生化地方财政压力的变化;二是基于2014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新规实施的双重差分设计。两种方法均表明,财政压力对企业数字化采纳具有显著的因果抑制效应。该效应通过两条路径传导。其一,财政压力削弱了企业所依赖的公共补贴与地方创新支持(即资源约束渠道);其二,财政压力加剧管理层的风险规避倾向和短期行为,导致企业推迟长期数字化项目(即战略选择渠道)。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上述负面效应较弱;而在政府治理能力较低的地区,该效应则更为突出,从而扩大了区域间数字鸿沟。总体而言,地方政府的财政健康状况构成企业技术升级的关键外部前提条件。
引言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重塑了全球经济格局,迫使企业从根本上调整其运营战略与商业模式(Vial, 2021)。在现代数字经济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即人工智能(AI)、大数据、云计算及区块链等技术的融合应用——已从单纯的操作层面升级演变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战略必需(Verhoef et al., 2021)。然而,与常规资本支出不同,数字化转型具有高初始投入成本、显著不可逆性以及长期不确定性等特征。因此,它对外部制度环境和融资条件极为敏感。这种敏感性使得数字化转型成为研究财政压力的理想切入点:不同于通常可通过抵押品获取债务融资的实物投资,亦或日常研发活动,数字化项目多为无形资产,难以作为抵押物,且收益仅在长周期且不确定时期显现,因而高度依赖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补贴、基础设施及制度支持。尽管已有大量金融文献探讨企业层面特征对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作用,但地方公共财政,尤其是地方政府财政健康状况的影响,仍鲜有研究。
弥补这一空白对于拓展公共经济学领域中关于财政压力实际效应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该领域已揭示财政状况如何塑造企业的有形成果,但尚未触及数字化这类战略性、无形升级过程。要充分理解地方财政条件向企业部门的传导机制,必须认识到次国家层面政府所发挥的巨大经济作用。在中国高度分权的财政体制下(Jin et al., 2005),地方政府承担全国公共支出的约85%(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它们不仅是行政分支,更是区域经济资源配置的主要承担者,提供绝大部分企业补贴、数字化基础设施投资及地方制度支持(Xu and Yano, 2017)。然而近年来,受经济增长放缓和减税政策影响,许多地方政府面临日益严峻的财政压力。由此形成一种关键张力:地方财政紧缩作为一项普遍性的公共部门约束,可能通过限制企业获取必要补贴、基础设施和制度支持,直接阻碍国家数字化战略目标(Howell, 2017)。尽管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地方财政压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仍未得到充分探索。此前公共财政研究多聚焦于传统指标如总投资或杠杆率(Heider and Ljungqvist, 2015),而信息系统研究则关注内部组织准备程度(Hess et al., 2016),导致地方财政压力对企业战略性无形升级的实际影响长期处于“黑箱”状态。
本研究旨在搭建并检验一个理论框架,阐释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如何传导至企业部门,进而塑造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轨迹。我们的分析立足于公共经济学中关于财政压力实际效应的研究,并结合公司金融理论阐述企业层面的具体机制。我们提出,财政压力对企业产生双重摩擦:一方面,外部公共资源收紧,限制融资与基础设施支持;另一方面,本地营商环境恶化,改变管理层风险偏好与决策视野。这正是地方财政压力区别于一般性金融约束的关键所在:它不仅提高外部资金成本,还削减公共产品供给(如补贴、数字基础设施与创新支持),并传递制度环境恶化的信号——这些渠道并非企业层面的信贷冲击所能涵盖。为解构具体机制,我们借鉴金融学的两个互补视角。首先,从金融摩擦角度出发,我们提出资源约束渠道:财政压力迫使政府削减补贴与基础设施投入,从而收紧企业外部融资条件。其次,结合不确定性下的投资与代理问题文献,我们提出战略选择渠道:财政不稳定信号反映本地经济环境恶化,诱发管理者短视行为,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意愿,致使企业搁置长期、高风险数字化项目。
中国为研究该问题提供了独特理想场景,因其企业数字化融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公共预算。识别该效应需要地方财政健康状况在横截面与时间序列上的显著变异,而中国高度分权的财政体系天然具备此类特征(Jin et al., 2005)。此外,该情境存在尖锐的制度性矛盾:中国在国家层面通过“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宏大规划优先推进数字化转型。然而,这些宏观目标的实际执行与财政保障高度依赖地方城市(Xu and Yano, 2017),使企业数字化进程极易受到地方财政紧缩冲击。结果表现为,中国企业虽积极拥抱数字技术,但转型程度因区域与企业对地方公共部门约束暴露度不同而呈现系统性差异。
本研究采用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样本,考察地方财政压力(以城市公共预算赤字占收入比例衡量)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年报文本分析量化,并经数字资产投资数据严格验证)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二者存在统计与经济意义上的显著负向关联。为缓解内生性问题,我们采取严谨的双重识别策略:第一,采用巴蒂克式工具变量提取地方财政压力的外生变化;第二,利用2014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新规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DID)模型。工具变量与DID估计均证实,地方财政压力的外生上升会实质性阻碍企业数字化采纳。
进一步分析表明,该效应由理论框架所述的双重渠道机制驱动。我们发现财政压力显著减少直接公共财政补贴与间接地方创新支持(资源约束渠道),同时也增强管理者风险规避倾向与短视行为(战略选择渠道)。财政压力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对于国有企业及已适应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企业,负面效应明显减弱;而对于营销导向性强及所在区域政府治理能力低的企业,该效应则更为严重。此外,附加分析显示,财政压力对不同类型数字技术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对云计算等基础设施密集型领域冲击最大。我们还发现,尽管数字化转型短期内抑制盈利能力,但与企业长期绩效提升显著相关,凸显出财政驱动型数字惰性所带来的巨大经济代价。
本研究作出三项具体贡献,主要面向地方财政条件实际效应的公共经济学文献,并由公司金融提供企业层面机制支撑。首先,我们拓展了地方财政政策如何塑造企业行为的研究。该领域一大支脉聚焦财政或信贷冲击的“实际效应”(Cohen et al., 2011; Zidar, 2019)。如Berger et al. (2020) 全面综述所示,这类实际效应通常指物理资本投资、就业动态及银行信贷等有形经济结果。我们在继承此基础的同时,明确区分研究对象与此类传统有形指标不同。相反,我们提供了新证据,揭示区域预算赤字如何制约企业数字化转型——一种无形、长期且战略关键的投入。借此,我们识别出一条独特边际路径,即地方财政困境如何阻碍企业面向未来的技术升级。为证明该缺口不仅存在且具实质意义,我们明确指出现有研究成果中哪些被我们的发现限定或重新诠释。首先,我们的结果对“财政压力实际效应主要通过有形边际如实物投资与就业实现”的观点提出限定(Cohen et al., 2011; Heider and Ljungqvist, 2015),因类似效应亦出现在那些研究未衡量的无形战略升级中。其次,我们重新诠释企业数字化文献中“跨企业差异主要源于内部特征”的观点(Vial, 2021),通过证明部分差异与企业所在地方政府财政健康状况相关。第三,我们对财政压力的纯粹金融约束解读提出限定(Yu et al., 2018),因该效应部分通过公共产品供给与制度不确定性信号传导,而非仅通过企业借贷成本。
其次,我们深化了对连接地方公共财政摩擦与企业战略决策机制的理解。通过区分资源约束渠道与战略选择渠道,我们提供了更精细化的解释,阐明外部公共部门困境如何改变企业内部行为。具体而言,我们证明地方财政压力不仅通过收紧企业外部融资条件阻碍技术采纳(基于资源的约束),还因环境不确定性加剧而恶化管理层代理问题与风险偏好(Gulen and Ion, 2016)。这一双重摩擦框架清晰揭示了公共经济状况如何重塑管理激励,明确地方公共财政摩擦如何转化为企业层面战略行为。
第三,我们补充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决定因素的相关文献。此前研究多集中于企业内部特征,如治理结构或既有IT能力(Vial, 2021)。我们通过强调地方公共经济环境的关键作用拓宽了这一视角。数字化转型资本密集且充满长期不确定性,使其高度依赖稳定的外部公共产品与制度支持。我们的发现表明,地方政府财政健康状况是企业成功实现数字升级的根本外部前提。
除上述理论贡献外,本研究为处于普遍存在国家干预的新兴市场提供更广泛启示。尽管研究背景为中国,但结论触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性挑战:在政企关系紧密且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情境下,地方政府财政健康状况不仅关乎公共管理,更是企业战略升级与长期经济质量的核心驱动力。当区域财政能力差异显著时,地方政府层面的财务困境可能成为阻碍国家产业与技术升级战略的关键瓶颈,却被长期忽视。通过识别“财政—数字”关联,我们的研究揭示了由地方公共财政引发的国内数字鸿沟风险,为资源受限经济体培育可持续数字增长提供了重要经验。
论文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2节回顾相关文献并提出核心假设;第3节描述数据来源、变量构建及实证方法;第4节呈现全面实证分析,包含基准回归、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含工具变量与双重差分模型)、机制检验、横截面异质性分析及扩展分析;第5节总结研究发现,讨论理论与实践意涵,并指出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章节片段
相关文献
本研究主要定位在地方财政条件实际效应的公共经济学文献中,同时借助公司金融理论解释企业层面反应。具体而言,它构建并联通两个不断扩展的研究脉络:地方财政条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决定因素。我们选择性评述各脉络,仅保留与论证直接相关的研究,并在本节末尾……
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多个权威机构。
中国股票市场与会计研究数据库(CSMAR)提供了四个关键数据集:治理结构数据库,详细记录了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董事及监事信息;财务报表数据库,包含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上市公司基本信息数据库,涵盖企业所在地、行业及其他属性;以及股权性质数据库。
基准回归
表2报告了我们的基准回归结果。在所有模型设定中,地方财政压力(FP)的系数均为负值且具有高度统计显著性。为便于比较效应量级,我们在表中报告了标准化系数。例如,在第(3)列中,FP的标准化系数为?0.036,表明地方财政压力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将下降0.036个标准差(即下降3.6%)。
结论
本研究考察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这是公共经济学文献中关于地方财政条件真实效应的核心议题之一。虽然已有研究将财政条件与传统企业投资联系起来(Xu和Yano,2017;Zhu等,2022),但财政条件与企业数字化这一战略性、长期性进程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充分探索。通过构建并检验一个新颖的理论框架,
未引用参考文献
表1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刘怡 | 卢宇飞 | 吴凯 | 黄胜宇
河北科技大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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